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音乐学院由着名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发起建立于2016年，为来自中东、北非等地的年轻音乐家提供高等教育，以促进犹太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交流。学院建筑（及其中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由柏林国家歌剧院的仓库改建而成。巴伦博伊姆与萨义德曾于1999年在魏玛创办“西东合集管弦乐团”，阿以音乐家人数各占一半。他们以歌德的诗集《西东合集》为乐团命名，希望将乐团打造为中东地区和解的实验田。巴伦博伊姆-萨义德学院，德国柏林Volker Kreidler摄

萨义德Brigitte Lacombe摄均资料图片

这家音乐学院由着名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发起建立于2016年，为来自中东、北非等地的年轻音乐家提供高等教育，以促进犹太和阿拉伯世界的文化交流。学院建筑（及其中的皮埃尔·布列兹音乐厅）由柏林国家歌剧院的仓库改建而成。巴伦博伊姆与萨义德曾于1999年在魏玛创办“西东合集管弦乐团”，阿以音乐家人数各占一半。他们以歌德的诗集《西东合集》为乐团命名，希望将乐团打造为中东地区和解的实验田。巴伦博伊姆-萨义德学院，德国柏林Volker Kreidler摄

编者按

今年是巴勒斯坦阿拉伯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1935—2003）逝世二十周年。萨义德的父亲1947年从耶路撒冷移民至开罗，四年后，萨义德赴美学习。他擅长从社会与文化政治视角检视文学，而语言和文学研究也一直是他的武器。1978年，后来被视为二十世纪学术名着的《东方学》出版。萨义德在书中指出早期西方人文学术中对“东方”（他尤指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充满偏见，“东方学”是“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一种思维方式与一种权力话语方式”；西方学者以“他者”眼光看待东方，形成了一种样板化的错误认知，从而助推、支持了西方的殖民政策。“9·11”事件发生后，萨义德驳斥“文明冲突论”，认为其源于西方的东方学传统。

曾经，萨义德“凭借自己的人格力量，使文学和社会批评成为下一代每个有进取心的学生都想践行和拥有的东西”（蒂莫西·布伦南）。若干年后，在急速变化的世界，他已成为一个符号，和“东方主义”“他者”“后殖民”这些学术名词绑定在一起。他发明的概念和他所代表的人文主义传统是否仍然有效？让我们一起重探他的来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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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以思想家、文学评论家乃至古典音乐评论家着称的爱德华·萨义德实则有过两次认真地考虑创作长篇小说。一次是1962年夏天在贝鲁特创作《挽歌》（Elegy），试图还原四十年代的埃及开罗，留存至今的片段读着依然令人印象深刻：

今天和往常一样，穆菲德一直待在多尘而又闷热的小办公室里，椅子远离桌子，身体前倾，手肘支着膝盖，双手撑着下巴，嘴角叼着烟，盯着墨迹斑斑的地板。桌子上巨大的账本是他无法认真对待的东西，他沉思着，觉得那些赤裸裸的小数字——他自己的——有点儿可笑，它们自信地铺满一页又一页的账本。对他来说，只有在整洁的状态下，数字才是真实的。这是他讲究整洁的成就：上司想看的销售、利润和损失统计，穆菲德一窍不通。他忙于其他事情，那些他人一窍不通的事情。

1957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萨义德并没有直接入读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而是回开罗待了一年，他想心无旁骛地弹钢琴，虽然职业钢琴家这条路已经行不通。这一年里，他每天早上八点开车到父亲瓦迪的标准文具公司，却派不到任何具体工作。到了月底，他必须和其他员工一起排队领取两百埃及镑的薪水，回到家，瓦迪会客气地请儿子返还这笔钱，“事关资金流动”。

无法隐藏

上面引述的小说片段显然来源于1957—1958年萨义德在开罗的经历，穆菲德“觉得那些赤裸裸的小数字有点儿可笑”，让人联想起近四十年后，回忆录《格格不入》里写到父亲瓦迪问他什么时候能看懂资产负债表。如萨义德所料，四个妹妹读了他的回忆录感到愤愤不平——父母把最好的给了你，你却这样描述他们。然而，读者可以体会到《格格不入》着力塑造的心理真实，女儿们看到父母对唯一的儿子大力栽培，而儿子记得并想记录的是那些沟通不畅的尴尬细节。

