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节发展之路何在？

　　“2009年之前，中国音乐节的数量不是很多，一年之间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2007年出任迷笛音乐节总监、2009年创办了张北草原音乐节的李宏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花了五年时间才走到音乐节的大门口，“目前音乐节数量在上升、质量则良莠不齐，但这是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而针对几天前曝出的成都大爱音乐节亏损一事，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张帆称，失败是由于音乐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跃进”心态。

　　起步问题多——五年走到了入门级

　　大爱音乐节汇集了山羊皮乐队、崔健、罗大佑、苏打绿、小野丽莎、汪峰、陈冠希等数十位中外一线大腕，总投资高达6000万，但高投资、强阵容却只换来了300万元的实际票房，据主办方负责人陈述称亏损原因包括赠票、黄牛票太多，宣传力度不够，没有拉到企业赞助，大爱音乐节变成了赔钱赚吆喝的典型。而张北音乐节则是另外一个典型案例，2009年8月初，张北草原音乐节正式亮相，三天观众总人次突破10万，可观众口碑却不尽如人意，很多人埋怨草原没草、漫天风沙，食品贵、交通堵、住宿难、如厕难……大家的吐槽环节主要围绕硬件设施和管理水平上，但音乐节策划团队和张家口政府签下了长达十年的合同，今年7月27到29日，第四届张北草原音乐节将如期上演。

　　“我2006年开始去欧洲看音乐节，2007年担任迷笛音乐节的总监，2009年策划了张北音乐节，到今年正好5年，终于走到音乐节入门级的水平。”前《滚石》中文版主编、张北音乐节的发起人之一李宏杰认为，既然中国的音乐节还是入门级，那么必然就存在各种问题，但它正向着更高级的方向前进。李宏杰提到了政府扶持的问题。“票房收入只是音乐节盈利的一部分，更多的投入要靠当地政府的支援。”李宏杰认为虽然目前的状况是不乏有一些政府埋单的音乐节请来一个草台班子赔钱赚吆喝，但它至少让那些摇滚音乐人有了更多的演出机会，“任何一个行业，不论是不是音乐节行业，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1999年、2000年前后我身边很多音乐人的生活很惨淡，现在音乐节多了，他们有更多演出和收入，这是最直接的效应。音乐人生活改善了，音乐链条上各个环节都会改变，歌迷能够听到更多的好歌。”

　　差距在服务——提升需要时间的积累

　　“一个真正出色的音乐节起码要做到三点，一是登台乐手的阵容，必须保持一定的水准，二是地理位置要与众不同，三是管理能力。苏格兰最大的音乐节‘T in the Park’的CEO看了去年的张北音乐节，被现场的热情所感动，但同时也指出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靠时间和经验的累积一一解决。”李宏杰认为，目前的音乐节需要围绕着“如何拿一样的原料做出不同的菜”来做文章。“与国外相比，我们的音乐节在外形上已经很接近了，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改造内部细节，而这需要时间的积累。第一届时观众埋怨草原没草，所以从张北2010年开始就整个把1500亩的草原围起来，旁边又形成了20万亩花田草海。第二届观众都说演出阵容太偏重金属了，所以第三届就请来了崔健、许巍、汪峰，再搭配台湾的张震岳。”

　　著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诞生于1969年，日本富士山音乐节创办于1997年，相比之下，大多数中国的音乐节还只是个襁褓中的小婴儿。“除了服务的细节，我认为国内的音乐家成长的速度也是一个大问题，我去看国外的音乐节，今年的某个新人还只能在副舞台上表演，但明年他就能登上主舞台，说明他从人气、实力上迅速成长了起来，另外也说明副舞台有了更新的人，‘Update(更新)’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正解方法多——逐渐培养品牌和观众

　　与大爱音乐节间隔最近的是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平谷举办的乐谷音乐季，也是邀请了众多国际大腕加华语头牌，据主办方歌华莱恩总经理魏明透露，本届乐谷的收支最终是基本持平。歌华莱恩近两年曾成功将老鹰乐队、艾薇儿、小红莓等欧美大牌歌手的个唱引入北京演出市场，并与国外演出商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才使他们能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请到欧美大牌。除了价格，摸清国外艺人的脾性和需求也很重要，“在接待和演出设备方面都可以让他们满意，给对方留下良好印象，通过艺人之间的口耳相传，让更多的欧美大腕了解中国音乐节的水平和情况，明年我们就可以邀请到更好的阵容，吸引更多投资和观众。”

