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城市而言，音乐节不仅能直接促进文化消费、拉动旅游，年轻游客在观看演出外，还需支出往返的交通费用、旅行期间的食宿费用，以及其他可选择的消费，从而延伸出一系列消费链条。
　　3月5日，香港中环海滨，摩登大厦与天际线辉映。
　　在高楼大厦、摩天轮景观等标志性的港岛天际线下，声光电让舞台变得如梦似幻，来自广州的乐迷小航与台下听众一起享受迟来的音乐盛宴。
　　这里是Clockenflap（俗称鸡飞）音乐节现场。Clockenflap是香港最大型及最具代表性的户外音乐及艺术节，也是香港的年度文化盛事，如今时隔四年重启。“半个朋友圈都去了，Clockenflap现场的录像那几天一直在刷屏。”多位受访音乐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对于音乐节回归，观众的热情可能要用“反弹性消费”来形容。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已有超50场音乐节陆续开启宣传推广，预计将于4-5月期间举办。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消息，今年整个大型演出包括音乐节的数量，可能会超过2019年。
　　音乐节对城市文旅消费的刺激作用，也引起多地政府关注。不过，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都适合举办音乐节。
　　“国内音乐节大体分布在北上广深以及大的二三线城市，比如西安、厦门、南京、杭州、武汉等。这些城市的GDP基础比较好，消费潜力大，具有丰富的文旅资源。”国家音乐产业基地负责人、无限星空音乐集团创始人兼CEO唐月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未来，音乐节要提质升级，需要当地文旅部门的一些支持，例如报批、服务等方面。此外在商业化方面，许多音乐节和品牌赞助的互动还不成熟，也需要继续加强。
　　延伸文旅消费链
　　音乐节带来的“反弹性消费”远不止于音乐节本身，更对整座城市的文旅消费注入强心剂。
　　对城市而言，音乐节不仅能直接促进文化消费、拉动旅游，年轻游客在观看演出外，还需支出往返的交通费用、旅行期间的食宿费用，以及其他可选择的消费，从而延伸出一系列消费链条。
　　不同于演唱会，音乐节拉动消费的效应更为显著。“我们现在办一场4万人的演唱会，演唱会权益基本上都是当天产生的，观众也以当地人为主。但是音乐节模式不一样，它通常持续两三天，所以基本上会有4万到6万人次累计参加一场音乐节。”唐月明说。
　　此外，许多人到异地参加音乐节，会产生交通、食宿、音乐节门票等费用，而且在音乐节里面也有很多消费场景。比如音乐节餐饮，购买周边和市集产品。但是演唱会是没有这样用户体验的，这也是音乐节撬动消费更丰富的一个原因。
　　音乐节外，消费延伸到城市的商业末端。
　　“我这次买了音乐节单日票，但在香港一共待了3天，住了两晚，算是一次小旅游。”小航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除了门票和吃住交通外，这次还消费了3000元左右，基本都是买唱片。”
　　随着消费链条延伸，音乐节对消费的撬动效应也十分显著。摩登天空CEO沈黎晖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20年11月的海南陵水草莓音乐节大概来了35000人，其中有87.6%的人是从全国各地飞过来的，每人仅机票酒店吃饭就要花费大几千，更别提在免税店购物，办一场音乐节能拉动3亿元的消费。
　　音乐节对消费的撬动，尤其是非本地观众对城市文旅消费的刺激作用，引起多地政府关注。例如，成都近年来提出打造国际音乐之都，加快塑造城市音乐品牌加快塑造。海口聚力打造演艺之城、跨年之城，立足做大流量，策划引进各类大型音乐节、演唱会。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头部音乐节品牌，2023年迷笛音乐节也将首站选择海口。
　　挖掘中小城市特色
　　城市与音乐节的共生共荣，香港与Clockenflap可谓是经典代表。正如其创始人Justin Sweeting所说，“Clockenflap就像香港的一面镜子，映出了她最好的一些特质。”
　　Clockenflap诞生之前，香港几乎是个没有音乐节文化的城市。举办之初，官网上还曾放过一段介绍“音乐节是什么”“人们在音乐节上都会做什么”的基本指南。历时15年，Clockenflap从最初1500人的小型活动，已发展为香港最具标志性的音乐及艺术节，成为香港乃至亚洲的一大文化符号。
