2023年2月13日，是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年5月22日-1883年2月13日）逝世140周年纪念日。本文摘自《瓦格纳传》，为其第一章《最初的十七年》的部分内容，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理查德·瓦格纳
　　童年、少年、学生时代
　　理查德·瓦格纳在自传《我的生平》中详细且生动地描述了他的童年。他以传统的方式开篇：“1813年5月22日，在坐落于两层台阶之上的莱比锡布吕尔街‘红白狮子’旅馆里，我出生了，两天后，我在托马斯教堂受洗，得名威廉·理查德。”作为约翰娜·罗西娜·佩茨（1774-1848）与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瓦格纳（1770-1813）婚姻中的第九个孩子，他在布吕尔街3号来到了这个世界，也就是说，在莱比锡“犹太人区”的正中间。然而，当时在莱比锡只有六个犹太家庭，大约50人，可见1453年[1]由莫里茨·冯·萨克森公爵所下达的驱逐令仍然是行之有效的。洗礼也并非如《我的生平》所说，是在出生两天后进行，而是于三个月后的1813年8月16日在托马斯教堂举行的，可能是由于当时的战争状态，也可能只是出于习惯，因为瓦格纳的姐姐克拉拉和奥蒂莉也是在出生四星期后才接受洗礼的。
　　瓦格纳的父亲弗里德里希·瓦格纳曾就读于托马斯中学，并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不过他也曾接受过文学教育。他是莱比锡警察局长候选人。理查德·瓦格纳在自传《我的生平》中说，他的父亲——尽管他的工作远离艺术——“几乎是充满激情地参与着”戏剧世界（ML，9），并阐明：
　　我的母亲告诉我，父亲曾与她一道前往劳赫施泰特去观看《墨西拿的新娘》的首场演出，在那儿的林荫道上对她大谈席勒和歌德，并因为她对这样伟大人物的无知而激烈地责备她。他本人已经陷入对剧院女艺术家的狂热之中。我的母亲开玩笑地抱怨说，她在午饭时得长时间等他，而这期间他却去拜访当时一个著名的女演员。面对她的责备，他言之凿凿，说是案牍缠身，并用沾满了墨汁的手指作证，可强使他伸出手指做进一步检查时却发现非常干净。（ML，9）
　　不幸的是，约翰娜·罗西娜·瓦格纳并没有对她丈夫的放荡行为采取什么措施，她自己与戏剧舞台倒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从《我的生平》中也可见一斑。弗里德里希·瓦格纳“对戏剧的巨大热情使他结交了一位知己好友，演员路德维希·盖尔”（ML，10）。这位朋友将在瓦格纳的生命中担当重要角色。
　　瓦格纳出生的时候，莱比锡就已完全沉浸在战争气氛中了，四处在为战争祷告，武器被施以祝福。3月30日，普鲁士国王在一份公告中称：“救赎的日子到来了，拯救、解脱和复活的日子到来了。”普鲁士想要摆脱拿破仑的统治，4月17日，吕佐夫志愿军也到了萨克森的莱比锡，并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志愿者。从官方角度讲，莱比锡是站在拿破仑这边的，因为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直到最后都保留了对这名法国人的忠诚，哪怕他的一些军官已经倒戈投向普鲁士。
　　5月5日，莱比锡人被要求捐赠绷带。人们为随战争而来的不可避免的传染病做好了准备。人们相信，利用食盐、软锰矿和硫酸盐的混合物，就能将所谓斑疹伤寒的传染源无害化。瓦格纳家也做了很好的应对，理查德·瓦格纳出生十四天后，他们家就从莱比锡老城的北部搬到了地势更高的宁静郊区，位于托恩贝格附近的施托特里茨。
