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其中有三次会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们分别是耶鲁音乐教育研讨会、唐哥伍德会议、多元文化研讨会。耶鲁研讨会和唐哥伍德会议为建立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打下了基础，对六十年代后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课程和教育内容的改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九十年代的多元文化研讨会则打开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新的局面，使音乐教育进入新的阶段，并反映了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的倡导，即：实践音乐教育哲学。

　　关键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耶鲁研讨会；唐哥伍德会议；多元文化研讨会

　　20世纪初，多元文化的概念开始在美国出现。20世纪20年代晚期以后，多元文化教育就在公立学校开始了最初的尝试。而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在音乐教育中逐渐得到接纳则是50年代以后。从这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结构愈加多元，文化更趋多样，音乐教育也作出了更多的回应。到了90年代，世界音乐课程、多元文化音乐课程在美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普通音乐教育中得到了普及，很多高校甚至把是否开设世界音乐课程作为衡量学校音乐教育质量的一项指标。纵观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蓬勃发展，其中有三次会议及其精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们分别是耶鲁音乐教育研讨会（1963年）、唐哥伍德会议（1967年）和多元文化研讨会（1990年）。其中，耶鲁音乐教育研讨会和唐哥伍德会议为建立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打下了基础，对60年代后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课程和教育内容的改革、实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990年的多元文化研讨会则打开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新的局面，使音乐教育进入新的阶段，并反映了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的倡导，即：实践音乐教育哲学。

　　一、耶鲁研讨会

　　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使美国人深感恐慌，认为前苏联的科学技术已经超过了美国。于是，他们反思学校教育，认为美国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才能追上前苏联，挽回美国第一科技大国的地位。于是，教育界作出了热烈的回应，尤其是基础教育课程，开始了改革的日程，企图结束进步教育运动式微以后出现的混乱现象。

　　音乐教育改革也被纳入了这场改革运动之中。1963年6月17-28日，教育研究和发展专门小组在耶鲁大学主办了耶鲁研讨会(Yale Seminar)，其中包括了音乐教育专场研讨会。参加音乐教育专场研讨会的共有31名与会成员，他们的身份成了这次会议的一大特色，因为他们来自音乐的不同领域，有音乐家、学者和教育者。研讨会围绕着课程改革进行。研讨会反思了当时音乐教育的背景，认识到当时的学校作品曲目限于某些西方古典音乐和学校创作音乐，“非西方音乐、早期西方音乐和某些爵士乐形式、流行的民间音乐几乎都被忽视”。[1]研讨会一致认为，以前被看作是原始的、纯朴的民间表现的种类的亚洲和非洲音乐也是“高度发展和表达力强的音乐文化”。[2]另外，爵士乐也得到了国际的承认。研讨会在关于课程目标、内容方面作出了重要建议：[3]从幼儿园到12年级音乐课程的基本目标是发展音乐能力；要扩展学校的音乐曲目，使其包括所有时期西方和非西方音乐的精华；开设音乐作品课；提供机会给学生从事表演活动；为尖子生开设专门的课程，等等。研讨会的建议在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民间音乐、其他民族的音乐、异域音乐得到“正名”，被纳入音乐教育课程。在此意义上，多元文化在音乐教育的课程中得到切实的体现，为它日后的发展打好了基础。

　　与会者认为学校的音乐教学跟不上20世纪音乐发展的步伐，于是“建议通过结构学习音乐以达到真正的理解。这一点可以通过研究音乐的要素和表演，听音乐和对音乐作出反应等方式完成”。[4]正是这样的会议精神，使美国音乐教育摈弃了20世纪初以来一直秉承的实用主义哲学，教育从音乐的社会价值、现实功能转向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的本质与价值，它的主张与60年代在音乐教育专业领域内出现的审美教育运动精神一致，为审美音乐教育哲学(aesthetic music education philosophy)做好了注解。

