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夏天，我获得了美国的爱斯本音乐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于是我揣着录取通知，独身一人到美国去学习古典音乐。到美国去的那天，我在飞机上碰到了一个美国的乐团，他们刚结束在上海的演出，在洛杉矶机场和我一起下了飞机。我看见乐团的一个团员穿的Ｔ恤衫上印着“爱斯本音乐学校”的字样，心想，这不正是我这次要去的学校吗？我断定这人一定是个校友。
　　到了爱斯本后才知道，全世界的音乐院校都有我们的校友。50年来，我们学校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家，其中还有不少是世界级的。
　　到美国不久，就发现美国的音乐教材和国内的大不一样。刚去的时候对一些事情常常觉得很奇怪：于是就请教隔壁的王慧。
　　王慧是个华裔女孩，来美国四年多了。她从前的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名教授，出国后又师从英国一位小有名气的钢琴家，因此在钢琴学生中可算是佼佼者了。

　　我和王慧常常谈起中西方音乐教育之间的差异，她深有感触地告诉我说，在国内学琴注重技巧，学生苦练基本功，乐感却不够好；美国技巧不是最重要的，老师强调的是对作品和作曲家的理解，注重的是对学生全面音乐素质的培养。我们常常看到中国学生弹一手漂亮的好琴，却不大会欣赏音乐作品，而且许多学生虽然学的是音乐专业，却只了解自己学习的乐器，对于其他乐器或者不同类型的音乐却常常知之甚少；美国学生不是最讲究技巧，但他们善于表现作品的内容，在广阔的音乐领域里学习了解的方面也广。所以，人们常说，国内培养pianists（钢琴师），国外培养musicians（音乐家）。

　　美国老师对学生要求不高，但很注意培养他们喜爱音乐，所以美国的琴童的日子很好过。相反，国内学琴的孩子几乎个个都“谈琴色变”，当然也就不容易发挥出潜力了。

　　儿童专场音乐会
　　爱斯本每星期都有专门为儿童举办的音乐会，台上的音乐家在演奏，台下的孩子爱怎么唱就怎么唱，还可以跑到台上去跳舞。别看全场乱糟糟的，孩子们早已在玩闹中爱上了音乐。
　　我曾在儿童专场音乐会当过检票员，那种场面真是令我毕生难忘。
　　音乐会开始前，我们给每个孩子发一个漂亮的徽章，上面写着：
　　“……quiet as a mouse.I am here to hear.(……安静得像只小老鼠，我是来这里聆听的。）”
　　音乐开始时，我们劝小观众不要吵闹，不要到处乱跑，不过收效甚微。

　　音乐响起，孩子们全部兴奋起来，有的跳舞，有的跳高，有的哭，有的喊……还有的把过道当滑雪场，“哧溜”——从高处的后排一路滑到低处的前排，好不热闹！
　　我们检票员成了临时交警，站在过道上指挥交通。
　　满场都是孩子！有意思的是，我们的职责不是喝令他们坐下，禁止他们唱、跳、闹，而是保护他们的安全！
　　台上是著名的乐团在演奏，演员们对场内的混乱视而不见，就像《泰坦尼克号》沉没时的那个乐队，尽情地陶醉在自己的音乐里。 指挥不仅不生气，还笑眯眯地腾出一只手来对台下的顽童们示意，让他们跑到台上来闹!
　　于是，台上的乐团里，出现了伴舞的孩子，个个兴高采烈，家长也笑逐颜开，我回头一看，音乐厅的经理也乐得合不拢嘴。
　　这场儿童专场音乐会，真成了爱斯本儿童的狂欢节。