　　6月17日，在新剧场担任乐队指挥职务的E.T.A.霍夫曼，在莱比锡的绿椴树旅馆见到了弗里德里希·瓦格纳。他在日记中写道，警察局书记官、业余演员瓦格纳是个很有异国情调的人，他在模仿奥皮茨、伊夫兰和其他人，不过是以一种很聪明的方式。第二天就要度过四十三岁生日的弗里德里希·瓦格纳，那天晚上喝了许多朗姆酒，据说这玩意儿对抵抗传染病有好处。E.T.A.霍夫曼在1813年与1814年之交的新年夜完成了后来被瓦格纳极为推崇的小说《金罐》，自从格拉泽纳普提出这一点之后，这就不可避免地成了瓦格纳的传说之一。那个时代对一个年轻的家庭来说困难重重。更令人惊讶的是，约翰娜·罗西娜·瓦格纳在7月中旬带着她仅仅两个月大的儿子理查德·瓦格纳动身前往波希米亚的疗养胜地特普利采，于1813年7月21日抵达那里。做丈夫的不得不留在莱比锡，当时莱比锡被法军占领，弗里德里希·瓦格纳能说很好的法语，因此充当了市政府与非常兴奋的拿破仑占领军之间的联络人。然而，他的妻子约翰娜·罗西娜却想在疗养地与他们家的朋友路德维希·盖尔见面，此人是弗里德里希在剧院里认识的。约翰娜的马车旅行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1983年的一位传记作者写道，但他并没有说明人们在猜测什么。
　　这种亲密关系并不特别清楚地为人所知。“警察局书记官瓦格纳在剧院里消磨夜晚的时候，这位出色的演员多半时间取代了他在家庭中的位置。看来他经常使抱怨丈夫轻浮的家庭主妇得到了慰藉。”（ML，10）这些表述并没有明确表达瓦格纳如字面意义一样、在多大程度上希望理解盖尔在家庭“内部”的替代角色。
　　无论如何，这趟旅程显示，瓦格纳的母亲和路德维希·盖尔之间的相互爱慕、相互依赖是很明显的。
　　8月10日，瓦格纳的母亲带着儿子回到莱比锡，这里为庆祝拿破仑的生日挂满了灯饰，而在外面，反对皇帝的战斗已经打响。
　　六天后，拿破仑在西里西亚的勒文贝格赢得一场胜利，几天后，他在德累斯顿取得了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次胜利。炮火越来越接近莱比锡。
　　10月13日，萨克森国王驻跸莱比锡市政厅广场旁的托马斯楼。战场遍布城市四周。1813年10月16日，隆隆炮声拉开了莱比锡战役的帷幕。普鲁士与俄国带领盟友与拿破仑军队战斗。参战的60万士兵中，有9.2万人阵亡。10月17日，莱比锡布商大厦的大厅改建成战地医院，10月18日，布吕尔大火，两枚炮弹飞进城市，榴弹炮对准莱比锡开火，目击者马克西米利安·波佩记录道。在反法同盟——普鲁士、俄国、瑞典——确立胜果后，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才想要改换阵营，但为时已晚，他被俘获并被完全剥夺了权力。
　　莱比锡整个成了战地医院。在布商大厦，供伤员大小便的大桶早已满溢。在彼得教堂，饭汤就放在马桶几步远的地方。流言满天飞，说重伤的法国人会被直接杀掉，后来莱比锡的掘墓人阿勒曼也是这么说的。大街小巷里堵满了枪炮、辎重车辆和躁动的马匹。瓦格纳在自传中说：“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瓦格纳，在我出生的时候任莱比锡警察局书记官［……］他在我出生那年的10月因过度劳累而去世。”这个时间点是错误的。在11月12日，瓦格纳的父亲还递交了一份报告，1813年11月23日，他因伤寒去世，年仅四十四岁。讣告刊登在1813年12月11日的《莱比锡报》上。
　　莱比锡的3.3万居民中，有十分之一以上感染了伤寒、痢疾和斑疹伤寒，城市中50所战地医院的两三万名伤病员的卫生条件加速了传染病的蔓延。
　　理查德·瓦格纳在来到世上的第一年就失去了父亲。但他的母亲并没有孀居很久，住在德累斯顿的路德维希·盖尔立刻就取代了父亲的位置。如同瓦格纳在自传中所说的，盖尔决定“将他的余生全部奉献给这个家庭的抚养和教育”（ML，10）。“这位无家可归、生活艰辛、颠沛流离的艺术家，在他朋友去世一年后娶了他的遗孀，继而成为七个失怙孩子的关怀备至的父亲，由此证明，他是那么强烈地渴望投身于一段温暖的家庭关系。”不久之后，盖尔接受了德累斯顿宫廷剧团的聘用，使得他在经济上也可以支撑这样一个大家庭，并将他们接到萨克森的首府。他作为画家的生意也进展顺利，他相当成功的戏剧作品甚至得到了歌德的称赞。1815年，家里又添了人口：对于盖尔的女儿，同母异父的妹妹塞西莉，理查德·瓦格纳应当说是生出了一种温柔的感情。关于盖尔，瓦格纳在《我的生平》中写道：“我最早的儿时记忆依附在这位继父身上，是他把我引向戏剧。”因此，瓦格纳可以说拥有两个“父亲”，而第二个对他的艺术生涯无疑是决定性的。盖尔被认为是一个有才华但并非天才的戏剧家。直到1821年去世，他都是德累斯顿宫廷剧团的成员，写过剧本，甚至在卡尔·马利亚·冯·韦伯的指挥下担任过歌手。让卡尔·奥古斯特·伯蒂格感到遗憾的是，盖尔并没有坚持他原先的职业：绘画。