　　在耶鲁研讨会之后，美国音乐教育作出了相应行动，开展了朱莉亚作品曲目项目。该项目大大增加了学校教材中的作品曲目，包括器乐和声乐，还对这两种音乐按照不同时期的风格进行介绍，在其中，当代音乐和民间音乐被作为两种风格来介绍。朱莉亚作品曲目项目成了耶鲁研讨会的直接结果，使音乐教育的课程得到充实，从而正式在纲领上、课程中、教材里体现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精神。

　　二、唐哥伍德会议及其宣言

　　由于耶鲁音乐教育研讨会只有31个代表参加，代表们都来自音乐学科领域，其影响还是有限的。为了深入探讨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以明确音乐教育的目标，使耶鲁研讨会体现的新的不同于功能主义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音乐教育哲学进一步得到佐证，1967年7月23日-8月2日，在马萨诸塞州的唐哥伍德召开了一个会议，历史上称为唐哥伍德会议(Tanglewood Symposium)。与耶鲁研讨会不同，此次会议与会人员除了音乐界人士，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也受到邀请，共同探讨音乐与社会的关系。这些代表有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劳动阶层代表、社会学家、大公司代表、基金会和政府的代表。会前要求代表们各抒己见，并将这些建议集中在当年的《音乐教育者杂志》上发表。

　　这次会议的规模比耶鲁研讨会大了很多，议题也较为丰富，关注不同文化的音乐如何共同存在于学校教育之中。会议的最后发表了《唐哥伍德宣言》，该宣言成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这份宣言共作出八项决定，其中，第一项和第二项为：“①把音乐作为一种艺术而使其保持完整才能最好地发挥音乐的作用。②所有时期、风格、形式和文化的音乐都应纳入课程。应当扩展音乐作品曲目，使其容纳我们时代丰富多样的音乐，包括时下流行的青少年音乐和先锋音乐、美国民间音乐和其他文化的音乐。”[5] 这两个决定至少具有两个意义：①在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上，它确认音乐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的价值。这事实上是沿袭了18世纪以来欧洲的美学体系，确认音乐的审美价值，把音乐教育的重心引向了对音乐作品的结构分析，关注音乐作品的构成要素而不是社会性维度。这即是音乐教育审美哲学的主张。从这一意义上说，唐哥伍德会议巩固了耶鲁研讨会关于发展学生的音乐能力的理解，即，这种能力的表现是建立在对音乐作品的结构认知与欣赏之上的。② 宣言以文件的形式正式确认不同文化的音乐的有效性，要求音乐教育容纳所有文化的音乐。这个决定在音乐教育历史上影响深远，以至于今天的“大多数音乐教育者把唐哥伍德宣言视为闻名遐迩的多元文化、世界音乐教育的基础”。[6]

　　摘　要：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得到蓬勃发展。其中有三次会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们分别是耶鲁音乐教育研讨会、唐哥伍德会议、多元文化研讨会。耶鲁研讨会和唐哥伍德会议为建立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打下了基础，对六十年代后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课程和教育内容的改革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九十年代的多元文化研讨会则打开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新的局面，使音乐教育进入新的阶段，并反映了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的倡导，即：实践音乐教育哲学。

　　关键词：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耶鲁研讨会；唐哥伍德会议；多元文化研讨会

　　20世纪初，多元文化的概念开始在美国出现。20世纪20年代晚期以后，多元文化教育就在公立学校开始了最初的尝试。而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在音乐教育中逐渐得到接纳则是50年代以后。从这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结构愈加多元，文化更趋多样，音乐教育也作出了更多的回应。到了90年代，世界音乐课程、多元文化音乐课程在美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普通音乐教育中得到了普及，很多高校甚至把是否开设世界音乐课程作为衡量学校音乐教育质量的一项指标。纵观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蓬勃发展，其中有三次会议及其精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们分别是耶鲁音乐教育研讨会（1963年）、唐哥伍德会议（1967年）和多元文化研讨会（1990年）。其中，耶鲁音乐教育研讨会和唐哥伍德会议为建立审美的音乐教育哲学打下了基础，对60年代后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课程和教育内容的改革、实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990年的多元文化研讨会则打开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新的局面，使音乐教育进入新的阶段，并反映了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的倡导，即：实践音乐教育哲学。

