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曲家拉亨曼于1935年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1957年在达姆施塔特暑期音乐营结识了意大利作曲家路易吉·诺诺，遂拜于其门下，成为其唯一的学生，并从1958到1960年迁居意大利威尼斯。被称为先锋派的作曲家之一的拉亨曼，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便被广泛认可，但是，他的作品却经常遭到争议。
　　他一生获得众多荣誉，有两项荣誉可以说明他在音乐界的地位：一是1997年的恩斯特·冯·西门子音乐大奖，这一奖项有“音乐界的诺贝尔奖”之称，获奖者无一不是大师级人物；二是被选为1991年多瑙埃辛根音乐节代表作曲家。这个创立于1921年的音乐节，每年10月在德国小镇多瑙埃辛根举行，是世界上现代音乐主题的最古老的音乐节，也是最有名望的国际音乐节之一。 但是有一次的授奖却让他蒙羞。1972年汉堡市授予拉亨曼“巴赫奖”。人们都很好奇，要看是什么人拿了这个奖。颁奖礼设在市政厅大厦，开始先演奏了拉亨曼的一首乐队作品，听众不知所云，不得要领，但很礼貌地听了。接下来，市长致颁奖辞，然后颁奖。再颁奖结束后，接下来是拉亨曼的另一首乐队作品。但不待音乐结束，便站起来一陌生男子，冲着拉亨曼说：“你应该为自己的音乐感到羞愧！”又对市长说，“你把巴赫奖颁给这样的人，简直太无耻了！”市长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弄得不知所措，却又似乎如梦方醒，转身对拉亨曼道：“哎呀，早知道您的音乐是这样，还真不该把这奖颁给您！”拉亨曼心里直觉得难受，又不好发作，“毕竟，15000马克还是笔不错的收入！”
　　这就是拉亨曼其人，他的作曲在受到人们肯定的同时，却因为对传统音乐的改革而遭受批评。拉亨曼坚定地发展了“器乐具体音乐”或“具体器乐”，即在传统乐器上运用新的演奏技术来制造新的音响，相对于传统交响乐音色而言它们更接近于噪音。当这些“交响器械”或“交响装置”面对所展示的音响过程时，听者和演奏者的感知要转移到具体音响的结构上来。作曲家的创作目的已不再是动听的音响体验，而是一种对于还不习惯的(因为非同寻常)音响发生进行重新排序与转换的经验。就因为这一点，曾经有很多无法接受他的音乐的听众愤而立场，下面就是拉亨曼自己讲述的一个故事。
　　1979年拉亨曼乐队作品“AIR”在法兰克福老歌剧院首演，执棒的是美国指挥卢卡斯·福斯。音乐进行到到一半的时候，观众明显有些噪动。卢卡斯·福斯转过身，严肃地对观众道：“你们要认真地听！而不是讨论！”又朝乐队道：“我们从头再来！”。观众们不乐意了，“什么，从头再来？”卢卡斯·福斯：“是的，只要不安静，咱们就从头来！”观众显然被震住了，他们都安静了下来，谁也不愿再过多“忍受”拉亨曼音乐的折磨。这一夜，拉亨曼一举成名！
　　或许这些不理解，曾经令他很郁闷，但现在他已经能讲这些当作故事讲出来，说明他已经成功的跨越了那种“看别人眼色”的阶段。而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讲，尤为重要。
　　中国之行
　　今年6月份，拉亨曼应中央音乐学院之邀，进行了大师班公开课。并在“德中同行”项目的资助下，到沈阳音乐学院进行为期两天的音乐会、讲学等学术交流活动。拉亨曼与他的夫人菅原幸子在6月9日晚举行了音乐会。让沈阳音乐爱好者，真切的体会了先锋音乐的魅力。音乐会的整个演奏过程是非常令人“耳目一新”的，其中，拉亨曼写给太太的《小夜曲》由菅原幸子本人亲自演奏。整个演奏过程中，观众看到这位钢琴演奏家重复最多的动作就是不断合拢手肘，而后在键盘上重重砸下。而拉亨曼受非洲一种名为基耶罗的乐器启发所创作的同名乐曲《基耶罗》，其演奏过程更令人瞠目，刮擦钢琴琴键、琴身，将手伸进琴盖拨动琴弦……在聆听的过程中，音乐过程中的呼吸、起伏着实让人紧随其后，自己能真实地感受到音乐引发的情绪涨落。听罢后，身体是放松的，而心口却还像被紧紧地攥住，难以释怀。真真如人所说，听拉亨曼的音乐，就是一次历险过程。
　　在6月10日下午，笔者有幸与拉亨曼先生进行一次面对面的采访，虽然他已年届70，但是身躯挺拔，未现丝毫老态，满脸的大胡子，让他更增添了几份不俗的气质。
　　记者：您第一次来中国和沈阳，对中国的音乐界了解吗？
　　拉亨曼：知道地很少，但观察到中国有很多音乐学院，这些音乐学院大都教授西方音乐，在德国，音乐学院却不教中国音乐。
　　记者：也就是说，西方音乐已经在中国很普及了，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待呢？
　　拉亨曼：中国的一些音乐表演形式以及日本的古老戏剧表演形式，在最近一千年这么长的时间内，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而且越来越不受重视。尽管中国和日本都将其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起来，但是它们变得越来越像博物馆里的文物。然而，真正的艺术是要在不断演进、变化和拓展中得以发展的。我们仔细看欧洲音乐，近千年来，它实际上一直在不断进化和发展，这是一个活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然而，东亚的传统艺术和文化则是静态的，自身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形式已经完整并且固定下来，没有变化，这并不太好。
　　在欧洲，对亚洲音乐感兴趣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懂东方音乐，而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异国情调。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作曲家在欧洲推销他们的音乐的时候，都披上亚洲作品的神秘外衣。有些西方人不来亚洲，听听音乐权当一次旅游，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不是我喜欢的。我希望不仅东方学习西方的音乐，而且欧洲也学习东方的音乐，不仅仅是掌握乐器，而且要理解背景、文化，比如日本学习西方，但对自己却知之甚少，说到底，全球化，到目前还是一种西方化。
　　记者：那您认为您此次的中国之行会有什么作用呢？
　　拉亨曼：我此次来中国没有什么政治使命，就是来认识中国人，了解中国音乐，觉得在中国，用西方文化做装饰品，对人生本身能起什么作用呢？如果可能，也许会在我今后的创作中添加一些特别的中国元素。
　　记者：您怎么看待生存经验与音乐？
　　拉亨曼：音乐不是娱乐，它改变了我这个人和我的人生，它是一个人精神和思维世界的创造体，虽然现代社会的娱乐和媒介体系使人没有灵魂，或者说，现代的媒介体系已经将人变笨了，所以我希望真正的音乐能让人变得聪明。对音乐来讲，我反对表面化、肤浅地理解音乐。而是应该从它产生的背景、文化方面来加深理解，这样才能走到音乐本身中去，才能理解作品。
　　记者：每个作曲家是不是都是不同的？
　　拉亨曼：每个作曲家都是一个个各不相同的个体。比如我啊，斯托克豪森啊。不能追求每个人的风格都相同，所以尽管我的作品有时候会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它是我人生经验的积累，是我的人生表达，所以不要求每个人都了解。
　　记者：您跟中国的音乐家有过合作吗？
　　拉亨曼：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已经跟中国的音乐家合作过了，也进行了大量的沟通。我还去看了京剧，虽然暂时看不出京剧带给我什么样的创作灵感，但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这些在我头脑中储存下来的素材，会成为我新作品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