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月，25岁的吕嘉揣着300美元，从北京抵达柏林。那之后的20多年，他在意大利维罗纳国家歌剧院担任艺术总监，在欧洲各地工作生活，身上多了很多“第一”的标签——他既是第一个在意大利歌剧院担当总监的中国人，也是第一个指挥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的中国指挥家。
十年前，他放下欧洲的一切，选择回国。在2012年国家大剧院的“龙凤呈祥：全球华人新春音乐会”上，吕嘉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首席指挥的身份登台。那时，他想给自己一个挑战，把20多年来在欧洲乐坛累积的经验与方法，以及欧洲乐团的制度与规范带到中国，亲手调教出一个高水准的中国乐团。
2022年3月，吕嘉在国家大剧院执棒了两场“十载嘉音”音乐会，纪念他与乐团走过的十年。
音乐会选了瓦格纳《纽伦堡的名歌手》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的管弦乐作品，以及布鲁克纳《第九交响曲》。在他的执棒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呈现出了欧洲乐团的音色。
演出当晚，剧院外排着长队，戴着口罩的观众接受防疫检查。疫情三年，这样的场面，是国家大剧院的常态。“大剧院有四个厅，只要有演出，就是全满，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吕嘉对第一财经坦言，这十年，他与乐团几乎是从零开始，走了很多别人没走过的路。他见到了乐团和自身的成长，也看到这十年中国古典音乐市场的急速变化。
坎坷与幸运
如果不学音乐，吕嘉极有可能会选择他喜欢的物理或数学。
他出生于上海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总政军乐团指挥，母亲是歌唱家。11岁跟随父母到了北京，他才开始正式学音乐，15岁就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
当吕嘉考进中央音乐学院，师从中国第一位女指挥家郑小瑛，是当年指挥系唯一的学生。郑小瑛对这位得意弟子的印象是聪明，但贪玩，不用功。吕嘉记得，那时候自己沉迷文学，泡在学校图书馆，把所有能借到的哲学著作和世界名著全都看了个遍。日后回想，他对于音乐、哲学与历史的融会贯通，恰来自于那段时间“杂食”般的阅读。
去德国柏林艺术学院深造，是吕嘉人生的转折点。1989年大年初一，他带着只够几天住宿费的钱就去了柏林，到处借宿，洗过盘子，当过搬运工，也睡过地铁口的台阶。
“像我这个年代出生的，见过很多社会的变化，但真正自己吃的苦和坎坷并没有多少，更多的还是幸运。”吕嘉说，当年的5月，他就因为看到一幅海报，彻底改变了命运。
那是一张安东尼奥·佩德罗蒂国际指挥大赛的海报，他报了名，却因为名额太多，被安排为替补。
参加比赛的过程也戏剧性十足，从替补到正式参赛，他经历了各种擦肩而过的可能——先是拿不到签证，好容易到了当地，被黑司机宰，身上的钱花光，火车延误，差点错过最后的报到时间。有惊无险地进了比赛，经历五天赛程，年龄最小的参赛者吕嘉拿了冠军和评委会特别奖，获得12000马克奖金，接连不断的演出邀约开始涌来。
“比赛这件事，起码有20个节点，只要当中任何一个节点出问题，我的人生就是另外一种写法，这也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吕嘉说，从那时起，他才认定音乐是终生的事业。
比意大利人更意大利
赛后第二年，吕嘉在意大利佛罗伦萨歌剧院院长的引荐下，出任意大利特里埃斯特市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
“这家歌剧院几百年历史以来，从没有一个中国指挥家来过。”吕嘉说，他不仅是东方人，还是乐团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监。尽管乐团里有人怀疑，也有人不屑，但更多人对他充满着好奇和期待。
每天排练后，老资格的乐团成员拉着吕嘉吃饭喝酒，一聊就是三四个小时，给他讲了很多托斯卡尼尼那一代指挥家的故事和经验，“现在看来，那些聊天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
在欧洲，吕嘉被评价为“比意大利人还要意大利”。他曾经纠正一位意大利女高音的吐字发音，起初女高音不接受，吕嘉跟她探讨整部作品的音乐色彩，不能因声音而牺牲掉语气的精确性和台词的表达，女高音心悦诚服。
直到现在，吕嘉仍认为做好一位指挥是很困难的，音乐史上，很多著名指挥家都是从助理做起，一点点攀上指挥台。但他一开始就站在了总监的位置上，以不同的视角统领全局。
他拥有极为敏感的听觉，能敏锐把控音乐的色彩，像调色一样依靠耳朵和经验去调整一个乐团的色彩。他之所以能在欧洲歌剧界出类拔萃，是因为欧洲大部分歌剧指挥最早都是钢琴指导出身，而他身上，则有扎实的交响乐指挥基本功。
在欧洲的20多年，吕嘉掌握了五六门外语，这是他指挥不同国家歌剧作品的先决条件。他在歌剧和交响乐上的曲目十分广泛，从德奥古典音乐到晚期浪漫派作品，从法国印象派到俄罗斯、意大利的古典音乐及浪漫歌剧，直至现当代音乐都有涉猎。