　　与我们的作曲家的名字相关的一切似乎都不同寻常，因为在弗里德里希·瓦格纳早逝之后，路德维希·盖尔希望将他刚刚出生的小儿子理查德·瓦格纳“完全当作自己的儿子来抚养”。《我的生平》就此写道：“我上第一所学校的时候，他便让我跟了他的姓，直到十四岁，我的儿时伙伴们都以为我叫理查德·盖尔。直到继父去世多年以后，我们家重又搬回莱比锡，我才在原来的亲戚们的见证下，改姓回瓦格纳。”（ML，11）不过盖尔并没有离开他；几十年后，他选了一只秃鹰[2]作为家族徽章，这只鹰与北斗七星[3]的图案一起，装饰了1870年出版的《我的生平》（私人印制的）第一版。
　　理查德·瓦格纳的家族徽章，是他在1865年后为私人印制的自传《我的生平》设计的。通过将秃鹰与北斗七星相结合，他象征性地把父亲瓦格纳与继父盖尔联系到了一起，从而引发了持续几十年的关于他的父亲究竟是谁的争论
　　盖尔还是瓦格纳？瓦格纳还是盖尔？盖尔和瓦格纳？对自己身份的极度不确定依然存在，并且无法认清现实——遑论将深深埋藏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所有这些隐晦的关系带来了巨大的难题，隐藏其后的则是一个引人焦虑的问题：路德维希·盖尔，这个名字听起来像犹太人的肖像画家、演员和剧作家，有可能是瓦格纳的亲生父亲吗？小理查德未满六个月时，他法律上的父亲弗里德里希·瓦格纳便死于伤寒疫病，这是在莱比锡战役之后传播开来的——在自传《我的生平》中的说法却是“神经热”，他是“由于劳累过度”而得上的——我们在这里就能感觉到，“伤寒”这个词被努力避免掉了。这难道不是要大方一点接受真相的较早尝试吗？
　　不过，弗里德里希·瓦格纳的父亲身份就真的这么重要吗？如果命运剥夺了这一身份的本质，即教育职能的话。从前那些看重血统远甚于精神教育的研究者，穷尽笔墨也要证明弗里德里希·瓦格纳的父亲身份，或盖尔明确的雅利安血统——两种观点都是要彻底排除小理查德不可想象的犹太血统的可能性。父亲是谁，依然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盖尔是“雅利安人”。对我们来说，这两者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其他一些东西，它们只对后来的青少年瓦格纳，尤其是成年瓦格纳而言是重要的：他在梦中都在承受父亲关系的不安全感、可能性、危险性、不确定性的折磨。在他出生的情形中，就已经蕴藏了他并不缺少的强迫症的起源。它们折磨了他的一生，后来他在同样没有父亲的舞台角色如西格弗里德、特里斯坦和帕西法尔身上投射了类似情感。
　　此外，也有其他妄想进入作品之中。正如许多文献显示的那样，同样的强迫观念可以产生令人不安的反作用力，瓦格纳就从中产生了强大的创作冲动，并达到了独特的高度。瓦格纳作品之伟大，只能通过尽可能地剖析出他的所有动机，即那些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来呈现，即便偶尔需要一把手术刀。
　　弗里德里希·瓦格纳可能具有良好的知识水平，但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根本无关紧要。在莫扎特或巴赫的生平之中，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身上，周围艺术环境的影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此，过久地纠结瓦格纳的父亲究竟是路德维希·盖尔还是弗里德里希·瓦格纳并没有多大意义：身边都是教师、公务员、管风琴师，全是最好的“德意志”中产阶级，但对于解释，甚至只是预告戏剧超新星瓦格纳的到来，都几乎毫无作用。母亲的情况与此相似。约翰娜·罗西娜·佩茨是萨勒河畔魏森费尔斯的一个面包师的女儿。连她名字的写法都是有争议的，经常也有人叫她“约翰内”。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儿们，以及几乎所有传记作者都声称，她实际上是萨克森-魏玛公子康斯坦丁（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弟弟）的情妇，而康斯坦丁为她在莱比锡的一家教育机构就学提供了资金。莱比锡档案馆负责人沃尔夫冈·赖伦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文件。
