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菜”的故事

　 去年九月，我在大理田野调查，充足的经费让我生出了饱暖之外的欲求，荡舟洱海，远眺苍山。花费不菲船资，登上“洱海一号”游船，美丽的白族姑娘告诉我，一会开船后，舱内演艺厅将有精彩表演。我便迫不及待地把斯特劳斯先生对人类学家“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的训诫一股脑儿地抛在了身后。

　 霓裳歌舞，围绕白族婚俗展开，当表演到白族“掐新娘”节目时，主持人说道：“今天是我们白族结婚的大好日子，彝族兄弟姐妹也前来祝贺，以他们‘跳菜’独特的方式给我们带来甜蜜的礼物，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两名吹芦笙的演员就率先跳进了白族婚礼现场。新郎背起娇艳欲滴的新娘，边上的姐妹们你掐一下我掐一下，表达美好祝愿，我喝着甜酸苦味的“三道茶”，悠哉游哉，心驰神往，直到游船靠上了洱海上的“小南海”。

　 却不想表演的背后还藏了一个故事，故事背后藏了一段往事，揭开往事的封贴，才能说出那句传说中的“真相只有一个”。向我道出这段故事背后的“真相”，恰是何明教授主编的《走向市场的民族艺术》(以下简称《民族艺术》)一书。

　 民族艺术研究，有时亦称艺术人类学：澜沧江岩画、太平洋岛民的文身、编制美丽图案的毛利人手编包、峒民“阳雀花”图案织锦、匈奴祭天石人、复活节岛巨石阵，散发着自然气息的民族艺术，都可称为民族艺术。曾几何时，我们将“民族”的标签贴给了中产阶级认可之外的艺术领域，于是，有一些艺术，就成了“主流”之外的“非主流”，等待着被发掘的“原生态”之美。当我们离开城市，前往山水之间，感受“自然”体验之时，是否想过那些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表演，是如何产生的呢？

　 从“艺术”到“商品”

　故事的开始，要追溯到1982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舞蹈家协会联合要搞“全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从云南省，到大理州，需要“发掘”地方民族舞蹈，普查中，“大家对南涧打歌的舞蹈性质没有任何质疑，却提出了‘跳菜’是否属于舞蹈的问题”。经过讨论，南涧彝族蒙化支系名为“吾多哈”的“捧盘舞”才被文献第一次记录了下来：

　“捧盘舞又叫‘抬菜’或‘跳菜’，是在民间办宴席上菜时为敬重宾客而跳动一种礼节性舞蹈。……边跳舞、边上菜。更有能者一次可抬二十四碗，即头上顶一托盘，左右手各托一盘，每盘八碗。”

　 可是，这时距离“跳菜”为人所知，还有近十年时间。1986年，南涧县的“打歌”在全国获奖，点燃了当地开发民间文化的热情。1991年，“大理以法律形式将具有悠久历史的‘三月街’民俗活动确定为‘三月街民族节’”，为了筹划当年的“三月街”活动，创作新节目的任务落到了一位杨编导的身上，杨编导既没看过，也不知道“跳菜”是怎么回事。在一位老教师的指点下，开始下乡去找“捧盘舞”。

　 无量山上有无量乡，无量乡里有“跳菜”，可这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仪式：村寨里民间的、原始的、最生活状态的跳菜，歌舞乐是分离的，跳菜的只负责跳，吹唢呐的只负责吹。这一切似乎还与表演相去甚远，为了舞台上的视觉效果与民族形象，编导想到了四要素：抬盘、羊披、光头、大耳环。

　抬盘里抬什么，需要讲究，山里人要放上“红东包”———大块的红烧肉；山里人虽不常穿羊披，但为了“一种原始的民族形象”，就披着上了舞台；光头造型舞台效果好，虽然是“人死的时候孝子才理的”，可还得“为了艺术而创造”；戴上大耳环，则是为了“少数民族个性更突出”。这“四要素”被整合进“跳菜”舞，后面的故事就明了了。

　 “跳菜”成功了。从州里到省里一直到国家，拿奖拿到手酸。名声在外，自然有人邀请，今天东家明天西家，各种演出任务，各种商业表演，从正规的表演队，到乡村的草台班，表演本身从“民族艺术”变成了一项可供消费的商品。

　 走向市场

　从“艺术”到“商品”，故事还没有结束。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南涧“跳菜”分明属于彝族支系，却偏偏出现在了洱海白族的表演当中。《民族艺术》的作者告诉我们，“当初安排节目时，游船的经营者认为：以往的节目大家都看疲劳了，三道茶喝一下，霸王鞭跳一跳，五朵金花，掐掐新娘，没有什么特别的……再加上一些能够表现少数民族风俗中比较粗犷的东西。……但白族的节日就像白族的生活方式一样比较浪漫，比较飘逸，……但是彝族的跳菜服装一出来就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很暗沉内蕴着一股力量……彝族汉子的粗犷，关键还有它的调门，有种隆重浓厚的色彩，整个舞台就会被它点缀得特别浓重。”

　这番心思与构想，最后被一句“今天是我们白族结婚的大好日子，彝族兄弟姐妹也前来祝贺”串联在了一起。看到这里，我终于明白，这两个文本是如何糅合在一起的。既有趣也充满戏剧性。作为人类学者，我赞美这种智慧。

　 人们需要民族的和艺术的，一如我们贫乏的艺术，需要贴上“原生态”的标签，便从此踏上星光大道。艺术本身是民族的，更是世界的。曾经有人与我一道走访湘西的乡村，参观土家干阑木楼，同行者溢美之余，向村民大声倡议：千万不要改变你们的房子，效法外界钢筋水泥的样式，千万要守住你们的传统云云。我不置可否。作为“原始”、“民族”或“原生态”的消费者，我们的确需要一个“民族艺术”的生产者，但我们没有权力束缚“生产者”。既然我们可以用高科技产品出售“现代”，有人也可以出售“原始”，但这理应符合市场机制———iPhone与“跳菜”同样是商品。

　 人们通过“他者”来建构自我，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前往欧美还是非洲的旅行，给了我们同样的自我建构的机会。全球化为人们创造了更多深入异文化的机会，同时，也通过市场给了“异文化”中的人们提供了契机。这一点上，我们无需臧否，也无需为地方文化的“不纯粹”而过多担忧，地方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远比我们想象的强韧，而这本身就是文化变迁的必经之路。
　
对于我们而言，在为民族艺术提供一个舞台的同时，不要为其添上额外的负重。无论是书中提到的元阳哈尼族梯田、新平傣族村落、德夯苗寨，源自威宁石门坎的小水井唱诗班，还是那些没有提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这样一些丰富的舞台，是艺术选择了这些人们，而理性的人们也选择了市场。

　 我“热爱旅行，热爱民族艺术”，不是因为我的“浪漫原始主义”想象，而是我真心希望对艺术的钟情能为人们带来更多生活的美好———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