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堕落可以用很多原因和借口来解释，其中包括英国脱欧、疫情、乌克兰战争、经济困境，以及这届政府的行径，例如从首都搜刮资金再散发去全国各地，对伦敦的各大乐团极力苛求，而对那些贫乏无趣，勉强超过幼儿园水平的细小初创团体却笑脸相迎。
　　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这种堕落，但把这些因素统统加起来，也仍然不足以描述那种举国性的目标丧失和本质上的无能，使音乐在伦敦的地位堕落到了史上最低。经济与此并无关系。伦敦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树立了自己在音乐界的地位，当时成立了两家新的交响乐团，并出人意料地获得了阿图罗·托斯卡尼尼的认可，认定他们跻身世界最佳行列。今天，明星大师们选择避开伦敦，新组建的一家交响乐团几天后就解散了。
　　你想知道现在这情况有多糟吗？让我从物质环境说起。自1951年以来，伦敦的主要交响乐演出场馆一直是泰晤士河畔的皇家节日音乐厅，伴以两个较小的音乐厅——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和珀塞尔厅——并由南岸中心委员会统一管理。那里的音响效果从来都不是一流的，但皇家节日音乐厅自带一种荣耀光环，类似于人们进入议会大厦或西敏寺时的那种振奋。泰晤士河畔的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皇家节日音乐厅和伦敦眼
　　泰晤士河畔的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皇家节日音乐厅和伦敦眼
　　时过境迁。如今从任何一个方向走近那里，你都会被快餐的气味、酒吧里罐头音乐的喧嚣以及在南岸沉迷于毒品、酒精和堕落的人群所包围。我是不是太苛刻了？并不是。在一场音乐会之后，你有权利带走那种听觉体验，而不被环境噪音污染。这种权利如今在南岸中心已不复存在，场地运营方也毫不隐瞒他们对古典音乐毫无兴趣。其委员会主席密珊·哈里曼（Misan Harriman）自述是一位“摄影师、创意总监和文化评论家，上了英国版Vogue杂志九月刊封面的第一位黑人”。南岸中心当前文化价值的天花板也就这样了。
　　在私下对话中，哈里曼将古典音乐描述为“精英主义”和“不酷”。南岸中心对待其常驻乐团——伦敦爱乐乐团和英国爱乐乐团——就像房东看待不受欢迎的租客。这两个乐团的演出场次已经从每年35场削减到下一演出季的25场，而且都拿不到固定的日期，租场经理们把场地日期坚守到最后一刻，希望能把档期留给更有利可图的商业会议和电影首映。乐团处于绝望之中，可惜没人在乎。
　　伦敦的另一个交响乐演出场馆，巴比肯音乐厅的音响效果令人如鲠在喉，以至于伦敦市政府同意了西蒙·拉特尔要造一个新音乐厅的要求，但当他们看到要花那么多钱后又撤回了计划。拉特尔不愿意忍受如此低劣的条件，在任期内就逃去了慕尼黑。如今大多数有天赋和雄心的英国指挥家都在国外寻求他们的未来。
　　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在仲夏举办BBC逍遥音乐节，其他时间则是皇家爱乐乐团的地盘。去年和今年的逍遥音乐节变得非常低调，因为BBC削减预算，还曾一度威胁要解散一个乐团。当中老年摇滚明星在阿尔伯特音乐厅开唱时，伴随着服饰闪闪发亮的听众，这个地方显得独具一格，复活了过去的浮华风采。相比之下，古典音乐会的听众就显得颇为寒酸。
　　在伦敦不寒酸的古典音乐演出场所只有两个室内乐音乐厅，牛津街后面的魏格莫尔音乐厅（Wigmore Hall）和欧洲之星终点站后面的国王广场（Kings Place）。在主要来自忠实的中产阶级观众的资金支持下，两者都保持着毫不妥协的卓越标准。魏格莫尔音乐厅上演马蒂亚斯·戈尔内（Mathias Goerne）和阿斯米克·格里戈利安（Asmik Grigoryan）演绎的艺术歌曲全集，丹尼尔·特里福诺夫（Daniil Trifonov）与内田光子的钢琴独奏会，以及埃贝内四重奏（QuatuorÉbène）和卡萨尔斯四重奏（Cuarteto Casals）：都是世界一流。国王广场则会在整个周末沉浸于重要作曲家的名作之中。这些都是我们辉煌时代的遗物。魏格莫尔音乐厅
　　魏格莫尔音乐厅
　　有人认为，古典音乐的衰落仅仅是某种更为广泛的弊病的一部分：崩溃的医疗服务、罢工的铁路系统、堕落的教育体制和国民普遍的不满情绪。乐观主义者想象大选和政权更迭能够在明年纠正这些事情。不会的。交响乐在政治上永远不会享有优先地位。如果音乐界要摆脱这种灾难的漩涡，它将需要自我掌握管理权。
　　对英国艺术界的公共资助由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45年创立，目的是通过小额补贴来重振国民的创造力。艺术委员会给伦敦交响乐团的第一笔拨款是2000英镑；如今伦敦交响乐团拿到的是200万英镑，但仍然在哭穷。在经历近80年的受养文化之后，音乐必须拿出某种不同的调子来。
　　作为全世界都来做生意的地方，伦敦的文化设施正在崩溃。南岸中心已经将其工作周缩短为四天。如果它罪有应得地破产了，艺术界将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地方，而其商业阶层会转移去巴黎和柏林。如果没有交响乐作为其核心，伦敦的夜生活会比不上布加勒斯特和赫尔辛基。清算的时刻近了。我听说已经有人正准备在夏休后采取行动，请留意后续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