　　一、耶鲁研讨会

　　1957年，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使美国人深感恐慌，认为前苏联的科学技术已经超过了美国。于是，他们反思学校教育，认为美国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才能追上前苏联，挽回美国第一科技大国的地位。于是，教育界作出了热烈的回应，尤其是基础教育课程，开始了改革的日程，企图结束进步教育运动式微以后出现的混乱现象。

　　音乐教育改革也被纳入了这场改革运动之中。1963年6月17-28日，教育研究和发展专门小组在耶鲁大学主办了耶鲁研讨会(Yale Seminar)，其中包括了音乐教育专场研讨会。参加音乐教育专场研讨会的共有31名与会成员，他们的身份成了这次会议的一大特色，因为他们来自音乐的不同领域，有音乐家、学者和教育者。研讨会围绕着课程改革进行。研讨会反思了当时音乐教育的背景，认识到当时的学校作品曲目限于某些西方古典音乐和学校创作音乐，“非西方音乐、早期西方音乐和某些爵士乐形式、流行的民间音乐几乎都被忽视”。[1]研讨会一致认为，以前被看作是原始的、纯朴的民间表现的种类的亚洲和非洲音乐也是“高度发展和表达力强的音乐文化”。[2]另外，爵士乐也得到了国际的承认。研讨会在关于课程目标、内容方面作出了重要建议：[3]从幼儿园到12年级音乐课程的基本目标是发展音乐能力；要扩展学校的音乐曲目，使其包括所有时期西方和非西方音乐的精华；开设音乐作品课；提供机会给学生从事表演活动；为尖子生开设专门的课程，等等。研讨会的建议在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民间音乐、其他民族的音乐、异域音乐得到“正名”，被纳入音乐教育课程。在此意义上，多元文化在音乐教育的课程中得到切实的体现，为它日后的发展打好了基础。

　　与会者认为学校的音乐教学跟不上20世纪音乐发展的步伐，于是“建议通过结构学习音乐以达到真正的理解。这一点可以通过研究音乐的要素和表演，听音乐和对音乐作出反应等方式完成”。[4]正是这样的会议精神，使美国音乐教育摈弃了20世纪初以来一直秉承的实用主义哲学，教育从音乐的社会价值、现实功能转向音乐作为一门艺术的本质与价值，它的主张与60年代在音乐教育专业领域内出现的审美教育运动精神一致，为审美音乐教育哲学(aesthetic music education philosophy)做好了注解。

　　在耶鲁研讨会之后，美国音乐教育作出了相应行动，开展了朱莉亚作品曲目项目。该项目大大增加了学校教材中的作品曲目，包括器乐和声乐，还对这两种音乐按照不同时期的风格进行介绍，在其中，当代音乐和民间音乐被作为两种风格来介绍。朱莉亚作品曲目项目成了耶鲁研讨会的直接结果，使音乐教育的课程得到充实，从而正式在纲领上、课程中、教材里体现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精神。

　　二、唐哥伍德会议及其宣言

　　由于耶鲁音乐教育研讨会只有31个代表参加，代表们都来自音乐学科领域，其影响还是有限的。为了深入探讨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以明确音乐教育的目标，使耶鲁研讨会体现的新的不同于功能主义音乐教育哲学的审美音乐教育哲学进一步得到佐证，1967年7月23日-8月2日，在马萨诸塞州的唐哥伍德召开了一个会议，历史上称为唐哥伍德会议(Tanglewood Symposium)。与耶鲁研讨会不同，此次会议与会人员除了音乐界人士，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也受到邀请，共同探讨音乐与社会的关系。这些代表有哲学家、科学家、神学家、劳动阶层代表、社会学家、大公司代表、基金会和政府的代表。会前要求代表们各抒己见，并将这些建议集中在当年的《音乐教育者杂志》上发表。