意大利《共和国报》曾评论吕嘉，“他对意大利歌剧的传统、歌词、舞台、特别是对于声乐的引导和精确理解，让人感到吃惊。”《德意志南方报》则评论：“意大利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在这位年轻指挥家的带领下，散发着如诗一般的细腻和意境，他将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指挥家之一。”
20多年里，他在欧洲、北美、南美、大洋洲以及亚洲等地指挥过700多场音乐会和歌剧，这个数字，放在世界范围也是少见的。
回国的指挥狂人
“中国的古典音乐环境跟欧洲相比，确实有很大差距。”吕嘉回想起十年前，身边朋友劝告他，既然已经在意大利功成名就，可以安心享受接下去的生活。
意大利的歌剧市场比中国更成熟，观众数量更多。他也清楚，如果留在意大利，工作之外就是享受生活，朋友聚会，假期旅行，美食美酒，自由自在。
反观当年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是一支刚成立的新团，无论演出经验、曲目量，甚至是乐器，都无法跟国外任何一支乐团相比，新面孔新环境，充满未知。
“B型血的艺术家就是下决定很快的。”说起当初的决定，吕嘉说，他完全明白当时即将面对的挑战和困难，但他更清楚一件事，“在意大利，我只是他们音乐历史中的一份子。如果回到国内，我可以创造实现一些新的价值。”
老朋友余隆早在1992年就从德国学成回到中国，1998年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接着又创建中国爱乐乐团，五年后带着乐团到欧美巡演。这些变化，吕嘉都看在眼里，他也不断受邀回到中国执棒。
“中国古典音乐市场的变化非常大。首先是全国的剧院、歌剧院、音乐厅，就近千个，交响乐团现在有80多个。”吕嘉说，留在欧洲是“按部就班，什么都不用考虑”，但回到中国则是全新的可能性，无论时间、精力的投入，都将是过去的数倍。
“我没想过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只不过是把自己活得更潇洒一点，别人因为你更加开心，就够了。”吕嘉说。每一次跟乐团排练完，他都会做一个飞吻的手势，说一声“你们是最棒的”，感谢大家。
这十年，吕嘉带着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举行了八个音乐季，这支两栖乐团横跨交响乐与歌剧，迄今演出了30部歌剧，两次赴美巡演，对一支年轻的乐团来说，演出的密度之高，掌握的曲目量之广，完全依赖于掌舵者吕嘉的高强度投入。
人们称他为“指挥狂人”。最密集的时候，他上午排歌剧，下午排交响乐作品，晚上又登台演出，全天不停歇。他对乐团的要求是，不光要靠技术，更要有对声音、音色和句子的品味，要互相合作，和声的转换要灵动。
十年成长
乐团长号首席刘爽看到吕嘉作为指挥的不易，他们是一支两栖乐团，横跨交响乐和歌剧，这就要求指挥家“既要掌控乐团、音乐和舞台，又要有一定的语言天赋。”
中提首席庄然记忆中最触动心灵的演出，是勃拉姆斯《第三交响曲》。在台上演出时，她似乎分裂成两个自己，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被旋律、和声包裹着，几乎要流泪。”大管首席姬晶晶印象最深的是乐团第一轮演出普契尼的歌剧《托斯卡》，从舞美到音乐到合唱，严丝合缝，效果很震撼。
在吕嘉眼里，这支乐团是年轻、朝气、激情、热忱的，他带着这帮年轻人，从普契尼的《托斯卡》到瓦格纳的《罗恩格林》《漂泊的荷兰人》，到威尔第的《奥赛罗》，直至《纽伦堡的名歌手》，创造出歌剧演出的一个个里程碑。他记得很多乐团十年里的闪光点，舒伯特《第九交响曲》演得酣畅淋漓，布鲁克纳《第六交响曲》在韩国巡演，“轰动了韩国音乐界”。
乐团去美国巡演时，吕嘉观察，来的观众都是当地的资深乐迷。美国《音乐评论》对他们的评价是，“乐团和指挥完全掌控了德沃夏克色彩斑斓的第八交响曲，也掌控了整个交响乐中心的舞台。”
这十年他眼见中国古典音乐市场的规模变得庞大，观众数量与中国歌剧原创力一起迅速增长。仅国家大剧院，从建院至今排演80多部歌剧，其中二、三十部是中国原创歌剧，大剧院委约创作的交响乐作品也有数十部。吕嘉说，他是与中国创作力最旺盛的一代人一起成长。
疫情阻挡了乐团原本的北美巡演计划，却也开启了新的“云演出”时代。2020年4月，国家大剧院首开线上音乐会，截止当年12月，四大线上系列演出播出42场，总播放量超过12亿次。
疫情后，随着剧院的逐步开放，吕嘉更能感受到，“老百姓对高质量演出是很热情，很迫切的。”未来，他想以欧洲好乐团的目标继续带领乐团走上国际，“音乐上还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上个月，吕嘉接到恩师郑小瑛的电话，“她告诉我，她又开始创业了。”93岁的老人激动地说，厦门的“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开幕，她要登台指挥首场演出。
“郑老师93岁都能再创业，那我们这一代，还能再指挥40年。”吕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