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现有数字环境下的音乐版权收益渠道有两个，一个是为无线音乐增值的服务渠道（比如手机彩铃等收入），另一个是互联网在线音乐传播渠道。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音乐产业版权创造出300多亿元的产值，但中国内地诸多公司作为版权和内容拥有者，获得的利益不足2%。中国无线音乐服务的商业收入在2009年就已达到200亿元以上，而真正给到音乐原创作者手中的却常年近乎为零。

版权审核问题无解

目前，国内无线音乐增值业务的商业模式弊端丛生，例如，国内某电信巨头的中央音乐基地对于上线音乐的版权审核看似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酷地步，即要上线一首歌曲，不仅要审核版权人的身份证原件，还要审核版权授权合同的原件，缺一不可。但即便如此，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版权虚假冒认的问题，因为对于只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体或商业公司而言，只要能从该电信巨头的中央音乐基地分到版权费，什么虚假的授权合同原件和证件原件都能造出来，因此到目前为止，此版权审核问题依旧无解。

在中国互联网音乐领域，虽然目前还没能建立起像iTunes等正版音乐下载付费的版权管理模式，但是，对于多年来面对零收入的广大音乐行业权利人而言，随着版权行政主管部门监管力度的加强，中国的在线音乐市场已经逐渐展现出曙光。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在此领域音乐正版化进程中责无旁贷，经过多年的艰苦谈判，音著协终于在2011年4月与百度公司达成了旨在建立在线正版音乐主渠道的战略合作协议，为中国的互联网音乐正版化进程翻开了新篇章。此举从根本上扭转了困扰百度公司多年来的非法在线音乐传播态势，促进了百度公司整体上实现其在线音乐传播的正版化。

数字环境下著作权授权管理遭遇挑战

音著协之所以能够与互联网领军企业携手建立在线正版音乐合作渠道，其原因就在于网络音乐的自身特点。在数字环境下，著作权授权管理遭遇空前挑战，笔者结合多年从业经验归纳出几个特点：

首先，在数字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专有性，即“先授权再使用”的传统授权模式因其时效性和操作性太差而被互联网企业广泛摒弃；而著作权的财产权属性则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只要能够兑现其财产权，兑现方式不必非经先授权再使用一途。

其次，某些特定种类的作品，如音乐词曲作品，在数字网络环境下已经被验证为权利人个体确实难于行使的权利。第一，此类作品的权利人非常分散，且数量巨大，而作品本身又普遍短小精悍，同名类似作品众多；第二，此类作品的单位使用价值均不是很高，但是海量成规模的使用却商业价值巨大。因此就交易谈判角度而言，无论是让个体权利人面对网络企业巨头，还是让网络企业巨头面对浩如烟海的作品权利人个体，在技术上和成本上很难实现，且在谈判地位上也不平等。

此外，即使能在技术上解决海量作品使用的谈判对价和交易问题，海量作品网络使用者如何确认权利人真实身份和如何辨识版权信息的真确性也成为网络使用者永远无法通过自身解决的问题。此时恰恰需要有具备强大版权辨别能力、同时又可以作为著作权益兑现直通渠道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介入。

音著协与百度公司此番合作的目的，就是在著作权人个体难于行使权利的领域，充分发挥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优势，给广大原创作者阶层建立起网络著作权益兑现的主渠道，解决广大使用者面临的授权难的实际困难，此举也与传统的版权专有授权模式形成互补关系。

传统著作权使用模式应对策略

策略一：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后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单独罗列在实践中导致了诸多认知冲突问题，在立法技术上一个明显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是将上位权利和下位权利平行罗列，比如，上位权利的复制权、表演权和下位权利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导致法律实践的认知混乱。另外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是简单地以新的传播媒介——即信息网络当做权利属性定义，使广大权利人和使用者产生错觉：是否只要新出现一种传播媒介就得衍生一项新的著作权？答案显然绝非如此简单。因此，即便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也应正确理解和把握数字环境下著作权的实质含义，避免出现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复制、表演和广播权的认知冲突。

策略二：在权利人个体难于行使权利的领域，应当充分发挥著作权集体管理法律制度的优势，着力建立数字环境下事关广大原创作者著作权益兑现的主渠道。关于这一点，中国还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因为客观条件是完全具备的，著作权集体管理法律制度已经在中国扎根多年，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备专业的版权管理技术能力，可以帮助广大使用者和权利人解决自身难以解决的版权辨识和权益收转问题。

策略三：应当承认，数字环境下的著作权合法使用问题对于世界各国而言都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因此，笔者也常听到海外同仁在解决网络著作权问题上对于中国的期盼，因为中国国情比较特殊，确实有条件发挥其强大的行政管理和引导能力，在数字环境下开拓出著作权管理的新局面，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树立榜样。

（本文作者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副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