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体制改革催生了艺术院团新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这就意味着政府将退出对艺术生产大包大揽式的直接“包养”，而采取更加灵活、更加多样的方式进行扶持。艺术生产单位，无论民营还是转制之后的国有院团，也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化程度更高的艺术基金会。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艺术基金会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它们要担负起支持中国艺术生产的职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僧多粥少 艺术团体嗷嗷待哺

　　北京现代舞团成立于1996年，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目前，舞团主要通过国际巡演养活自己。作为一家民营演出团体，没有固定的经费支出，在国内又很难得到商业赞助和艺术基金会的支持，一路走得很艰难。

　　2007年，舞团艺术总监高艳津子为荷兰舞蹈节开幕委约创作了《水问》。那一年，这台演出成为刚成立的荷中文化基金会的首个资助项目，当年就在荷兰全境巡演16场，观众达2万多人次，取得了巨大成功。

　　据高艳津子介绍，在国外，很多现代舞团都有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包括她的作品《水问》、《三更雨》等，都是在国外艺术基金会的支持下才得以创作的。但在国内，她也曾多次因创作需要申请基金会的支持，却屡屡不能成功。只有2009年创作现代舞作品《皮肤之下》时，她得到过一笔来自基金会的赞助，然而，即使这种“千年等一回”的好事，最终也因后续操作的问题而夭折。

　　“这部作品在加拿大首演，我们的舞美和灯光制作没有合同，这样，后续的工作就很难推进，虽然都已经公示，但最终资金仍不能到位。”据高艳津子介绍，在国外获得基金会赞助的方式很多，操作程序很简单，资金数额也比较高。“比如，国外艺术基金会常和艺术节相结合，只要你受邀参加艺术节，就能够得到基金会的支持。艺术节把关艺术水准，基金会保证资金支持，既免去了基金会审核项目价值的烦恼，也保证了艺术节的资金来源，一举两得。”

　　“在资金额度方面，国外从创作资金到差旅费，所有费用都由基金会赞助。在国内，即使申请到基金会的支持，也只能提供所需费用的三分之一。”让高艳津子感触更深的，是国外基金会对艺术创作的理解和支持，“一笔资金给到艺术家手中，他们会赋予你百分之百的运用资金的权力，在中国则要走财务审计等很多复杂的程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范围内，像北京现代舞团这样的民营艺术院团超过6800家。由于民营艺术院团没有政府投资，也就更迫切地需要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另外，目前现有的2000多家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大部分也将面临转企改制。如果各表演艺术团体失去了政府的供养，也将寻求艺术基金会的扶助。

　　对目前国内各种演出团体嗷嗷待哺的状况，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秘书长李玮有更加切身的感受：“前些年我们每年都会收到近百份申请，经过专家评审，最终能得到资助的也就一半左右。近几年，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资助重点放在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北京国际戏剧演出季、北京国际舞蹈演出季三大节上，如果有70个项目申请的话，能得到资助的大约也就在20个至25个。”

　　申办基金会犹如骆驼穿针眼

　　演出团体申请艺术基金会的资助之所以很难，与国内艺术基金会数量少不无关系。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基金会有2325家，数量比2005年的900多家，翻了一番还多。但艺术类基金会只有78家，占总量的3.35%。

　　艺术基金会的数量何以这样少呢？除了人们对艺术敬而远之，不能给予更多关注外，申办之难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前,我国成立的所有基金会都具有政府背景，这些基金会要么是政府直接创办，要么是在政府同意下才得以成立。比如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筹备了一年多、得到业务主管部门统战部和挂靠单位民盟中央的支持后，仍然无法完成注册，最终还是靠了吴作人先生的影响力，由新华社内参反映吴作人基金会的困难，才引起有关领导的关注，获得批准。而成立于1998年的李可染基金会，早在1993年就开始了运作，但在办理的过程中恰遇中央整顿社团，冻结审批，后来还是经国务院领导特批，才得以成立。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基金会首次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看起来，非公募基金会具有相对独立性，董事会的组成以出资人为主，似乎不受政府干预。但事实上，基金会的申办仍很困难。按规定，所有基金会都必须提供“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主管部门，就没有资格在民政部门登记。