毕竟，1952年的埃及革命，1956年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回国有、第二次中东战争以及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萨义德都是隔着遥远的距离，担忧家人的安危。《格格不入》收录一幅照片——儿时每年都在翠薇小镇消夏的度假屋被以色列的炮火洞穿。几次影响中东世界的巨变，萨义德都不在现场，但他自诩有照相机般的记忆，《格格不入》留存了已不复存在的阿拉伯世界。

事实上，萨义德的自我讲述与真实经历之间似相抵牾的证明，并非只有1999年才出版的回忆录；很多论者认为1967年之前，萨义德在高校教比较文学，与政治无涉，当作佐证的就是萨义德自述，比如他写到创作《被画像的阿拉伯人》（1969）的来由：

［1948年之后］我说我来自黎巴嫩，这像沉默一样懦弱，因为它意味着不想说显得挑衅的话。随着时间流逝，我获得了学位，我成了教授……在［1967年］6月那可怕的一周里，我并没有因此而觉得好过些。我是一个阿拉伯人，我们——对我大多数觉得尴尬的友人来说，就是“你们”——在接受惩罚。我写了一两封主旨明确的信，投给《时代周刊》（没有刊载），和其他几个阿拉伯人一起定期讨论，实际就是集体治疗……怀着自怜感，我写了《被画像的阿拉伯人》。

这番自述显然不是想否认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一贯关切（1948年事件已迫使诸多亲戚好友背井离乡，关系甚好的纳比哈姑姑有“巴勒斯坦母亲”之称，在开罗的政府机构和慈善团体间持续奔走，说服它们协力救助难民——萨义德都看在眼里），而毋宁说是在反省，也意味着必须正视双重身份带来的挤压感，自己阿拉伯的一面已无法继续隐藏。

当我刚开始在哥大教书的时候（按：1963年）……我就像两个人……教文学的老师和……另一个人，如道连·格雷，做着难以用言语表达也说不出口的事情……我和莱昂内尔·特里林关系很不错……可是在十五年里，我们从来没有一次把另外那些话题摆到台面上说；我训练自己适应这样的生活。

这段话来自萨义德与英国文化研究先驱雷蒙·威廉斯的对谈，以《媒体、边缘和现代性》为题收录在威廉斯在1989年（即他去世一年后）出版的《现代主义的政治：反抗新国教派》附录中。两人见面次数有限，萨义德却能倾吐心里话，而更为常人所忽略的是，论萨义德所着《东方学》获得的思辨启发来源，雷蒙·威廉斯远大于米歇尔·福柯。

“世俗批评”

文学批评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教授阿米尔·R.穆夫提认为，相比自《东方学》开辟的“后殖民批评”，或《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对位法阅读”，萨义德是凭借“世俗批评”得以反复界定自己的批评实践。在《东方学》出版十年后写的《世俗批评》一文，作为同年出版的《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书的绪论，鲜明表达了作者的态度：批评思考总是坐落在世界上的某处，在“文化和体系”之间的某处。

需记得这个从小受开罗英式教育、在16岁又开始受美国教育的阿拉伯-美国人，见证、助推了一次次学术潮流转向。萨义德在普林斯顿读本科时，学界仍是新批评派占据主流，在哈佛读硕博的五年也依然流行“苍白的形式主义”。他的康拉德研究看似传统，实则体现了庞杂的阅读趣味，胡塞尔、萨特、梅洛-庞蒂、列维-斯特劳斯乃至海德格尔如彩蛋般藏在行文间。也正是这部博士论文修订出版的那年（1966），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召开“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在美国高校间传播开去。萨义德从旁听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乔治·普莱等法国先锋学者在会上讨论，到正式受邀参加在瑞士苏黎世召开的“文学诠释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只间隔不到两年的时间。

父亲瓦迪1971年去世后，萨义德在七十年代又一次转向：重学阿拉伯语，研读阿拉伯语文学家、词典编纂者的着作。1975年出版的《开端：问题与方法》获得第一届莱昂内尔·特里林奖，他的导师门罗·恩格尔直言自己缺乏理解《开端》所必需的哲学训练，事实上《开端》列举出的关键主题，只待萨义德日后一步步展开。康奈尔大学的刊物《变音符》刊发专号予以讨论，而这篇访谈刊出时，《东方学》的写作已完成大部分。