　　伴奏课
　　在我的伴奏课老师斯洛恩太太眼里，我们这些学生都是最聪明的天才。她上课时常常弹了一支又一支曲子的片断，然后让我们猜每首的作者是谁。她带着一丝神秘的笑容弹奏着，我们几个站在琴边，绞尽脑汁地猜。我们猜不出来时，她也坚持不说出答案，但总是会转过身来，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一点一点耐心地提示：
　　“再仔细听听，这首曲子像是什么派的?”
　　“嗯……浪漫派……？”我怯生生的。
　　“…那么，时间该是——”她眼里满是鼓励。
　　“19世纪！”我们异口同声。
　　“太好了！猜猜是哪一个生活在19世纪的作曲家?”她的眼神透出企盼。
　　“是……勃拉姆斯吗?”嘉斯敏问。
　　“嗯，接近了!真好！不是那么强烈的，风格更细腻一些，再猜猜 !”
　　“舒曼，是吗?”大男生罗伯特说。
　　“太对了!就是他！你们真聪明!”斯洛恩太太拍着手，从琴凳上蹦起来，一脸阳光灿烂，比我们还高兴。
　　接着，斯洛恩太太就顺带给我们介绍这首曲子的特点和作曲家的创作风格。一堂课下来，我们猜了好多曲，玩了个够，也学了个够，开心得不得了。

　　排练技巧训练课
　　有一天我去旁听室内乐排练技巧训练课，听这课名，我就以为一定非常枯燥难懂，老师的每句话都充满了专业术语，可是结果我却像音乐会上的那些孩子一样，一下就着迷了。老师叫了几个同学临时组成一个五人重奏组合，拿一个新的曲目让他们在台上当众排练，让我们观察哪一个人在排练中出了错，出的是什么错。演奏的学生一边看谱一边试奏，台下的学生也跟着紧张，就像是在看比赛。他们一出了错，拉不下去，我们就大笑。笑过之后，老师问我们，刚才问题出在哪里。全场气氛热烈，大家都顾不上举手，就争着大喊起来：
　　“他们演奏前没有和钢琴对音、调弦！”
　　“每个和弦下去前，他们没有互相对视做眼神交流！”
　　“急速的部分，第一小提琴和大提琴没有完全对准!”
　　一点儿都不像在课堂上！每个人都用心地听，积极地讨论，不知不觉之间，老师就把排练技巧的要点都讲完了，我们大家没费什么力气就牢牢记住了。

　　1999年夏天，我获得了美国的爱斯本音乐学校的全额奖学金，于是我揣着录取通知，独身一人到美国去学习古典音乐。到美国去的那天，我在飞机上碰到了一个美国的乐团，他们刚结束在上海的演出，在洛杉矶机场和我一起下了飞机。我看见乐团的一个团员穿的Ｔ恤衫上印着“爱斯本音乐学校”的字样，心想，这不正是我这次要去的学校吗？我断定这人一定是个校友。
　　到了爱斯本后才知道，全世界的音乐院校都有我们的校友。50年来，我们学校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家，其中还有不少是世界级的。
　　到美国不久，就发现美国的音乐教材和国内的大不一样。刚去的时候对一些事情常常觉得很奇怪：于是就请教隔壁的王慧。
　　王慧是个华裔女孩，来美国四年多了。她从前的老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名教授，出国后又师从英国一位小有名气的钢琴家，因此在钢琴学生中可算是佼佼者了。

　　我和王慧常常谈起中西方音乐教育之间的差异，她深有感触地告诉我说，在国内学琴注重技巧，学生苦练基本功，乐感却不够好；美国技巧不是最重要的，老师强调的是对作品和作曲家的理解，注重的是对学生全面音乐素质的培养。我们常常看到中国学生弹一手漂亮的好琴，却不大会欣赏音乐作品，而且许多学生虽然学的是音乐专业，却只了解自己学习的乐器，对于其他乐器或者不同类型的音乐却常常知之甚少；美国学生不是最讲究技巧，但他们善于表现作品的内容，在广阔的音乐领域里学习了解的方面也广。所以，人们常说，国内培养pianists（钢琴师），国外培养musicians（音乐家）。

