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惊闻享有世界盛誉的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将申请破产保护，原因是“资金缺乏，乐团运营陷入困境”。费城交响乐团是世界超级交响乐团之一，头顶“费城之声”的光环，在美国列入五大交响乐团，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和柏林爱乐乐团齐名，身居世界交响乐重镇的它到了这种境地，令人嗟叹。

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美国乐团或歌剧院因资金短缺而削减演出，甚至闭门“冬眠”的消息不绝于耳，而费城交响乐团爆出的这一重磅新闻还是显出问题的严重。目前尚不知下一步如何，但愿费城交响乐团也能像前些日子美国政府险些关门但在最后一刻化险为夷一样。然而，这一事件暴露出美国古典音乐领域里的体制问题，这是由于金融危机的余波所致，是典型的“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案例。

西方音乐史进入近现代时期，欧洲的主流交响乐团从宫廷转归政府所属，乐团成员属于公务员编制，政府负担起乐团的基本财政支出，并将交响乐的发展作为公共事业的一部分。在德国，各级议员在竞选中往往以对交响音乐的支持作为拉票的得分点。应该说，交响乐团归宿的转换使最大范围的社会群体享受到了交响乐艺术。当然，这些乐团也要通过市场和融资补足不足部分。因此，长期以来欧洲的乐团或许不如美国的乐团活得那样滋润，但在这种“举国体制”下倒也运行得较为平稳。

美国的交响乐团是建筑在华尔街资本的快速扩张之上的。美国政府以“不干涉艺术”为名，将高雅艺术的发展都置于“基金会法”之下，交响乐团从政府那里拿不到一分钱，要通过名目繁多的基金会和财团、企业的赞助来得到生存保障。这种制度使交响乐团处于社会再分配环链的末梢，当华尔街处于“丰水期”时，乐团阔绰无比，令欧洲同行们眼红，而一旦遇到当今这样的“枯水期”，乐团的生存问题便“水落石出”了。美国是市场至上的国家，然而，对于交响乐的市场一直争论不断，有人直言说交响乐市场还处于概念之中，有人说交响乐即使进入市场也只是边缘市场。现实情况也表明，票房收入只能是锦上添花，甚至有些票房本来就是来自于“集团消费”，是赞助方的包场。美国交响乐团聘任音乐总监或首席指挥不仅要看他的艺术造诣，还要考察他是否能吸引赞助、拉来赞助。因此，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好莱坞电影界是“资本为王”的话，那么交响乐在美国可以说资金是“硬道理”，甚至是“第一生产力”。费城交响乐团面临破产就在于交响乐团被过度捆绑在华尔街，当金钱止步之时，交响乐团的丧钟就会敲响。

听到费城交响乐团的消息，人们都会不由得关注起国内乐团的生存状况。在我国，交响乐是公益性文化事业，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交响乐团所处的地位类似于欧洲模式，似乎不会重蹈费城交响乐团的覆辙。但也应该看到，资金问题同样是制约国内交响乐团发展的瓶颈问题。

由于我们社会的消费导向和消费习惯，也由于社会各群体消费实力的不平衡，交响乐演出市场发育极为不足，导致从欧美引进的音乐季模式演出很少盈利甚至亏本。由于我们的交响乐团在税收制度上被定性为“差额事业单位”，又由于没有投资艺术事业的减免税政策，因此乐团吸引赞助的难度很大。西方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国家的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模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令西方羡慕不已，但我们一些交响乐团得到的拨款多年来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升高而追加，而近来的通货膨胀正在令原本不足的经费缩水。我们在文化硬件设施上投入过多，而对交响乐团这样的软件投入则相对保守。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我国交响乐团的资金缺口比欧美乐团要大，生存状况并不乐观。

现在，“十二五”规划已经吹响了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集结号，交响乐艺术应该担负起主力军的作用，因此，我们面临的课题是：交响乐团如何在社会再分配中获得更具影响力的地位，如何获得符合中国国情的结构优化的资金。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都来参与研讨的系统化问题，因为交响乐艺术是服务于全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