　　约翰娜·罗西娜·瓦格纳，原姓佩茨（1774-1848），理查德·瓦格纳的母亲，由瓦格纳后来的继父路德维希·盖尔所画
　　德累斯顿与《魔弹射手》
　　还在继续的战争，让这个家庭紧张不安：理查德·瓦格纳的大哥，十四岁的阿尔贝特，就读于迈森的预科学校，他病倒了，但后来又痊愈了；而才五岁的姐姐玛利亚·特蕾西娅在1814年1月19日夭折，她可能是被父亲传染的。为了减轻他们母亲的负担，路德维希·盖尔将她的三个孩子——罗莎莉、路易丝和尤利乌斯——接去了德累斯顿。在这种生活条件下，还是个婴儿的理查德经常生病、身体虚弱、不太强壮，也就不怎么让人惊讶了（Burrell 1950，26）。很小的时候，他就患上了皮肤病。
　　除了曾在波森多夫和艾斯莱本短暂停留外，直到1827年，德累斯顿都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居住地。德累斯顿也受到了反拿破仑战争的影响。在整个欧洲都被视为建筑奇迹的易北河石桥，被达武元帅炸断了一根柱子，为的是从俄国和普鲁士的追兵手中把大兵团救下来——这座桥必须得修复好。圣母教堂被法国人当成了仓库，为安全起见，曾被送往国王岩堡垒的教堂所藏的艺术珍品又被运了回来：1813年12月，新任萨克森总督列普宁-沃尔孔斯基侯爵又能在这座有着钟形穹顶的巴洛克教堂中举行感恩礼拜了——人们匆匆忙忙地重新修缮了圣母教堂，尽力让文化生活得以重新启动。
　　戏剧很快在年轻的理查德·瓦格纳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1816年，卡尔·马利亚·冯·韦伯被任命为德累斯顿歌剧院的音乐监督。德累斯顿被视为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这里的宫廷青睐意大利歌剧，歌剧院由弗朗切斯科·莫拉基主持，他发起了德累斯顿的诗篇音乐会，并参与负责了《马太受难曲》在德累斯顿的重演。韦伯是他的竞争对手，但两人也密切合作，在休假时互相顶上。瓦格纳和他早期的传记作者所传播的他们的形象，即一个受到宫廷庇护的意大利人和一个在角落里独自奋斗的穷苦德国人，在认识上是错误的。
　　无论如何，以哈姆雷特和堂卡洛斯这样的角色开始演艺生涯，后来却只能扮演喜剧角色的盖尔，由于他的男高音，现在也得以作为歌剧演员参与演出。他在莫里茨街的住处成为许多艺术家的聚集地。盖尔管理查德叫“哥萨克”，或许是由于他粗野的性格。盖尔本来是想把他训练成画家的，这毕竟才是盖尔的主业，但理查德在这方面没有显露多少天赋。瓦格纳后来在《告友人书》（1851）中写道，“学习绘画技巧”让他“很快就感到了厌烦”（SSD，卷IV，251）。
　　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成年瓦格纳回忆说，他小时候拿着偷来的钱买东西时，被继父拿鞭子惩罚过（CT，1873年8月13日），但美好的回忆还是占了上风，比如盖尔是多么喜欢给孩子们买东西（CT，1874年1月1日），再比如他感觉到，继父下定决心“要让他成个人物”（CT，1872年4月1日）。
　　路德维希·盖尔很快注意到，戏剧比绘画对理查德的吸引力更大，于是就把他带去剧院排练。理查德在四岁时就上台跑龙套了（ML，11）。他作为一个男孩的替补上台，在席勒的剧作《威廉·退尔》中饰演儿子的角色——主角威廉·退尔正由路德维希·盖尔扮演（Burrell 1950，27）。直到1879年瓦格纳还生动地回忆起，韦伯的《普列乔沙》中一段带三角铁的进行曲，在他这个八岁的男孩身上施加了怎样的魔力（CT，1879年9月24日和1873年9月3日）。不久之后，在德累斯顿宫廷剧院，瓦格纳欣赏到了《魔弹射手》，这出剧目于1822年1月在德累斯顿首演；它对这个孩子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魔弹射手》——尤其是它的幽灵主题——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幻想。恐怖与对鬼怪的畏惧，在我的性情发展中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因素。［……］直到我童年时代的最后几年，没有一个夜晚我不是因梦到鬼怪而惊声尖叫着惊醒的，只有听到人声的安抚，我的尖叫才能停下来。”（ML，10）