　　美国老师对学生要求不高，但很注意培养他们喜爱音乐，所以美国的琴童的日子很好过。相反，国内学琴的孩子几乎个个都“谈琴色变”，当然也就不容易发挥出潜力了。

　　儿童专场音乐会
　　爱斯本每星期都有专门为儿童举办的音乐会，台上的音乐家在演奏，台下的孩子爱怎么唱就怎么唱，还可以跑到台上去跳舞。别看全场乱糟糟的，孩子们早已在玩闹中爱上了音乐。
　　我曾在儿童专场音乐会当过检票员，那种场面真是令我毕生难忘。
　　音乐会开始前，我们给每个孩子发一个漂亮的徽章，上面写着：
　　“……quiet as a mouse.I am here to hear.(……安静得像只小老鼠，我是来这里聆听的。）”
　　音乐开始时，我们劝小观众不要吵闹，不要到处乱跑，不过收效甚微。

　　音乐响起，孩子们全部兴奋起来，有的跳舞，有的跳高，有的哭，有的喊……还有的把过道当滑雪场，“哧溜”——从高处的后排一路滑到低处的前排，好不热闹！
　　我们检票员成了临时交警，站在过道上指挥交通。
　　满场都是孩子！有意思的是，我们的职责不是喝令他们坐下，禁止他们唱、跳、闹，而是保护他们的安全！
　　台上是著名的乐团在演奏，演员们对场内的混乱视而不见，就像《泰坦尼克号》沉没时的那个乐队，尽情地陶醉在自己的音乐里。 指挥不仅不生气，还笑眯眯地腾出一只手来对台下的顽童们示意，让他们跑到台上来闹!
　　于是，台上的乐团里，出现了伴舞的孩子，个个兴高采烈，家长也笑逐颜开，我回头一看，音乐厅的经理也乐得合不拢嘴。
　　这场儿童专场音乐会，真成了爱斯本儿童的狂欢节。

　　伴奏课
　　在我的伴奏课老师斯洛恩太太眼里，我们这些学生都是最聪明的天才。她上课时常常弹了一支又一支曲子的片断，然后让我们猜每首的作者是谁。她带着一丝神秘的笑容弹奏着，我们几个站在琴边，绞尽脑汁地猜。我们猜不出来时，她也坚持不说出答案，但总是会转过身来，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一点一点耐心地提示：
　　“再仔细听听，这首曲子像是什么派的?”
　　“嗯……浪漫派……？”我怯生生的。
　　“…那么，时间该是——”她眼里满是鼓励。
　　“19世纪！”我们异口同声。
　　“太好了！猜猜是哪一个生活在19世纪的作曲家?”她的眼神透出企盼。
　　“是……勃拉姆斯吗?”嘉斯敏问。
　　“嗯，接近了!真好！不是那么强烈的，风格更细腻一些，再猜猜 !”
　　“舒曼，是吗?”大男生罗伯特说。
　　“太对了!就是他！你们真聪明!”斯洛恩太太拍着手，从琴凳上蹦起来，一脸阳光灿烂，比我们还高兴。
　　接着，斯洛恩太太就顺带给我们介绍这首曲子的特点和作曲家的创作风格。一堂课下来，我们猜了好多曲，玩了个够，也学了个够，开心得不得了。

　　排练技巧训练课
　　有一天我去旁听室内乐排练技巧训练课，听这课名，我就以为一定非常枯燥难懂，老师的每句话都充满了专业术语，可是结果我却像音乐会上的那些孩子一样，一下就着迷了。老师叫了几个同学临时组成一个五人重奏组合，拿一个新的曲目让他们在台上当众排练，让我们观察哪一个人在排练中出了错，出的是什么错。演奏的学生一边看谱一边试奏，台下的学生也跟着紧张，就像是在看比赛。他们一出了错，拉不下去，我们就大笑。笑过之后，老师问我们，刚才问题出在哪里。全场气氛热烈，大家都顾不上举手，就争着大喊起来：
　　“他们演奏前没有和钢琴对音、调弦！”
　　“每个和弦下去前，他们没有互相对视做眼神交流！”
　　“急速的部分，第一小提琴和大提琴没有完全对准!”
　　一点儿都不像在课堂上！每个人都用心地听，积极地讨论，不知不觉之间，老师就把排练技巧的要点都讲完了，我们大家没费什么力气就牢牢记住了。