　　“我们有500万元，去年就想成立一个基金会扶持年轻的艺术家，但苦于找不到主管单位，一直无从着手。”国内一位资深画廊经理说到基金会就挠头，最终，他放弃了这一计划。

　　北京民政局社团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04年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后，当时就有几家比较有影响力的企业来咨询，打算成立基金会，因为他们每年投入到公益领域的资金，足够支撑他们建立一些具备规模的基金会，但条例规定必须要找到主管单位，由于找不到婆家，这些企业老板只能放弃。

　　政府部门一般也不愿意作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一是无利可图，二是可能带来风险，影响到自身。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他们往往将上门申请的社会组织拒之门外。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认为，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大大限制了民间基金会的发展，“欧美很多民间基金会都是第一代企业家在积累了大量财富以后，捐出巨款创办的。中国不少第一代富豪也有这样的想法，但一直实现不了，瓶颈就在于，我们不让民间基金会独立运作。”

　　文化体制改革催生了艺术院团新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这就意味着政府将退出对艺术生产大包大揽式的直接“包养”，而采取更加灵活、更加多样的方式进行扶持。艺术生产单位，无论民营还是转制之后的国有院团，也将越来越多地依赖社会化程度更高的艺术基金会。但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艺术基金会的日子似乎并不好过，它们要担负起支持中国艺术生产的职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僧多粥少 艺术团体嗷嗷待哺

　　北京现代舞团成立于1996年，至今已有15年的历史。目前，舞团主要通过国际巡演养活自己。作为一家民营演出团体，没有固定的经费支出，在国内又很难得到商业赞助和艺术基金会的支持，一路走得很艰难。

　　2007年，舞团艺术总监高艳津子为荷兰舞蹈节开幕委约创作了《水问》。那一年，这台演出成为刚成立的荷中文化基金会的首个资助项目，当年就在荷兰全境巡演16场，观众达2万多人次，取得了巨大成功。

　　据高艳津子介绍，在国外，很多现代舞团都有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包括她的作品《水问》、《三更雨》等，都是在国外艺术基金会的支持下才得以创作的。但在国内，她也曾多次因创作需要申请基金会的支持，却屡屡不能成功。只有2009年创作现代舞作品《皮肤之下》时，她得到过一笔来自基金会的赞助，然而，即使这种“千年等一回”的好事，最终也因后续操作的问题而夭折。

　　“这部作品在加拿大首演，我们的舞美和灯光制作没有合同，这样，后续的工作就很难推进，虽然都已经公示，但最终资金仍不能到位。”据高艳津子介绍，在国外获得基金会赞助的方式很多，操作程序很简单，资金数额也比较高。“比如，国外艺术基金会常和艺术节相结合，只要你受邀参加艺术节，就能够得到基金会的支持。艺术节把关艺术水准，基金会保证资金支持，既免去了基金会审核项目价值的烦恼，也保证了艺术节的资金来源，一举两得。”

　　“在资金额度方面，国外从创作资金到差旅费，所有费用都由基金会赞助。在国内，即使申请到基金会的支持，也只能提供所需费用的三分之一。”让高艳津子感触更深的，是国外基金会对艺术创作的理解和支持，“一笔资金给到艺术家手中，他们会赋予你百分之百的运用资金的权力，在中国则要走财务审计等很多复杂的程序。”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范围内，像北京现代舞团这样的民营艺术院团超过6800家。由于民营艺术院团没有政府投资，也就更迫切地需要艺术基金会的支持。另外，目前现有的2000多家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大部分也将面临转企改制。如果各表演艺术团体失去了政府的供养，也将寻求艺术基金会的扶助。

　　对目前国内各种演出团体嗷嗷待哺的状况，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秘书长李玮有更加切身的感受：“前些年我们每年都会收到近百份申请，经过专家评审，最终能得到资助的也就一半左右。近几年，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资助重点放在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北京国际戏剧演出季、北京国际舞蹈演出季三大节上，如果有70个项目申请的话，能得到资助的大约也就在20个至25个。”