　　关于小理查德极度受惊的反应，还有一系列其他证据。小时候，他经常嚎啕大哭，因此大家就叫他“哭包总管”（CT，1870年1月11日）。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特别容易紧张、过度活跃的孩子。有人从中构建出一种“童年早期精神错乱”的理论：“有些东西给他带来了无法愈合的伤口”，马丁·格雷戈尔-德林评论道，许多起死亡事件“在这个孩子的灵魂中留下印记，这也促成了理查德·瓦格纳的矛盾形象”。不过，童年早期精神错乱与天赋才华之间真的有任何关系吗？1813年的战争一代孩子之中，被战争伤害到的有数十万人。就连同样出生于1813年的朱塞佩·威尔第也是其中之一，他是19世纪唯一能与瓦格纳平起平坐的歌剧作曲家——但绝不是因为他也出生在战争年代，曾度过一个艰苦的童年。为什么是瓦格纳？这个非常诱人、看似能够解释一切的“童年早期精神错乱”的理论，太容易将瓦格纳生命中的阴暗面归咎于纯粹是神圣命运的安排。从心理学上看则是另一回事。如果童年问题与创造性成就之间存在关联，那么“精神错乱”就会成为儿童天赋升华的动力。但瓦格纳的情况恰恰绝非如此。到1839年为止，他都是中等水平的作曲家，在路易·施波尔、海因里希·马施纳、弗里德里希·冯·弗洛托和奥托·尼古拉的水准上创作。从1841年起，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他才以一种迅速而突然的方式超越了他们所有人：直到此时，而不是在童年时期，才发生了传记作者必须要挖掘出的特殊事件。不过，无论如何，童年为他后来的高超创造力制造了条件。
　　继父之死、德累斯顿圣十字中学与叛逆岁月
　　七岁时，理查德被送到盖尔的好友克里斯蒂安·埃弗拉伊姆·韦策尔牧师家寄宿。关于他在德累斯顿附近波森多夫的居住情况，我们可以从《红色记事本》中获得进一步了解，这是瓦格纳1835年开始为日后要写的自传所做的笔记。据其所述，讨人喜欢的韦策尔让他知道了《鲁滨孙漂流记》，了解了莫扎特的生平和希波战争的故事，这个男孩也是在这里上了第一次钢琴课。将近一年后，一位信使赶来，委托韦策尔牧师立即将理查德带回德累斯顿，路德维希·盖尔病重。
　　盖尔于1821年9月30日与世长辞——德累斯顿圣十字教堂的每周纪事中给出的死因是神经衰弱，但今天有人怀疑更可能是肺结核或肾病。没有争议的是，盖尔劳累过度，因为作为画家，他总是不停地接新的肖像画订单。理查德在七岁半的时候失去了他的继父。“在他去世前不久，我刚学会在钢琴上弹奏《永远忠诚正直》和当时还很新的《新娘花冠》：在他去世前一天，我被要求在隔壁房间演奏这两首曲子；我听见他用虚弱的声音对我母亲说，‘他或许真的有些音乐天赋吧？’”1842年，他在自传草稿中回忆道（SSD，卷I，4）。
　　他有多么依恋他的继父，接下来还会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来。1869年，他在特里布申布置新居时，立刻就把继父的画像摆了出来，就很能说明问题。一年后，他再次翻阅盖尔的旧书信，在1870年1月14日给同母异父的妹妹塞西莉的信中写道：“我对我们的父亲盖尔的这种自我牺牲感到非常伤心……在我看来，由于我们的父亲盖尔的牺牲，我们全家都亏欠他良多。”这一模糊的陈述后来当然刺激了所有研究者对谁是真正的父亲的想象。然而，柯西玛1878年12月26日的文字则清楚地表明，理查德·瓦格纳在晚年并不认为路德维希·盖尔是他的生身父亲——但他很高兴自己的儿子西格弗里德与盖尔很相像。
　　路德维希·盖尔（1779-1821）的自画像，他是瓦格纳的继父（1813年去世的生父没有留下画像）。盖尔是演员、剧作家和成功的肖像画家，他于1814年与寡居的约翰娜·罗西娜·瓦格纳结婚