　　打击乐
　　我在国内时，跟着一个省歌舞团的鼓手学架子鼓，去美国前，老师吩咐我有机会多去听几节课。于是，打击乐专业学生上课时，我便去旁听。
　　那天我一进门，老师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
　　“多好的名字！”他说。
　　他给我一件乐器，叫我端在手上，站在一个打击乐学生对面，让他来敲打。
　　开始教节奏的时候，他对大家说：
　　“我们今天就用路路的名字来打节奏。”
　　于是大家一边演奏，一边齐声喊着：
　　“路路！路路！路路！……”
　　那个打击乐学生用力敲着我手上的乐器，大家都高兴得手舞足蹈，像小孩子一样。
　　这么多人狂喊着我的名字，真像一场歌手演唱会，当然，我就是那个歌星！
　　学校还举办了一次打击乐专场音乐会，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这么专业的打击乐演出的。

　　我们学校的打击乐团真是酷毙了！全校最好的打击乐学生都参加了演出，一共有九个节目，其中一个节目是为一部电影的片断配乐。那是一部非洲电影，叫《波瓦恰奇》。
　　电影开始放映时，整个音乐厅突然暗下来。舞台正中央的大屏幕上，好多穷苦的黑人扛着沉重的货物，拼命地干活，烈日下的大地尘土飞扬，却依然能看清黑奴们干裂的嘴唇、忧恨的眼睛和紧绷的肌肉。十几个打击乐演员全部换上一身黑衣服，就站在大屏幕两旁演奏，有木琴、非洲鼓、定音鼓、钟鼓……屏幕下一盏幽暗的灯光下，几个穿着黑色长袍的歌手在唱着歌。非洲的鼓点，非洲的歌曲，伴着黑奴们粗重的喘息，掺着小黑娃凄厉的哭声，渗透着悲苦的哀怨和浓烈的乡愁，受蹂躏的人们无声的控诉和压抑的忿恨融合在这熟悉而又遥远的乡乐中，远远地传达，苦苦地挣扎。

　　突然，大鼓震天一击，电影片断戛然而止。
　　全场一片沉寂。
　　音乐厅骤然亮起，聚光灯倏地投向舞台两侧的黑衣乐手。
　　雷鸣般的掌声几乎掀翻了屋顶……
　　有一个节目是木琴独奏。乐手是我的朋友，一个来自台北的女生，本届全校打击乐比赛的冠军，正在加州一所著名的音乐学院里攻读打击乐博士学位。

　　女“打手”！博士生！真够酷的。
　　有两个节目最热闹了，37件打击器“闪亮登场”，正中间是一套架子鼓。演员看上去和我一般大，一阵乱棒，串串在音乐厅上空炸开，漫天狂舞。看到精彩处，我身旁的检票员安妮竟失声尖叫起来。
　　鼓手打得轰轰烈烈，观众看得眼花缭乱，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典雅端庄的音乐厅里时不时响起疯狂的掌声和热烈的喝彩。
　　这个打击乐专场空前火爆，有一些古典音乐专业的同学就此迷上了打击乐。

　　钢琴课
　　我非常喜欢我的钢琴老师威克斯特朗夫人。她的样子好可爱，有时候她的神情就像个小姑娘，看上去比我还小。
　　我们弹钢琴的学生，大都不喜欢巴赫。威克斯特朗夫人上课的时候，曾教我一种办法，把难听的巴赫（我不大喜欢巴赫，因为他太古典了）弹得滑稽可爱。她说：
　　“你试试，换一种方法，你就不会那么讨厌他了。”
　　她还告诉我，巴赫是个很活泼的人，有两个妻子，好多孩子，一点儿也不古板，我不必把他的作品弹得那么一本正经，没有一丝味道。
　　教肖邦的时候，她给我讲了肖邦的故事，帮助我理解作品。

　　在美国学习期间，我简直成了“超级琴迷”，这与老师的鼓励有很大关系。我刚上了几次课，威克斯特朗夫人就问我愿不愿在青年艺术家音乐会上独奏。那是专门由我们学校的学生演出的音乐会，观众有几百人，个个都是音乐家，我非常担心，不敢接受下来，我告诉威克斯特朗夫人，我怕自己会很紧张，她说：
　　“你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练习，再说，我还会给你上课嘛!这个曲子非常好听，这么好的机会，放弃了多可惜。别担心，试试吧!”