　　申办基金会犹如骆驼穿针眼

　　演出团体申请艺术基金会的资助之所以很难，与国内艺术基金会数量少不无关系。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基金会有2325家，数量比2005年的900多家，翻了一番还多。但艺术类基金会只有78家，占总量的3.35%。

　　艺术基金会的数量何以这样少呢？除了人们对艺术敬而远之，不能给予更多关注外，申办之难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前,我国成立的所有基金会都具有政府背景，这些基金会要么是政府直接创办，要么是在政府同意下才得以成立。比如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在筹备了一年多、得到业务主管部门统战部和挂靠单位民盟中央的支持后，仍然无法完成注册，最终还是靠了吴作人先生的影响力，由新华社内参反映吴作人基金会的困难，才引起有关领导的关注，获得批准。而成立于1998年的李可染基金会，早在1993年就开始了运作，但在办理的过程中恰遇中央整顿社团，冻结审批，后来还是经国务院领导特批，才得以成立。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基金会首次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看起来，非公募基金会具有相对独立性，董事会的组成以出资人为主，似乎不受政府干预。但事实上，基金会的申办仍很困难。按规定，所有基金会都必须提供“业务主管单位同意设立”的文件，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主管部门，就没有资格在民政部门登记。

　　“我们有500万元，去年就想成立一个基金会扶持年轻的艺术家，但苦于找不到主管单位，一直无从着手。”国内一位资深画廊经理说到基金会就挠头，最终，他放弃了这一计划。

　　北京民政局社团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04年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后，当时就有几家比较有影响力的企业来咨询，打算成立基金会，因为他们每年投入到公益领域的资金，足够支撑他们建立一些具备规模的基金会，但条例规定必须要找到主管单位，由于找不到婆家，这些企业老板只能放弃。

　　政府部门一般也不愿意作为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部门，一是无利可图，二是可能带来风险，影响到自身。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考虑，他们往往将上门申请的社会组织拒之门外。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认为，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大大限制了民间基金会的发展，“欧美很多民间基金会都是第一代企业家在积累了大量财富以后，捐出巨款创办的。中国不少第一代富豪也有这样的想法，但一直实现不了，瓶颈就在于，我们不让民间基金会独立运作。”

　　捐款太少大批基金会在沉睡

　　作为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当家人，孟海东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在基金会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质量’就成为关键点，为数不多的几十家基金会到底有多少能够正常运作，能够筹到多少资金来资助文化艺术等公益事业呢？”也就是说，很多演出团体找不到艺术生产必须的资金，原因在于艺术基金会常常也是囊中如洗，或捉襟见肘。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不完全统计，2005年，24个艺术类基金会中，有3个其年度公益支出为零；2006年，27个中有2个公益支出为零；2007年，18个中有2个公益支出为零；2008年，39个中有7个公益支出为零；2009年，42个中有6个公益支出为零；2010年，29个中有6个公益支出为零。

　　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北京于魁智京剧艺术发展基金会以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发展基金会等，都有过零支出的尴尬，就连中国艺术节基金会等这些公募基金会，也不能逃脱零支出的窘境。

　　孟海东坦言，基金会“沉睡”的最重要原因，是得到的捐赠资金太少，甚至为零。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1992年成立时，得到过香港一个企业家200万港元的捐助，此后便再也无人问津。直到2005年，民政部找到该基金会主管部门，希望把这个基金会运作起来，不然，这个国字头的基金会就会面临被取消的命运。曾不断资助海内外华人优秀美术家从事创作的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由于资金匮乏，曾靠出售该基金会收藏的美术作品，来解维持生存的燃眉之急。北京梅兰芳艺术基金会的日子也不好过，从2005年至2010年的5年间，基金会每年的捐赠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下。今年，基金会的账面上只有210万元，作为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需要200万元的原始资金，如果再没有新的捐赠，基金会就将面临年审不合格而被停掉的危险。