　　这次会议的规模比耶鲁研讨会大了很多，议题也较为丰富，关注不同文化的音乐如何共同存在于学校教育之中。会议的最后发表了《唐哥伍德宣言》，该宣言成了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这份宣言共作出八项决定，其中，第一项和第二项为：“①把音乐作为一种艺术而使其保持完整才能最好地发挥音乐的作用。②所有时期、风格、形式和文化的音乐都应纳入课程。应当扩展音乐作品曲目，使其容纳我们时代丰富多样的音乐，包括时下流行的青少年音乐和先锋音乐、美国民间音乐和其他文化的音乐。”[5] 这两个决定至少具有两个意义：①在音乐与社会的关系上，它确认音乐作为一门独特的艺术的价值。这事实上是沿袭了18世纪以来欧洲的美学体系，确认音乐的审美价值，把音乐教育的重心引向了对音乐作品的结构分析，关注音乐作品的构成要素而不是社会性维度。这即是音乐教育审美哲学的主张。从这一意义上说，唐哥伍德会议巩固了耶鲁研讨会关于发展学生的音乐能力的理解，即，这种能力的表现是建立在对音乐作品的结构认知与欣赏之上的。② 宣言以文件的形式正式确认不同文化的音乐的有效性，要求音乐教育容纳所有文化的音乐。这个决定在音乐教育历史上影响深远，以至于今天的“大多数音乐教育者把唐哥伍德宣言视为闻名遐迩的多元文化、世界音乐教育的基础”。[6]

　　唐哥伍德会议与耶鲁研讨会的不同还在于，它在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的推动下，成了一次真正的全国大会，与会人员也扩展到除了音乐界外的众多社会领域。当时的权威杂志《音乐教育者杂志》还在会议前后为其作铺垫和宣传，形成一体化的会议网络。因此，它的宣言和会议精神也更有说服力，对音乐教育走向多元文化的改革也更具推动力。自此以后，美国音乐教育在内容上加强了对民间音乐、当代音乐的接纳，包括当时青少年的音乐。

　　唐哥伍德会议之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古典音乐不再是唯一的有效的音乐，这也是多元化的社会所不能允许的，正如詹姆斯·A·基恩(James A. Keene)所说，“多元社会的美国形象要求对世界上所有人的音乐和艺术贡献有所了解。”[7]但是，后来的美国音乐教育发展事实证明，唐哥伍德会议直接引起的后果是加强对本国多元音乐文化的关注，这只是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粗浅阶段。直到90年代的多元文化研讨会，才真正创建了加强对世界多元文化及其关系的了解的氛围。

　　三、多元文化研讨会

　　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出现一股新的移民浪潮。与历史上其他时间的移民构成不同，这次的移民多为亚洲和拉美人，而不是欧洲人。因此，美国的社会人口构成也更加多样化。另外，美国的音乐人类学一直在发展，并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积极研究异族音乐文化。这些发展必然要求音乐教育有所反映。而对世界音乐文化的理解，对于在一线的教师来说就尤为重要，因为只有通过他们的桥梁作用，学生才能加深对异族音乐文化乃至世界音乐文化的理解，才能培养起双重音乐能力或多重音乐能力。音乐人类学家J·恩克蒂亚(J. H. K. Nketja)一语中的：“音乐教育者必须建造知识的桥梁，不仅要理解本土传统音乐之间的关系，也要理解世界音乐文化之间的关系。”[8]80年代，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与音乐人类学学会加强了联系，开展了积极的合作。在此背景下，1990年，一些音乐人类学家、音乐教育者和本土文化专家在华盛顿举办了多元文化研讨会。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在音乐教师中开展关于认识音乐教育中多元文化课程重要性的讨论。围绕着四个基本文化群体（美国黑人、美国亚裔、美国西班牙裔和美国印第安人）的音乐和文化，音乐人类学、本土文化的表演者和音乐教育者在研讨会上精诚合作，介绍了每种音乐文化，并对教师如何进行课堂教学提出了建议。

　　研讨会指出，音乐教育者对多元文化音乐的理解在教育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研讨会结束时，还形成了《未来方向和行动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它的部分内容是：[9]鉴于：人口统计学的数据表明美国多元文化的性质在不断增强；