　　盖尔去世后，理查德暂时接受盖尔的弟弟、金匠卡尔·盖尔的监护，被送到了艾斯莱本，理查德的哥哥尤利乌斯已经在这里学徒期满出师了。卡尔·F.申克尔在这里担任普鲁士教堂和墓园的建筑师，艾斯莱本自1815年归属普鲁士管辖。市场55号的房子上至今仍挂着一块标牌，牌子上的字母已经风化，标示着理查德·瓦格纳自1822年9月19日后跟着他的继叔父、金匠卡尔·盖尔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卡尔·盖尔是个单身汉，还跟他的祖母住在一起。老妇人住在一间昏暗的后屋里。理查德·瓦格纳关于这段居住时间的描写显示，他头一次不得不表演出另一个现实：老祖母是接受不了路德维希·盖尔的死讯的，所以大家向她隐瞒了此事。“女仆细心地把我衣服上的黑纱摘了下来，并解释说，若是祖母发现了，那她很快就要死去的。我得经常跟祖母讲述父亲的事情；隐瞒继父之死，这事并不使我为难，因为我本人也不甚了了。”（ML，13）确实，老妇人很快就死了。理查德在艾斯莱本的街头听到军乐队演奏的《魔弹射手》，这成了他最喜爱的作品，此前他最爱的是伊普斯兰提华尔兹。此外，他还对杂技演员惊叹不已，喜欢在河边闲逛。
　　卡尔·盖尔在1822年夏天结婚，房子里再没有给理查德住的地方了，他回莱比锡在叔叔阿道夫·瓦格纳家住了一小段时间，然后返回德累斯顿，1822年12月2日，他用威廉·理查德·盖尔的名字注册进入校规严格的圣十字中学。
　　瓦格纳的大姐罗莎莉在盖尔去世（1821）后没有跟着母亲和弟弟妹妹们返回莱比锡。这个十八岁的姑娘——为了养家糊口——留在了德累斯顿，在各种舞台上演出民间戏剧，但也出演一些要求很高的角色，如爱米莉雅·迦洛蒂和路易丝·米勒林。1826年，成了家庭支柱的罗莎莉在布拉格谋到了优厚的职位，所以全家都跟着搬了家——除了理查德，他将继续在德累斯顿的圣十字中学学习，直到进入大学。
　　圣十字中学的老师并没有否认理查德的学习热情。他对朗诵的兴趣给西利希先生留下了印象，他被允许上台吟诵诗歌，自己也写诗，感觉自己很有诗人的才能（ML，21）。卡尔·尤利乌斯·西利希曾编辑出版过卡图卢斯和老普林尼的作品，瓦格纳在1872年6月12日对尼采写道，这位老师“坚定地”向他介绍了方兴未艾的“语文学”的重要意义（SB，卷IX，295）。理查德先是发现了莎士比亚，为了更好地读懂他，开始尝试学习英语。在十三岁时，他又开始研究荷马的《奥德赛》，并且读的是古希腊文原文，1826年的成绩单中附有一张“额外私人作业”的表格，里面提到了他自己翻译的《奥德赛》前三章。他在德累斯顿的同学费迪南德·普雷格被研究证实有许多言论都错误百出，但在这一点上是可信的，他记得理查德是个“浪荡子”，还总是搞恶作剧：他有一次把一个同学的帽子扔到了校舍屋顶上，但当这个学生开始大哭时，理查德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冲上楼梯，大胆地通过天窗爬上屋顶。一名管理员注意到他，搬了把梯子也往上爬，又被伶俐地滑下来的瓦格纳嘲讽，问他在找什么，难不成是在找一只鸟。
　　理查德寄宿在伯梅家，这家的孩子们也是他的同学，他开始进入了“叛逆的年龄”，这是一个“不怎么安定和环境差强人意的家庭”（ML，22）。坚振礼的准备工作大大削弱了他对神职人员的尊重；但当他1827年在德累斯顿圣十字教堂真正领受坚振礼时，却令他从头到脚都感受到一阵激动，此后他再也不敢参加弥撒了（ML，27）。他离开了伯梅家，租住在一间阁楼里，害羞地凝视着一个姑娘，并在去布拉格的路上发现了自己对旅行和漫游的兴趣；他曾经与母亲一起乘坐邮政马车，也曾和朋友鲁道夫·伯梅一起徒步旅行。1827年春天，他从姐妹们口中得知，贝多芬去世了，他此前已了解了一些贝多芬的作品并非常赞赏。一年前，他的童年偶像卡尔·马利亚·冯·韦伯就已与世长辞。对这个男孩来说，在学校里刻苦学习远不如翻阅古代文本或者玩木偶戏那么愉快。
　　莱比锡的阿道夫叔叔
　　罗莎莉·瓦格纳作为青年一代的大众情人，于1826年至1828年在布拉格的舞台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此期间，理查德在德累斯顿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他挑起了跟学校的决裂，欺骗校领导说，家里叫他赶紧回莱比锡去；他于1827年12月动身去了那里。家里人住在哈雷门前皮希霍夫的一间寓所里［见一封信中的说明：“我的地址：莱比锡，哈雷门前皮希霍夫，一楼”（SB，卷I，117）］。他被尼古拉中学录取了。但通常意义上的“教育”，他是从叔叔阿道夫那里获得的，这是他已逝的父亲弗里德里希·瓦格纳的弟弟，一个名副其实的单身汉和“自由思想者”（ML，30），完全远离国家、教会与学校。