　　以后，她一次又一次帮我准备，我的每一点小小的进步，她都要大张旗鼓地表扬。她总说，她非常喜欢听我弹这首曲子，现在只剩下几处小小的毛病了。其实我知道，这首曲子她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而且都是钢琴家弹的，如果不是带着赞赏的眼光来看我弹琴，她怎么能从中得到这么多的欣赏呢?
　　美国的老师从学生的演奏中，听到的都是每一处小小的进步，所以他们总是由衷地高兴。而严厉的中国老师，似乎更善于从学生的弹奏中挑毛病，所以他们的耳朵里听到的都是错音。美国的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中国人则认为教师应该起主导作用。在国内我们常常说，我有一个好老师，他(她)对我们学生非常严格。从训练的角度上，中国的老师无疑技高一筹；但是对于培养兴趣来说，美国的老师却是一流的。

　　每次，威克斯特朗夫人示范给我看，我跟着学，她就一口一个 “好孩子”，把我大大夸奖了一通。
　　她的口头禅是：
　　“我真为你自豪，路路!”
　　我上台独奏之前，她先安排我在她的公开课上演奏，做“热身”。每个老师都有定期的公开课，叫作studio class，这天所有的学生都来，其他老师的学生愿来的也可以参加，很像一个研讨会。在课上，老师会让一些学生把比较成熟的作业拿出来表演，然后大家一起分析优点和不足，当场修正。

　　在这以后，我就可以信心十足地去音乐会上面对全场的观众了。
　　演出那天，弹完以后，我起身向观众鞠躬，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威克斯特朗夫人在观众中间，竖起两个大拇指，高高地举在自己的头上……
　　从美国回来，在电视上看到国外乐团的演出时，我常常会兴奋地大叫起来，因为台上总是有一两个熟面孔，那都是我们的校友啊!他们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乐团和音乐院校，成了爱斯本音乐学校的骄傲。
　　看来，老师天天挂在嘴上的那句“我真为你自豪”，没有白说!

　　我们学校的打击乐团真是酷毙了！全校最好的打击乐学生都参加了演出，一共有九个节目，其中一个节目是为一部电影的片断配乐。那是一部非洲电影，叫《波瓦恰奇》。
　　电影开始放映时，整个音乐厅突然暗下来。舞台正中央的大屏幕上，好多穷苦的黑人扛着沉重的货物，拼命地干活，烈日下的大地尘土飞扬，却依然能看清黑奴们干裂的嘴唇、忧恨的眼睛和紧绷的肌肉。十几个打击乐演员全部换上一身黑衣服，就站在大屏幕两旁演奏，有木琴、非洲鼓、定音鼓、钟鼓……屏幕下一盏幽暗的灯光下，几个穿着黑色长袍的歌手在唱着歌。非洲的鼓点，非洲的歌曲，伴着黑奴们粗重的喘息，掺着小黑娃凄厉的哭声，渗透着悲苦的哀怨和浓烈的乡愁，受蹂躏的人们无声的控诉和压抑的忿恨融合在这熟悉而又遥远的乡乐中，远远地传达，苦苦地挣扎。

　　突然，大鼓震天一击，电影片断戛然而止。
　　全场一片沉寂。
　　音乐厅骤然亮起，聚光灯倏地投向舞台两侧的黑衣乐手。
　　雷鸣般的掌声几乎掀翻了屋顶……
　　有一个节目是木琴独奏。乐手是我的朋友，一个来自台北的女生，本届全校打击乐比赛的冠军，正在加州一所著名的音乐学院里攻读打击乐博士学位。