在访谈里，萨义德指出“读西方所写的任何有关现代阿拉伯人的书，里面从来不提文学”“东方学的现形意味着任何东方文学兴趣的隐形，没有把东方文学视为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其实已经回应了日后每隔一段时期就会出现的对《东方学》下的判断（既有西方学者也有第三世界学者），即认为《东方学》是将福柯的话语概念应用于对异域的文化建构的一次尝试，甚至说萨义德是“福柯派”。因为对萨义德来说，“对东方文学兴趣的隐形”意味着作为研究对象的东方人从历史中隐藏，这恰恰是他与话语理论、符号学分析等系统性理论的根本区别。系统性理论的危险之处，可参照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十八世纪修辞学家、罗马法学家詹巴蒂斯塔·维柯的引述：

以将知识对象作纯粹的形式概念提炼、数学组织和自然法则的理想为代表的知识典范，都越来越多地将知识转化为对形式联系进行系统性、有意识的思考，这些“规律”在现实中起作用，客观的作用，不需要主体的干预。

难怪萨义德在越南战争结束不久的七十年代末，便敏锐觉察到彼时“美国的文学理论已从跨越各种专业边界的大胆干预活动退身进入‘文本性’的迷宫”，这种趋势在八十年代愈发壮大，与里根政府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形成合谋，“世俗批评”针对的就是这种转向。

借二战期间流亡土耳其的德国犹太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创作《摹仿论》的经历，萨义德发展出血缘关系（filiation）和附属关系（affiliation）的阐述。正因为流亡土耳其，身边缺乏藏书丰富的专业图书馆，奥尔巴赫才勇于提笔写一个“野心大得荒唐可笑”的题目（西方文学的现实再现），《摹仿论》至今仍是一部经典，奥尔巴赫将与根基斩断的流亡变为完成一项独特使命的契机。作为最后一代博学的历史语文学家的代表人物，奥尔巴赫当然相信欧洲文化对于人类历史有着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由此生成的文化附属关系推理下去，“但凡我们的便是好的”“出现了从诺斯罗普·弗莱到福柯不等的体系，都称拥有那种一劳永逸地、全面并有预言性地展示万物如何运作的权力”“这一新型附属关系结构及其思想体系或多或少都直接重新营造出家族权威的架构”（《世俗批评》）。

观念与事件之间

《东方学》将文学纳入考察，遭正统东方学家白眼，这并不能阻碍萨义德在时隔十五年后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中依然历史性地看待文学。蒂莫西·布伦南所着《萨义德传》（2021，中译2023）发现了这一时空交叠：《文化与帝国主义》“捍卫剖析小说所揭示的相关历史这一阅读法”，正如萨义德在哈佛的博导哈里·列文三十年前所着《角之门》的文学批评实践。

《角之门》书名源自荷马史诗《奥德赛》第19节：

奇异的梦有两座大门可以穿过：一对取料硬角，另一对用象牙做成。象牙之门供闪着微光的幻象穿走，从来不会成真。

那些能穿走坚固、抛光的角之门的梦景却会成为现实，倘若世人只晓得它们。

这部着作以五位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以及普鲁斯特——你没看错）为题，从提出构想到最终完成历经二十五年，列文认为“文学是一种规制”——在观念与事件之间存在辩证影响，揶揄只注重研究文学形式和结构的风气是“美学式的调情”。

当年，列文把萨义德研究康拉德的博士论文推荐给哈佛大学出版社，继而因目睹学生成为介绍法国新理论的先驱，深感隔阂。但后来他应该发现这位学生从未真正远离。顺带一提，1979年4月，钱锺书随中国社科院代表团赴美访问，晤见的三位有名的比较文学家里就有列文。

叙述从来都不仅仅是叙述。最臭名昭着的例子即《犹太长老议定书》的炮制和流传。俄国沙皇的秘密警察搞到一本抨击拿破仑三世的小册子，并据此炮制出《犹太长老议定书》，散播对犹太人的仇恨。其后很快被译为德、法、英等各种欧洲语言，成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一份经典的反犹文本。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事件则很快改变了巴勒斯坦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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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9月，萨义德确诊患有白血病，两年后，他再一次郑重考虑接受哈佛大学的聘请，死亡的脚步日益临近，终老剑桥似乎是不错的选择，但最终他仍选择留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在孤独越发蚀骨的纽约。自1947年离开巴勒斯坦，时隔四十五年，他首次能够重返故土，让妻子玛利安姆、女儿娜杰拉和儿子瓦迪看看自己出生的地方。

后殖民理论导读手册里，会提到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是后殖民理论的“圣三位一体”；说到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的划分，与康纳·克鲁兹·奥布莱恩、匈牙利裔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对谈的萨义德坦言“我觉得这个‘后’字加得没什么用”，因为对他来说，那并没有成为过去。(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