　　如今，不少城市开始注意到音乐节对于城市形象的强大塑造力。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文旅集团积极参与合作，为音乐节落地提供支持，将城市与音乐节深度绑定。
　　以成都为例，成都针对打造国际音乐之都已推出诸多激励政策。去年5月发布的文件中，成都明确提出实现数字音乐、音乐演艺、原创音乐等领域高质量发展和“音乐＋”延伸领域快速融合发展的目标。力争到2025年，成都音乐及其相关产业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很多音乐节也开始下沉到三四线城市。记者统计发现，河南安阳、江西婺源、山东枣庄、江苏淮安、四川眉山等地都将在三四月份举办音乐节。与一二线城市简单地选在城郊公园举办音乐节相比，不少小城市在音乐节本地化上更花心思。
　　“我发现在一些中小城市举办的音乐节，比如云南洱海、浙江舟山等，会专门找城市特色相关的一些方言乐队，或者是跟当地气候或人文环境结合度较高的乐队。相比大城市每场相似的阵容和风格，这样的音乐节更具特色，观众也更有沉浸感。”资深音乐人HAGO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8年前，HAGO曾以键盘手身份参加草莓音乐节演出，目前仍活跃于两个乐队。
　　中小城市欢迎和接纳音乐节，其背后原因就是音乐节不仅产生着巨大的经济效应与文化价值，也为地方城市打开了“新经济新业态”的更多可能性。2021年7月，摩登天空旗下的草莓音乐节首次登陆辽宁，活动场地在东北小城阜新一处深达80米的废弃矿坑里，音乐节共计吸引了省内外3.2万人次，带动当地住宿、餐饮、购物等行业收入总计4500万元，为这座资源枯竭、人口流失的城市带来了转型振兴的希望。
　　音乐节如何长久扎根城市
　　音乐节在越来越多的城市落地生根，但想要长久持续地发展，依旧面临着不少现实问题。
　　根据大麦平台数据，截至发稿时，二手玫瑰乐队有17场音乐节演出在售，万能青年旅店、丢火车乐队、说唱歌手Tizzy T等也已公布10场音乐节参演名单，演出阵容呈现出向头部音乐人集中的趋势。
　　音乐节市场演出阵容同质化问题凸显，长远来看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除了现有大量场次是此前疫情积压下来的因素外，也与市场的选择有很大关系。
　　“现在基本只能看见一些老牌的，或者近年活跃于综艺的乐队。”HAGO解释道，“因为音乐节本质上也是商业行为，市场给予新乐队的关注和投入是不足的，所以出现了中间断档的现象。就观众层面而言，给予名字不熟的乐队的耐心和了解冲动也不足。”
　　在不少地方，音乐节的举办能力有限，并未实现与城市特色的有效契合，音乐节在地化没有下足功夫。受访的乐迷与音乐人都认为，很多音乐节更像是以乐队为主题的全国巡演。HAGO指出，“这就相当于把不怎么变的一批内容，换汤不换药，翻来覆去地在各个城市的舞台上演一遍。相比之下，Clockenflap的筹办非常周密，而且做足本地化处理。它对于城市的关注度是完全不同的，不会像草莓等音乐节这样一个月能办好几场。”
　　另外，同一个城市音乐节项目扎堆，也不利于消费的释放。截止到4月底，成都市将举办麦田音乐周末、AYO！音乐节、元气森林音乐节等至少五场音乐节。
　　“时间安排太过拥挤，其实每家音乐节现在的状况，票房销售、商务赞助等也不是特别理想。乐迷的预算只有这么多，可能每个月只会看一场。同时间段面临着四五场的选择，对演出主办方而言也不是一件好事。未来在布局和排期上还是要均衡，尽量避免音乐节演出项目同期扎堆。”唐月明分析道。
　　不过，也有城市逐渐探索出更本土化的结合方式，音乐节与城市结合的新物种开始出现。老城区与新音乐碰撞，刚刚在广州永庆坊举办的“弹弹Fest”音乐节，正是城市音乐节本土化的全新尝试。
　　广州永庆坊平时人来人往，周末更是游客如织。3月18日是星期六，这一天春光明媚，一棵百年榕树下，几个乐队正在试音，为为期两天的“弹弹Fest”社区音乐节做准备。老人们坐在附近的茶饮店外乘凉，小朋友好奇地看着树下的鼓和吉他，咖啡厅、陈添记鱼皮和手作市集里亦是人山人海。
　　“味道挺对的。”小航这样评价，“不收钱，没有门槛。同时结合了很多广州街头文化的东西，场地的选择也很新颖。其实音乐节生态可以很多元，不只是摇滚青年聚在一个庞大的市郊公园里，才叫音乐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