　　女“打手”！博士生！真够酷的。
　　有两个节目最热闹了，37件打击器“闪亮登场”，正中间是一套架子鼓。演员看上去和我一般大，一阵乱棒，串串在音乐厅上空炸开，漫天狂舞。看到精彩处，我身旁的检票员安妮竟失声尖叫起来。
　　鼓手打得轰轰烈烈，观众看得眼花缭乱，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典雅端庄的音乐厅里时不时响起疯狂的掌声和热烈的喝彩。
　　这个打击乐专场空前火爆，有一些古典音乐专业的同学就此迷上了打击乐。

　　钢琴课
　　我非常喜欢我的钢琴老师威克斯特朗夫人。她的样子好可爱，有时候她的神情就像个小姑娘，看上去比我还小。
　　我们弹钢琴的学生，大都不喜欢巴赫。威克斯特朗夫人上课的时候，曾教我一种办法，把难听的巴赫（我不大喜欢巴赫，因为他太古典了）弹得滑稽可爱。她说：
　　“你试试，换一种方法，你就不会那么讨厌他了。”
　　她还告诉我，巴赫是个很活泼的人，有两个妻子，好多孩子，一点儿也不古板，我不必把他的作品弹得那么一本正经，没有一丝味道。
　　教肖邦的时候，她给我讲了肖邦的故事，帮助我理解作品。

　　在美国学习期间，我简直成了“超级琴迷”，这与老师的鼓励有很大关系。我刚上了几次课，威克斯特朗夫人就问我愿不愿在青年艺术家音乐会上独奏。那是专门由我们学校的学生演出的音乐会，观众有几百人，个个都是音乐家，我非常担心，不敢接受下来，我告诉威克斯特朗夫人，我怕自己会很紧张，她说：
　　“你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练习，再说，我还会给你上课嘛!这个曲子非常好听，这么好的机会，放弃了多可惜。别担心，试试吧!”

　　以后，她一次又一次帮我准备，我的每一点小小的进步，她都要大张旗鼓地表扬。她总说，她非常喜欢听我弹这首曲子，现在只剩下几处小小的毛病了。其实我知道，这首曲子她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而且都是钢琴家弹的，如果不是带着赞赏的眼光来看我弹琴，她怎么能从中得到这么多的欣赏呢?
　　美国的老师从学生的演奏中，听到的都是每一处小小的进步，所以他们总是由衷地高兴。而严厉的中国老师，似乎更善于从学生的弹奏中挑毛病，所以他们的耳朵里听到的都是错音。美国的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中国人则认为教师应该起主导作用。在国内我们常常说，我有一个好老师，他(她)对我们学生非常严格。从训练的角度上，中国的老师无疑技高一筹；但是对于培养兴趣来说，美国的老师却是一流的。

　　每次，威克斯特朗夫人示范给我看，我跟着学，她就一口一个 “好孩子”，把我大大夸奖了一通。
　　她的口头禅是：
　　“我真为你自豪，路路!”
　　我上台独奏之前，她先安排我在她的公开课上演奏，做“热身”。每个老师都有定期的公开课，叫作studio class，这天所有的学生都来，其他老师的学生愿来的也可以参加，很像一个研讨会。在课上，老师会让一些学生把比较成熟的作业拿出来表演，然后大家一起分析优点和不足，当场修正。

　　在这以后，我就可以信心十足地去音乐会上面对全场的观众了。
　　演出那天，弹完以后，我起身向观众鞠躬，抬起头来的时候，看见威克斯特朗夫人在观众中间，竖起两个大拇指，高高地举在自己的头上……
　　从美国回来，在电视上看到国外乐团的演出时，我常常会兴奋地大叫起来，因为台上总是有一两个熟面孔，那都是我们的校友啊!他们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乐团和音乐院校，成了爱斯本音乐学校的骄傲。
　　看来，老师天天挂在嘴上的那句“我真为你自豪”，没有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