　　据统计，在我国超千万元规模以上的企业中，有过公益捐助记录的不足1%，这其中捐助公益文化艺术事业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为什么富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仍然少有企业赞助中国的文化艺术公益事业呢？

　　在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看来，艺术类基金会发展之难和目前国内的大环境有关，“救灾扶贫的慈善基金会像是雪中送炭，而艺术类基金会更像锦上添花，当一边是文化演出，一边是希望工程时，捐赠者一定会选择希望工程。”孟海东则认为，基金会招募资金困难的原因来自我国的税法，税收政策对企业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美国的基金会得以繁荣发展，部分原因就是美国的税收制度鼓励个人、家庭和公司将财产捐赠给慈善事业。”孙惠柱算了这样一笔账，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2003年获得了4270万美元的捐赠，占全部资金来源的39%。企业的捐赠分五个等级，个人捐赠分八个等级，每个级别都按照1∶1的比例抵扣税额。比如，普通赞助人捐赠1200美元，可抵扣1071美元；企业捐赠30万美元，可抵扣29.25万美元税额。而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捐赠艺术类基金免税的优惠待遇。

　　搞好基金会先要学理财

　　2006年底，孟海东接任北京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当时，基金会的管理和资金都已经出现了问题。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让他敏锐地意识到，一定要成立专项基金。“专项基金的最大特点是专业化，专款专用，集中团队力量办好一件事。”孟海东说，“以前基金会是先策划后拉钱，找不到钱，活动也只能作废。成立专项基金则是先有钱后搞活动，这样不仅保证了资金到位，还避免了拿着项目去找钱，企业会有一连串的附加条件。”

　　于是，近几年，小泽征尔艺术教育专项基金、京剧艺术发展基金、北京当代艺术推广基金、宋庄当代文化专项基金、中德文化专项基金、中日文化专项基金等先后成立。这种观念和方法上的转变使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迅速回到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艺术类基金会发展缓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内部管理薄弱。”孟海东坦言，“我们现在根本谈不上有基金会运作的专业人才。艺术类基金会运作的专业性不强，因此，在项目的选择、评估、宣传中都容易出现问题，基金会的自身造血功能以及保值增值也难以发展。资金来源困难，又造成了基金会不会雇佣高素质的人才，进而影响到基金会的专业化发展。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995年，因梅兰芳京剧团重建应运而生的北京梅兰芳艺术基金会，也意识到了人才对基金会发展的制约。秘书长周铁林告诉记者，目前基金会工作人员除秘书长外，只有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会计和一个出纳，仅有的三四个工作人员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开拓基金会的相关工作。周铁林认为，到了借助社会力量来发展基金会的时候了，基金会必须要有经营、管理性的人才，要健全各项制度，进行专业化运作。

　　今年4月，基金会聘请了福建某集团董事长出任常务副理事长，周铁林明白，中国的艺术基金会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好的经验可以借鉴和参考，一切只能在摸索中进行。这几个月来，基金会在制度管理等方面已开始初见成效，成立专家委员会，建立会员制……周铁林希望，懂经营的专业型人才的加入，能够使基金会的运作有所突破，希望基金会不再只是被动地等待捐赠，希望它增加自身的造血功能，从而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记者手记

　　让艺术与基金会一起拥抱未来

　　上海大剧院艺术总监钱世锦至今还记得几年前音乐剧《剧院魅影》登陆上海大剧院时的情景，“一家化妆品企业答应提供400多万元的赞助。然而，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页的媒体回报条目：电视要上几次、报纸整版广告要做几次等等，要求十分苛刻。”

　　原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也谈到，在创作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曾有某机构愿意出价3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但条件却要交换该剧在全球的十年版权。

　　艺术和商业也许并不矛盾，但在商业赞助中，商家过分突出自身要求，却容易造成喧宾夺主的局面，多少让艺术有些尴尬。

　　所以，作为艺术与资本之间的中介，基金会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美国，有4万余家艺术基金会，每一个艺术家或艺术机构在需要资金帮助时，都会去寻找与自己对口的艺术基金会支持。而我国的艺术基金会，仅有区区几十家，这其中除了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等由政府支持的公募基金会有持续的资金注入，其余大都面临着生存的挑战。

