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发布的《关于实施绿色印刷的公告》指出，2012年~2013年，基本实现中小学教科书绿色印刷全覆盖。近两年来，部分出版社和印刷厂在中小学教科书绿色印刷方面不断探索。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组织7家出版单位联合十几家印刷企业进行了秋季中小学教材绿色印刷试点工作；2011年，部分出版社及印刷企业就开始自发印制“绿色教材”。而从被动到主动再到3年计划，作为绿色印刷的排头兵，教材在“变绿”的过程中经历了哪些蜕变？从出版社到印刷企业，他们对此又有什么话要说？三宗“最”，由此而来。

　　“今年我们的秋季教材不是绿色教材。”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给了《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这样的答复，而就记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新华)今年为教育科学出版社印制的秋季教材应用的就是绿色印刷技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带着这个疑问，记者回访了山西新华总经理曹明祥。

　　曹明祥告诉记者，采用绿色印刷技术完全是他们公司的自主行为，今年秋季他们为13家出版社提供的960多万册教材全部按绿色印刷的标准印制。“我们没有和出版社沟通，也没有这样的平台，因此教育科学出版社不知道我们为他们印制的是绿色教材。”对于这种现状，曹明祥也有些无奈。

　　这种无奈不仅来自印刷厂，出版社也有同样的感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以下简称北师大出版集团)总编辑助理李桂福告诉《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北师大出版集团从去年参与总署倡导的绿色环保教材试点工作至今，在能力所及的前提下坚持绿色环保教材的试点与推广。自试点至今，在四川省所使用的北师大版教材，全部是绿色环保教材。”

　　但李桂福认为他们现在做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也只是在四川一省在做，没有推广开。”在这里，李桂福道出了他们的一个难处：“我们不完全掌握印刷企业的信息，究竟哪些企业通过了绿色认证？未通过绿色认证的印制企业是否采用绿色印刷？这方面的相关情况我们掌握的不全面，而且也不清楚可以从哪里能获得这些信息。”

　　建立平台，公示相关信息，使双方能更好沟通，有效协调，这是他们共同的希望。

　　四川南充宏瑞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充宏瑞)生产厂长王光明也向《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表示应该建立这样的平台，但他更看重其监督作用。他说：“平台是必须建立的，就像保障食品安全那样，有什么信息及时发布，不仅能保证信息畅通，还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

　　山西出版集团教材中心主任岳欣则关注利用这个平台所能做的宣传——尤其是对中小学的宣传。他对《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说：“学校、家长、学生，让这三方充分重视起来，从小学到高中，整整12年，学生天天都要使用教材，而以前大家从来没有意识到教材可能对孩子造成伤害，只有让他们充分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才能真正重视绿色教材。”

　　在政府、协会、企业的努力下，这个沟通和信息平台正在建立。11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和环境保护部在绿色印刷推进会上公布了首批获得绿色印刷认证的企业名单，今后出版社再印绿色教材可从中选择承印企业。

　　最需要解决的是——

　　降低成本

　　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去年试点出版绿色教材，今年没有做绿色教材，相关工作人员说他们也希望做绿色教材，越“绿”越好，但成本问题没解决，他们也是有心无力。

　　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中心出版部副主任郭绪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时采访表示，在环保和利润最大化同样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追求目标前提下，因环保而增加的成本由谁来埋单以及以什么形式落实到具体生产中是关键所在，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使绿色印刷真正得到推广。

　　关于环保材料的使用成本，北师大出版集团曾做过原材料成本比对。据李桂福介绍，根据他们的比对结果，油墨、黏合剂、水性预涂膜综合成本平均上涨约25%~36%。而据山西新华测算，材料涨幅最大的大概是33%，最小的也在5%左右，平均单位成本增加15%~20%。南充宏瑞的数据与前者基本一致。王光明介绍说：“书刊成本涨幅至少在20%左右，包括书刊后工序(装订)的一些辅料，如热熔胶和其他等在内，但油墨所占比重最大，大概占到70%~80%。”

　　但曹明祥补充道：“从使用上看，实际上成本增加了10%左右。因为环保材料品质高，在生产环节消耗少，例如使用绿色材料废品率就降低了，油墨用量更省了，这些都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此外，山西新华也在积极寻找降低成本的办法。例如减少能耗，使用节能灯，把T8全部换成T5；在材料采购上继续寻找价格合适品质又有保障的材料。

　　对此，南充宏瑞也是充满信心，王光明说：“其实在欧美国家早就实施了绿色印刷，所以我国全面实施绿色印刷是必然结果。成本高有诸多因素，刚开始可能有较多的研发成本，随着技术的完善，进入这个领域的企业越来越多，我认为成本应该会有所降低。”

　　最需要得到的是——

　　政府支持

　　“成本完全由自己承担，希望政府予以补贴。”

　　“现在教材定价一直不变，但物价年年都在涨，希望总署、发改委等部门能进行相关调研，提高教材定价，作为这个项目的捆绑性措施，在教材生产中，只要采取绿色印刷，就按绿色工价来补贴。”

　　“孩子的健康是最大的效益，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可以采取强制性措施，推行绿色教材。”

　　“如果政府没有硬性规定，我们很难全部实施绿色印刷，除非客户要求。”

　　“对绿色印刷的未来很期待，但希望总署跟环保部能出台相关确切的政策。”

　　……

　　在记者的采访中，这样的声音不绝于耳，在遇到瓶颈时，政府不能缺位——这是大部分受访企业的心声。

　　这种需要对于已经实施绿色印刷的企业显得尤为迫切。曹明祥向记者讲述了他们在生产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开展绿色印刷工作较早，在相关标准制定前，我们的问题主要是在实际操作中没有正式的依据。例如三废检测，究竟要检测哪些指标，环保部门也不是很清楚。有了标准以后，这些都已经不成问题，但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例如工艺上没有‘绿色标准’，而在材料上也只有油墨有HJ/T 370标准，胶粘剂有HJ/T 220标准，其他材料还没有相应标准，对此我们很困惑，只能向国外取经，目前我们按照欧洲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所以希望这些标准能尽早出台。”

　　此外，对于三废处理，曹明祥也有一个细节问题希望相关部门尽早处理：“废水处理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以现有的技术建中水处理厂，又有些浪费，因为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中水需要处理，但在生产中车间又会产生废液，究竟怎么解决？希望环保部门、总署相关部门针对我们这样的企业立项开发新技术，解决中水处理问题。”

　　对于补贴政策，在王光明看来，这只是起步阶段的权宜之计，不能长久依赖政府支持，关键还在自己的努力，研发更适合投放市场的技术。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郭绪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说：“在初始阶段，国家应该给予补贴，一方面是资金上的补贴，更重要的是给予技术上、指导思想上的帮助。逐渐让企业自身认识到做绿色印刷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不仅关系到企业长远的发展，还能在短期内给企业带来利益诱惑。这需要有几样工作做铺垫：一是进行大力地正面宣传，宣传必须切合实际，言之有物，必须从当下最困难的印装企业的角度着手；二是加大加快标准建设，没有标准，工作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三是国家对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进行直接补贴，从而减少印刷企业在使用阶段增加成本，而这种方式比给印刷企业进行补贴要容易很多”。

　　对此，国家相关部门已有所行动，《关于实施绿色印刷的公告》明确提出：“国家对获得绿色印刷认证的企业给予项目发展资金、产业政策和管理措施等的扶持和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