　　鉴于：目前美国学校招收了大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

　　……

　　决议：我们将寻求教授音乐的多元文化方法，并将其融入到每个中小学的课程中；

　　决议：音乐教师将帮助学生理解那些不同类型但同样是合理存在的多种音乐表达形式；

　　决议：音乐教学不仅包括对其他各种音乐的学习，而且包括对这些音乐与它们文化之间关系的学习；进一步寻找每种文化中音乐自身的价值；

　　……

　　细读这份《决议》，可以发现，它体现了与60年代不同的音乐教育思想：认可了“音乐作为文化”和“音乐存在于文化中”的观点；意识到音乐本身是多元的；教育不但要关注不同文化的音乐，还要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于音乐本身是多元的，教授音乐的方法也应是多元的。这不但从音乐的本质上确定了它的多元化，也从音乐的价值上认可了不同文化的音乐具有同等的价值，即都是合理的、有效的，更从教育的实践上强调了教授音乐的方法是多元的。对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音乐的关系的关注，表明美国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再局限于本土的音乐文化。因此，它比60年代耶鲁研讨会和唐哥伍德会议具有更深的内涵，也体现了80年代以来受到当代思潮尤其是文化理论、批评理论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出现的一种不同于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新的哲学，即实践音乐教育哲学(praxial music education philosopy)。

　　对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最系统的阐述是大卫·J·埃里奥特(David J. Elliott)。他认为：“音乐是一种多样性的人类实践”，[10]“如果音乐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中，那么音乐本来就是多元文化的。如果音乐本来是多元文化的，那么音乐教育从根本上说也应该是多元文化的。”[11]埃里奥特提倡的是一种全球性的音乐教育哲学，在他那里，音乐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是无限多元的，是人类的实践。与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不同的是，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不再满足于对音乐作品曲目的结构、要素分析，不再满足于把音乐当作审美、赏析的对象，而是把音乐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来考察、理解，从而拓展了音乐教育的内涵，也从更广阔的视野对音乐教育进行了解读。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使音乐与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也使音乐教育与人的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结语

通过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三次重要会议的回顾与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发展的阶段发展。60年代的耶鲁研讨会和唐哥伍德会议，使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课程改革得以实施，使教育内容容纳了不同文化的音乐。在耶鲁研讨会的基础上，唐哥伍德会议巩固了它的作用，并在会议上发布了《唐哥伍德宣言》，该宣言成为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发展的里程碑文件。不过，这两次会议确定的精神、引起的后果体现的都是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思想，音乐教育对不同音乐的关注也还局限于对不同作品曲目的要素分析、结构欣赏。直到90年代的多元文化研讨会的召开并达成会议决议之后，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才迈进一个新的阶段，不但关注不同文化的音乐，还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真正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理解。这体现的恰恰是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理念，即实践音乐教育哲学。自此之后，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开始走向纵深发展。

　　正是由于上文所述，今天，在解读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蓬勃发展时，也就不得不提到这三次重要的会议及会议精神。

　　唐哥伍德会议之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古典音乐不再是唯一的有效的音乐，这也是多元化的社会所不能允许的，正如詹姆斯·A·基恩(James A. Keene)所说，“多元社会的美国形象要求对世界上所有人的音乐和艺术贡献有所了解。”[7]但是，后来的美国音乐教育发展事实证明，唐哥伍德会议直接引起的后果是加强对本国多元音乐文化的关注，这只是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粗浅阶段。直到90年代的多元文化研讨会，才真正创建了加强对世界多元文化及其关系的了解的氛围。