　　艺术基金会窘迫的生存现状和国内基金会发展的大环境不无关系，双重管理、税收政策等先天不足制约着基金会的发展，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也考验着基金会管理者的智慧。尤其是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质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艺术基金会。实际上，包括艺术类基金在内的这些公益组织，其透明度确实非常低，甚至有的基金会拥有的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公众找不到有关他们的任何一点信息。在全社会都在呼吁透明化的时候，艺术基金会能否积极披露相关信息，在透明的基础上建立公信力，对提高自己的募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艺术基金会在我国的历史毕竟只有短短的20多年，作为新生事物，其赖以成长的制度环境尚不成熟。在今年民政部的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表示，将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虽然此前这样的消息已经出现过很多次，很多人将信将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实质性进展，但不管怎样，这次表态，起码表明政府今年已经加快双重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记者 苑晨曦）

　　捐款太少大批基金会在沉睡

　　作为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当家人，孟海东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在基金会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质量’就成为关键点，为数不多的几十家基金会到底有多少能够正常运作，能够筹到多少资金来资助文化艺术等公益事业呢？”也就是说，很多演出团体找不到艺术生产必须的资金，原因在于艺术基金会常常也是囊中如洗，或捉襟见肘。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不完全统计，2005年，24个艺术类基金会中，有3个其年度公益支出为零；2006年，27个中有2个公益支出为零；2007年，18个中有2个公益支出为零；2008年，39个中有7个公益支出为零；2009年，42个中有6个公益支出为零；2010年，29个中有6个公益支出为零。

　　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北京于魁智京剧艺术发展基金会以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发展基金会等，都有过零支出的尴尬，就连中国艺术节基金会等这些公募基金会，也不能逃脱零支出的窘境。

　　孟海东坦言，基金会“沉睡”的最重要原因，是得到的捐赠资金太少，甚至为零。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1992年成立时，得到过香港一个企业家200万港元的捐助，此后便再也无人问津。直到2005年，民政部找到该基金会主管部门，希望把这个基金会运作起来，不然，这个国字头的基金会就会面临被取消的命运。曾不断资助海内外华人优秀美术家从事创作的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由于资金匮乏，曾靠出售该基金会收藏的美术作品，来解维持生存的燃眉之急。北京梅兰芳艺术基金会的日子也不好过，从2005年至2010年的5年间，基金会每年的捐赠收入都在10万元以下。今年，基金会的账面上只有210万元，作为地方性非公募基金会，需要200万元的原始资金，如果再没有新的捐赠，基金会就将面临年审不合格而被停掉的危险。

　　据统计，在我国超千万元规模以上的企业中，有过公益捐助记录的不足1%，这其中捐助公益文化艺术事业的比例更是微乎其微。为什么富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仍然少有企业赞助中国的文化艺术公益事业呢？

　　在基金会中心网总裁程刚看来，艺术类基金会发展之难和目前国内的大环境有关，“救灾扶贫的慈善基金会像是雪中送炭，而艺术类基金会更像锦上添花，当一边是文化演出，一边是希望工程时，捐赠者一定会选择希望工程。”孟海东则认为，基金会招募资金困难的原因来自我国的税法，税收政策对企业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美国的基金会得以繁荣发展，部分原因就是美国的税收制度鼓励个人、家庭和公司将财产捐赠给慈善事业。”孙惠柱算了这样一笔账，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2003年获得了4270万美元的捐赠，占全部资金来源的39%。企业的捐赠分五个等级，个人捐赠分八个等级，每个级别都按照1∶1的比例抵扣税额。比如，普通赞助人捐赠1200美元，可抵扣1071美元；企业捐赠30万美元，可抵扣29.25万美元税额。而中国还没有这样的捐赠艺术类基金免税的优惠待遇。

