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日本基础教育的了解是从日本著名漫画家佐佐木洋子的一套漫画书开始的。

　　那是2007年年底，我的儿子一岁半，经朋友推荐，我买了佐佐木洋子编绘的噼里啪啦丛书给他看。这套书共有7册，每一本书讲的事情都是宝宝身边的事情，有的教小孩子怎么大便，如《我要拉巴巴》；有的教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我去刷牙》。

　　有趣的是，这本书不是说教，而是通过胖河马、小老鼠和小猪3个小伙伴的行为，让小孩子知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儿子特别喜欢这套书，总是不停地缠着我给他讲。

　　这本书也唤起了我儿时的记忆，想起小时候看过的《铁臂阿童木》、《聪明的一休》和《花仙子》都是“日本制造”，就上网下载了这几部动画片的主题歌让儿子听。没想到他很快学会了，还不时哼上几句，在听歌前还喜欢问一句：“妈妈，咱们听中文的还是听日语的啊？”

　　我的工作是网络信息安全工程师，回家的工作是照顾孩子，对于那些国际大事不是特别关注，但是，自从和孩子一起接触日本的漫画书和歌曲后，我感到能够制造出这些“产品”的国家，对小孩子的教育肯定有独到之处，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日本的基础教育。

　　由于学的是数学，就习惯性地从一些数据下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在搜集到日本基础教育的数据后，我深受震撼。从冯昭奎与林昶合著的《中日关系问题报告》里，我对于日本的基础教育水平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时就实行全民义务教育，有的地方官因为无法完成义务教育的任务而剖腹自杀。早在1911年，6年义务教育的就学率便达到98％；1947年,日本又将义务教育延长至9年。

　　日本初等教育入学率为100％，达到这个水平的国家还有韩国、瑞典、英国、法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意大利；日本中等教育入学率为99.5％，居世界第一。基础教育的扎实发展，造就了平均文化素质高的日本国民，成为日本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宝贵资源。

　　日本的教育投入一直居较高水平。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5％左右，国家文化教育预算大致占国家预算的7．5％~7.9％，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教育投入占其总支出的16％~17％左右。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也相当大，比如说，和歌山市2002年教育经费投入达到1294亿日元，相当于该市当年财政支出的23.5％，由此可见日本人重视教育的程度。

　　1947年，日本还颁布了《儿童福利法》，只要是孤儿，不问国籍，全部由政府收养，保证完成高中教育。令人敬佩的是，那个时候，二战结束刚刚两年，日本处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许多家庭连维持生计都困难，许多孩子只能赤着脚去学堂。日本人在最艰难的时期勒紧裤腰带办教育，其战略眼光和远见卓识确实令人钦佩。

　　政府的重视是“硬件”上的投入，而教育的内容则属于“软件”上的投入。我儿子上幼儿园之前，我教他背诵《三字经》，一位日本友人大加赞赏。他告诉我，对于道德、礼仪的教育是日本中小学的重点。

　　这位日本友人告诉我，在日本，小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必须上“道德课”，教学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老师讲道德、礼仪、做人，把道德对做人如何重要的意识灌输给学生。课本素材几乎都是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思想，孔子、孟子、老子、韩非子，以及忠、孝、仁、礼等都有。第一节课往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师会问：“如果你的朋友偷了你的书包，大家欺负你，你会高兴吗？”学生一起大声喊：“不高兴！”老师接着讲：“那你也不要对朋友那样，明白了吗？”学生回答：“明白了！”

　　另一种是实践，学校会安排学生到养老院、残疾医院等地接触并照顾弱势群体，尽量沟通，学会相处，甚至还有养老院和幼儿园在一起的现象。

　　对于这些，我内心感受异常复杂。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中国古老文化的精华，尊老、敬老也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这些在异国他乡开花结果，可喜可贺。可惜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本土却没有得到更好的传播，中国的孩子学习的重点是英文字母，是钢琴，是奥数，而不是这些古典文化。

　　我想，基础教育是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这个阶段，能够背诵唐诗宋词不是最重要的，能够学会几种外语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是学会遵守基本的礼仪规范，有文化，有教养，知道怎么做人。这方面，中国需要向日本学习的地方很多。

　　我不是教育工作者，但每个做母亲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一个公平、纯净的环境中健康成长，我真心希望有机会更多地了解日本的基础教育，希望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国和日本有更多的交流，希望我们能取长补短，办好自己的教育。（北京 刘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