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沙冲突带来的一个个不眠之夜里，我想着那些音乐家们，想象他们在逐步恶化的可怖事件中能够做什么。哈马斯发动攻击大约一周之后，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成员组成多个重奏组，前往各家医院巡演，在走廊里为受伤者、医护人员和探访者演奏。没有人对他们的出现感到惊讶。这种期望从1948年就已经存在，在那些伤痛岁月里，音乐家们会提供释怀一刻。有一组模煳的照片记录了莱昂纳德·伯恩斯坦在一个小型管弦乐队伴奏下，于沙漠之中演奏钢琴。1967年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带来了精神支持，同年伯恩斯坦则在橄榄山上指挥了马勒的《复活》。莱昂纳德·科恩在1973年曾经与一个坦克师一起宿营。

莱昂纳德·伯恩斯坦

《焚身以火：第四次中东战争与莱昂纳德·科恩的救赎》（【以】马蒂·弗里德曼/着，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4年1月版）是一本莱昂纳德·科恩的传记，记录了他1973年奔赴以色列前线，为战场上的士兵带去一场巡演的经历

在当下这场冲突中，只要空袭警报被解除，城市里能够恢复举行音乐会，以色列爱乐乐团就会打起领带，穿上燕尾服，观众涌向音乐厅。指挥家们纷纷前来表示声援。捷克爱乐乐团的谢米扬·比契科夫（Semyon Bychkov）指挥国歌《希望》（Hatikvah）时脸上满是泪痕。而苏黎世歌剧院的贾南德雷亚·诺塞达（Gianandrea Noseda）指挥的《希望》是所有存在于记忆中的演绎里最为缓慢的一次，音符凝固在半空中，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震慑。伊戈尔·列维特（Igor Levit）从机场直奔医院，在一架经受过爆炸的钢琴上演奏。马克西姆·文格洛夫也带着他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飞来了。

有一个大学弦乐四重奏乐团首席的侄女被劫持，成为了某条加沙地道里的人质，但她仍然强忍悲痛，在特拉维夫博物馆演奏现代音乐。音乐家们给我发来信息，讲述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以及这些经历造成的无可比拟的强烈感受。一位电台主持人打来电话，急切地要求讨论贝多芬晚期的作品，作为某种安抚。音乐在这场危机中显得至关重要，从建国前的黎明时代，它就一直如此。

这片土地上的第一场交响乐音乐会于1936年12月26日在特拉维夫举行，演奏者是在希特勒的法令下被德国乐团解雇的犹太人。很快，来自奥地利、捷克和波兰的难民也加入了他们。这支乐团是波兰小提琴家布罗尼斯瓦夫·胡贝尔曼（Bronislaw Huberman）的心血结晶，他成功说服了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在阿拉伯大起义期间访问巴勒斯坦。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场精打细算的冒险。

阿图罗·托斯卡尼尼

托斯卡尼尼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在排练中对演奏家从来都不客气，但他热忱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一开始人们不确定他面对一群衣衫破旧、身无长物、情绪低落的逃亡者，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事实证明，他们产生了自发的共鸣，以至于托斯卡尼尼在第二年再次回到这里，无视英国方面对他的人身安全发出的警告。

我很喜欢的一个故事是，托斯卡尼尼和胡贝尔曼从特拉维夫前往耶路撒冷，在路上他们遇到一场暴雨，拐进一个搭满帐篷的集体农庄，在唯一的铁皮屋顶建筑——公共食堂——里避雨。托斯卡尼尼正在那里喝咖啡的消息不胫而走，穿着蓝色工装的农庄居民围了过来，用德语询问他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和柏辽兹《幻想交响曲》中的节拍标记。托斯卡尼尼笑着说：“非同寻常的国家，连农民都懂音乐。”

以色列爱乐乐团逐渐成长为一家高水准的国际化乐团，但仍然按照以色列集体农庄模式运作。每个演奏员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而被称为“秘书”的管理者必须根据任何想了解情况的成员要求，向他公开账目。指挥家们来来去去，直到1977年，印度人祖宾·梅塔被授予音乐总监的头衔，而他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也深刻激励了乐团的演奏家们。梅塔最终在2020年将音乐总监的头衔传给了他的弟子，在以色列出生的拉哈夫·沙尼。

一波波移民加入乐团，逐渐改变了它的声音和态度。在20世纪80年代，当一波俄罗斯人涌入弦乐各个声部后，一直咄咄逼人的以色列爱乐乐团开始变得顽固不化。如今那波浪潮已经让位于新一代来自本土的演奏家，他们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的音乐学院接受培训，其中许多人是新任音乐总监的同学。现在的气氛更加友好，不再那么偏执，长期担任秘书长的阿维·肖沙尼（Avi Shoshani）最近退休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的演奏更加流畅，更具自信。然而，一个长期存在的缺陷还是无法弥补：以色列爱乐乐团仍未接纳第一位阿拉伯音乐家。

与美国的古典音乐听众状况类似，尽管他们的音乐会季票听众之前也是祖孙三代代代相传，但如今也还是日渐稀缺。但只要有战争发生，公众就会想起对现场音乐的需求。而且不仅仅是代表国家的乐团有着这样的表现，耶路撒冷交响乐团本月将演奏马勒《第七交响曲》，位于加沙前线的贝尔谢瓦小交响乐团（Beersheva Sinfonietta）也将献上贝多芬。

这些演出并非是非常时期的特别安排，也绝非逃避现实。以色列歌剧院重新上演了他们于2012年制作的多尼采蒂《拉美莫尔的露琪亚》，该剧的高潮部分是露琪亚在谋杀了她的新郎之后，身着沾满鲜血的白袍出现在舞台上。以色列出生的女高音歌唱家希拉·法米（Hila Fahmi）获得了热烈的喝彩，导演奥梅尔·本-塞迪亚（Omer Ben-Seadia）经历过集体农庄学校的教育，他将这个制作献给了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女子观察哨，她们曾警告过哈马斯计划突袭，但她们的警告被无视了，军队高层的漠视让她们付出了鲜血的代价。多尼采蒂歌剧中的一切都让人感到真实与切近；许多观众离开时满含热泪。

战争的结果总是不确定的，只有一处例外。以色列的音乐演奏家和音乐爱好者都告诉我，表演者和公众之间的纽带正在重建，人们认识到音乐并非奢侈品，而是生存的需要。无需经受以色列和加沙的噩梦，世界其他地方也需要再次认识到，在性命交关的时刻，音乐能为我们做些什么。(澎湃新闻 ∙ 翻书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