这位叔叔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私人学者，跟他好斗的妹妹和她的一个朋友住在一起，不过绝对是个伟岸的人；这处寓所位于城内顶级漂亮、非常著名的房子里面，即从前的阿佩尔楼，后来叫托马斯楼，就在市场旁边，“强力王”奥古斯特二世曾在这里住过，拿破仑在莱比锡民族会战失败后也是在这里与他的盟友萨克森国王告别的。阿道夫（Adolf）——经常也写作“Adolph”——拥有一座巨大的图书馆。他学过神学和哲学，在耶拿听过费希特的课，跟歌德、席勒和弗里德里希·德·拉·莫特·富凯有过亲身交往。他以做翻译家和作家为生，写过一本关于但丁的书，后来瓦格纳很喜欢读这本书（CT，1869年5月28日）。他曾对柯西玛说，要是还能将阿道夫叔叔作为他的精神先驱之一亲自介绍给柯西玛，他，理查德，该会有多么骄傲（CT，1874年5月13日）。从语文学、哲学到文学、诗歌，这些领域全都是叔叔带着理查德入的门。
　　莱比锡的尼古拉中学，A.韦尔的石版画
　　阿道夫叔叔住在莱比锡，这件事情可以说是恰好的，但绝不是偶然。莱比锡是地地道道的图书之城。叔叔和小瓦格纳经常拜访的图书装订工，在开工之前会把所有书都读一遍，导致人们只能一直等着（CT，1871年11月10日）。格里迈大街上有雷克拉姆和其他著名书店。1825年，德国书业协会在这里成立，这里的审查规定也曾经比其他德意志小邦国要宽松得多，但如今随着普鲁士的统治而起了变化。海因里希·布罗克豪斯在1816年5月26日激情澎湃地写下日记，他要追求的“不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还有真正的出版自由、贸易自由、营业自由［……］一切方面的自由！”
　　理查德的下一步动作，就连知识分子阿道夫·瓦格纳都要觉得不好了：他这位十五岁的侄子写了一出悲剧——《罗伊巴尔德和阿德莱德》。瓦格纳在《我的生平》中风趣地将他的努力和这部剧的情节称为《哈姆雷特》的变形：“不同之处在于，我的主人公，面对他在类似情况下被谋杀的父亲的显灵与其复仇要求时，着迷于狂热的行动之中，最终因一系列谋杀行为而精神错乱。”（ML，32）所以这是一部狂野浪漫的作品，剧中有42人死亡，而事实上，登场几幕之后就告缺席的幸存者需要一个合理的结局。为了撑满经典的五幕剧长度，我们年轻的诗人让一些死者作为鬼魂复活，于是这一切导向了一个好的，也就是一个过度悲惨的结局。这部剧无所不包，只缺一样：原创性——除非极大地扩展“原创性”的范畴。尽管进行了最后一次谋杀，罗伊巴尔德还是死在了阿德莱德身边，死在了她爱的怀抱里（！）——如果竭尽全力的话，能在其中看到对《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指涉，不过这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在每一桩年轻时候的“黑历史”中，费点力气总能找到一些跟日后成熟的天才之作似是而非的相似性。十五岁的瓦格纳正是用《罗伊巴尔德》展示出，他并非莫扎特，他的“童年早期精神错乱”也不是什么天才征兆。面对这部作品，阿道夫叔叔惊恐万分；他那生硬的、毫不婉转的否定深深地伤害了瓦格纳。他认为，这是缺乏音乐导致的。于是，他计划给自己的作品配上曲谱，并在1827年贝多芬去世的影响下，决定成为一名作曲家。可他甚至还不会正确地弹钢琴。
　　音乐课、贝多芬迷与莱比锡托马斯中学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过瓦格纳接受的音乐教育。瓦格纳的姐姐克拉拉接受了德累斯顿宫廷歌剧院的聘请，这“也引来了指挥卡尔·马利亚·冯·韦伯多次到我们家”，瓦格纳在他的自传中说。随后，他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名叫萨萨罗利的歌手，他把自己对意大利风格的憎恶归结于这个人，然后又说回韦伯：“韦伯不经常来访，却在我心中留下某种第一印象，让我终生都对他有着不可磨灭的好感。”（ML，34）为了能够记住《魔弹射手》序曲，瓦格纳开始在没有任何人指导的情况下弹钢琴，直到十二岁时才有略显寒酸的家庭教师胡曼给他提出改进意见。因此，瓦格纳将他对意大利，尤其是对意大利音乐的厌恶，归因于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同时将卡尔·马利亚·冯·韦伯视为真正的（也就是说德意志的）音乐典范。