　　三、多元文化研讨会

　　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出现一股新的移民浪潮。与历史上其他时间的移民构成不同，这次的移民多为亚洲和拉美人，而不是欧洲人。因此，美国的社会人口构成也更加多样化。另外，美国的音乐人类学一直在发展，并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影响，积极研究异族音乐文化。这些发展必然要求音乐教育有所反映。而对世界音乐文化的理解，对于在一线的教师来说就尤为重要，因为只有通过他们的桥梁作用，学生才能加深对异族音乐文化乃至世界音乐文化的理解，才能培养起双重音乐能力或多重音乐能力。音乐人类学家J·恩克蒂亚(J. H. K. Nketja)一语中的：“音乐教育者必须建造知识的桥梁，不仅要理解本土传统音乐之间的关系，也要理解世界音乐文化之间的关系。”[8]80年代，美国音乐教育者全国大会与音乐人类学学会加强了联系，开展了积极的合作。在此背景下，1990年，一些音乐人类学家、音乐教育者和本土文化专家在华盛顿举办了多元文化研讨会。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在音乐教师中开展关于认识音乐教育中多元文化课程重要性的讨论。围绕着四个基本文化群体（美国黑人、美国亚裔、美国西班牙裔和美国印第安人）的音乐和文化，音乐人类学、本土文化的表演者和音乐教育者在研讨会上精诚合作，介绍了每种音乐文化，并对教师如何进行课堂教学提出了建议。

　　研讨会指出，音乐教育者对多元文化音乐的理解在教育实践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研讨会结束时，还形成了《未来方向和行动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它的部分内容是：[9]鉴于：人口统计学的数据表明美国多元文化的性质在不断增强；

　　鉴于：目前美国学校招收了大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

　　……

　　决议：我们将寻求教授音乐的多元文化方法，并将其融入到每个中小学的课程中；

　　决议：音乐教师将帮助学生理解那些不同类型但同样是合理存在的多种音乐表达形式；

　　决议：音乐教学不仅包括对其他各种音乐的学习，而且包括对这些音乐与它们文化之间关系的学习；进一步寻找每种文化中音乐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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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读这份《决议》，可以发现，它体现了与60年代不同的音乐教育思想：认可了“音乐作为文化”和“音乐存在于文化中”的观点；意识到音乐本身是多元的；教育不但要关注不同文化的音乐，还要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由于音乐本身是多元的，教授音乐的方法也应是多元的。这不但从音乐的本质上确定了它的多元化，也从音乐的价值上认可了不同文化的音乐具有同等的价值，即都是合理的、有效的，更从教育的实践上强调了教授音乐的方法是多元的。对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音乐的关系的关注，表明美国的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再局限于本土的音乐文化。因此，它比60年代耶鲁研讨会和唐哥伍德会议具有更深的内涵，也体现了80年代以来受到当代思潮尤其是文化理论、批评理论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出现的一种不同于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新的哲学，即实践音乐教育哲学(praxial music education philosopy)。

　　对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最系统的阐述是大卫·J·埃里奥特(David J. Elliott)。他认为：“音乐是一种多样性的人类实践”，[10]“如果音乐存在于各种各样的文化中，那么音乐本来就是多元文化的。如果音乐本来是多元文化的，那么音乐教育从根本上说也应该是多元文化的。”[11]埃里奥特提倡的是一种全球性的音乐教育哲学，在他那里，音乐是一个开放的概念，是无限多元的，是人类的实践。与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不同的是，实践音乐教育哲学不再满足于对音乐作品曲目的结构、要素分析，不再满足于把音乐当作审美、赏析的对象，而是把音乐置于具体的文化语境来考察、理解，从而拓展了音乐教育的内涵，也从更广阔的视野对音乐教育进行了解读。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使音乐与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也使音乐教育与人的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结语

通过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三次重要会议的回顾与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发展的阶段发展。60年代的耶鲁研讨会和唐哥伍德会议，使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课程改革得以实施，使教育内容容纳了不同文化的音乐。在耶鲁研讨会的基础上，唐哥伍德会议巩固了它的作用，并在会议上发布了《唐哥伍德宣言》，该宣言成为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发展的里程碑文件。不过，这两次会议确定的精神、引起的后果体现的都是审美音乐教育哲学的思想，音乐教育对不同音乐的关注也还局限于对不同作品曲目的要素分析、结构欣赏。直到90年代的多元文化研讨会的召开并达成会议决议之后，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才迈进一个新的阶段，不但关注不同文化的音乐，还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真正把音乐作为文化来理解。这体现的恰恰是一种新的音乐教育哲学理念，即实践音乐教育哲学。自此之后，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开始走向纵深发展。

　　正是由于上文所述，今天，在解读美国多元文化音乐教育蓬勃发展时，也就不得不提到这三次重要的会议及会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