　　搞好基金会先要学理财

　　2006年底，孟海东接任北京市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当时，基金会的管理和资金都已经出现了问题。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让他敏锐地意识到，一定要成立专项基金。“专项基金的最大特点是专业化，专款专用，集中团队力量办好一件事。”孟海东说，“以前基金会是先策划后拉钱，找不到钱，活动也只能作废。成立专项基金则是先有钱后搞活动，这样不仅保证了资金到位，还避免了拿着项目去找钱，企业会有一连串的附加条件。”

　　于是，近几年，小泽征尔艺术教育专项基金、京剧艺术发展基金、北京当代艺术推广基金、宋庄当代文化专项基金、中德文化专项基金、中日文化专项基金等先后成立。这种观念和方法上的转变使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迅速回到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艺术类基金会发展缓慢，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内部管理薄弱。”孟海东坦言，“我们现在根本谈不上有基金会运作的专业人才。艺术类基金会运作的专业性不强，因此，在项目的选择、评估、宣传中都容易出现问题，基金会的自身造血功能以及保值增值也难以发展。资金来源困难，又造成了基金会不会雇佣高素质的人才，进而影响到基金会的专业化发展。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995年，因梅兰芳京剧团重建应运而生的北京梅兰芳艺术基金会，也意识到了人才对基金会发展的制约。秘书长周铁林告诉记者，目前基金会工作人员除秘书长外，只有一个办公室主任、一个会计和一个出纳，仅有的三四个工作人员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开拓基金会的相关工作。周铁林认为，到了借助社会力量来发展基金会的时候了，基金会必须要有经营、管理性的人才，要健全各项制度，进行专业化运作。

　　今年4月，基金会聘请了福建某集团董事长出任常务副理事长，周铁林明白，中国的艺术基金会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好的经验可以借鉴和参考，一切只能在摸索中进行。这几个月来，基金会在制度管理等方面已开始初见成效，成立专家委员会，建立会员制……周铁林希望，懂经营的专业型人才的加入，能够使基金会的运作有所突破，希望基金会不再只是被动地等待捐赠，希望它增加自身的造血功能，从而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记者手记

　　让艺术与基金会一起拥抱未来

　　上海大剧院艺术总监钱世锦至今还记得几年前音乐剧《剧院魅影》登陆上海大剧院时的情景，“一家化妆品企业答应提供400多万元的赞助。然而，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页的媒体回报条目：电视要上几次、报纸整版广告要做几次等等，要求十分苛刻。”

　　原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赵汝蘅也谈到，在创作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时曾有某机构愿意出价3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但条件却要交换该剧在全球的十年版权。

　　艺术和商业也许并不矛盾，但在商业赞助中，商家过分突出自身要求，却容易造成喧宾夺主的局面，多少让艺术有些尴尬。

　　所以，作为艺术与资本之间的中介，基金会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美国，有4万余家艺术基金会，每一个艺术家或艺术机构在需要资金帮助时，都会去寻找与自己对口的艺术基金会支持。而我国的艺术基金会，仅有区区几十家，这其中除了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北京文化艺术基金会等由政府支持的公募基金会有持续的资金注入，其余大都面临着生存的挑战。

　　艺术基金会窘迫的生存现状和国内基金会发展的大环境不无关系，双重管理、税收政策等先天不足制约着基金会的发展，不断涌现的新问题也考验着基金会管理者的智慧。尤其是公众对慈善公益组织的质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艺术基金会。实际上，包括艺术类基金在内的这些公益组织，其透明度确实非常低，甚至有的基金会拥有的仅仅是一个名字而已，公众找不到有关他们的任何一点信息。在全社会都在呼吁透明化的时候，艺术基金会能否积极披露相关信息，在透明的基础上建立公信力，对提高自己的募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艺术基金会在我国的历史毕竟只有短短的20多年，作为新生事物，其赖以成长的制度环境尚不成熟。在今年民政部的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民政部表示，将对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履行登记管理和业务主管一体化职能。虽然此前这样的消息已经出现过很多次，很多人将信将疑，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实质性进展，但不管怎样，这次表态，起码表明政府今年已经加快双重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记者 苑晨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