　　不过，他很可能已经深入接触莫扎特，尤其是贝多芬了。十五岁的理查德还搞到一套约翰·伯恩哈德·洛基尔的多卷本《音乐学与实用作曲体系》（1827），并偷偷地跟莱比锡乐团的一位音乐家克里斯蒂安·戈特利布·米勒学习和声，不过他觉得这门课不怎么有趣。这段时间，瓦格纳正在写一出田园剧，脚本和音乐是同时创作的。他自己宣称：“我在写一页乐谱时，甚至都没考虑过接下来的脚本。”（ML，40）或许，瓦格纳在这里是想赋予他这票友级的爱好一种风格，好让日后的进步显得更加厉害。
　　他在马格德堡从姐夫手里拿到了贝多芬《弦乐四重奏：作品127号》的总谱。这份宝藏给年轻的理查德开辟了一种全新的（自我）教学法：他先是把整部四重奏抄了一遍，然后又抄了贝多芬的第五和第九交响曲。瓦格纳抄的第九交响曲副本保存至今。“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对我奇特的音乐思想和灵感产生了神秘的吸引力。”（ML，42）然而，瓦格纳的手稿并非是对原谱的机械抄录，而是将它改编成了钢琴曲。这意味着，他必须非常仔细地钻研贝多芬的作品，才能在不改变它的前提下将它转移到另一种媒介上——从管弦乐转移到钢琴上。对于一个聪明的头脑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作曲课，简直可以取代四位老师：和声、对位法、配器和一般乐理都可以省了。因为当时只有车尔尼的四手钢琴改编版，理查德就在1830年10月把他的双手钢琴版投给了美因茨的肖特出版社：“因此我怀着极大的热情斗胆尝试，将这部交响曲编成适合双手演奏的，到目前为止，我已成功地将第一乐章，也就是最难的部分改得尽可能地清晰、丰满。”白费力！等了两个月后，他收到一封拒信。
　　然而，在这种音乐抱负面前，学校的事务就愈发显得难以忍受了。他逃课越来越多，尽管瓦格纳后来在回忆时讲得长篇大论且不加掩饰，但这件事情仍显得疑问重重，因为对瓦格纳的研究发现，在现存学校档案中找不到关于此事的丝毫记录，而无故缺席在当时绝对是要受到处分的。与比他高一个年级的朋友特奥多尔·阿佩尔不同的是，瓦格纳从未获得过任何表彰，综合成绩通常只能得4分[4]，这意味着“基本不怎么令人满意”。他离开了尼古拉中学，为了——离校记录上说——“通过私人课程为艺术研究［……］做好准备”。
　　直到六个月后，托马斯中学才在1830年夏季决定接收这个学生。他在那里不久之后就要毕业，开启大学之路。为了理查德的麻烦问题定期召集起来的家庭会议，自1828年后吸收了姐姐路易丝的丈夫，书商弗里德里希·布罗克豪斯（1800-1865）。弗里德里希当时二十七岁；父亲去世后，他与弟弟海因里希一起有针对性地扩建了F.A.布罗克豪斯出版社，收益不错。弗里德里希·布罗克豪斯跟路易丝住在斜街，那里总有重要客人到访，如罗伯特和克拉拉·舒曼夫妇、路德维希·蒂克或珍妮·林德。弗里德里希·布罗克豪斯经常帮助理查德，并聘请他为新版的贝克尔-勒贝尔的《为孩子和教师所写的世界史》做校对。这可以给小理查德带来一点收入，同时也扩展了他的历史视野。
　　回顾瓦格纳的童年，我们要说，它真是不能更复杂了：他出生在战争年代的萨克森，其统治者忠诚于占领者拿破仑，而大多数人却同情反抗法国的战争行动。这个萨克森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将半数国土割让给普鲁士，使得莱比锡紧挨在了敌国边境线上。瓦格纳在来到世上的第一年就失去亲生父亲，在七岁时又失去继父，在一个主要依靠剧院谋生的家庭中长大，那在当时可是一个因放荡而声名狼藉的世界。他饱含求知的热情，但他的学习成绩很糟，这也可能是因为，与死板的学校生活相比，理查德觉得在学识渊博又完全不合时宜的叔叔阿道夫那里的讨论与阅读经验要有意思得多。瓦格纳后来在《告友人书》中回忆说，自己是一个被忽视了的、“无教养的”孩子，“在彻底的无政府状态下把生活、艺术和自己变成了我仅有的教育者”（SSD，251）。甚至到了老年，他还对柯西玛抱怨说，他从未学会服从，而一个男孩这样子很容易迷失方向。“我是在最荒唐的无政府状态下长大的。”（CT，1871年7月5日）
　　时代的变化应当更推动了这一趋势。从巴黎传来了1830年“七月革命”的第一波消息。“对我来说，历史的世界从那一天开始；我当然是完全支持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