音乐节发展之路何在？

　　“2009年之前，中国音乐节的数量不是很多，一年之间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2007年出任迷笛音乐节总监、2009年创办了张北草原音乐节的李宏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自己花了五年时间才走到音乐节的大门口，“目前音乐节数量在上升、质量则良莠不齐，但这是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而针对几天前曝出的成都大爱音乐节亏损一事，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张帆称，失败是由于音乐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跃进”心态。

　　起步问题多——五年走到了入门级

　　大爱音乐节汇集了山羊皮乐队、崔健、罗大佑、苏打绿、小野丽莎、汪峰、陈冠希等数十位中外一线大腕，总投资高达6000万，但高投资、强阵容却只换来了300万元的实际票房，据主办方负责人陈述称亏损原因包括赠票、黄牛票太多，宣传力度不够，没有拉到企业赞助，大爱音乐节变成了赔钱赚吆喝的典型。而张北音乐节则是另外一个典型案例，2009年8月初，张北草原音乐节正式亮相，三天观众总人次突破10万，可观众口碑却不尽如人意，很多人埋怨草原没草、漫天风沙，食品贵、交通堵、住宿难、如厕难……大家的吐槽环节主要围绕硬件设施和管理水平上，但音乐节策划团队和张家口政府签下了长达十年的合同，今年7月27到29日，第四届张北草原音乐节将如期上演。

　　“我2006年开始去欧洲看音乐节，2007年担任迷笛音乐节的总监，2009年策划了张北音乐节，到今年正好5年，终于走到音乐节入门级的水平。”前《滚石》中文版主编、张北音乐节的发起人之一李宏杰认为，既然中国的音乐节还是入门级，那么必然就存在各种问题，但它正向着更高级的方向前进。李宏杰提到了政府扶持的问题。“票房收入只是音乐节盈利的一部分，更多的投入要靠当地政府的支援。”李宏杰认为虽然目前的状况是不乏有一些政府埋单的音乐节请来一个草台班子赔钱赚吆喝，但它至少让那些摇滚音乐人有了更多的演出机会，“任何一个行业，不论是不是音乐节行业，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1999年、2000年前后我身边很多音乐人的生活很惨淡，现在音乐节多了，他们有更多演出和收入，这是最直接的效应。音乐人生活改善了，音乐链条上各个环节都会改变，歌迷能够听到更多的好歌。”

　　差距在服务——提升需要时间的积累

　　“一个真正出色的音乐节起码要做到三点，一是登台乐手的阵容，必须保持一定的水准，二是地理位置要与众不同，三是管理能力。苏格兰最大的音乐节‘T in the Park’的CEO看了去年的张北音乐节，被现场的热情所感动，但同时也指出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靠时间和经验的累积一一解决。”李宏杰认为，目前的音乐节需要围绕着“如何拿一样的原料做出不同的菜”来做文章。“与国外相比，我们的音乐节在外形上已经很接近了，目前的问题是如何改造内部细节，而这需要时间的积累。第一届时观众埋怨草原没草，所以从张北2010年开始就整个把1500亩的草原围起来，旁边又形成了20万亩花田草海。第二届观众都说演出阵容太偏重金属了，所以第三届就请来了崔健、许巍、汪峰，再搭配台湾的张震岳。”

　　著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诞生于1969年，日本富士山音乐节创办于1997年，相比之下，大多数中国的音乐节还只是个襁褓中的小婴儿。“除了服务的细节，我认为国内的音乐家成长的速度也是一个大问题，我去看国外的音乐节，今年的某个新人还只能在副舞台上表演，但明年他就能登上主舞台，说明他从人气、实力上迅速成长了起来，另外也说明副舞台有了更新的人，‘Update(更新)’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正解方法多——逐渐培养品牌和观众

　　与大爱音乐节间隔最近的是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平谷举办的乐谷音乐季，也是邀请了众多国际大腕加华语头牌，据主办方歌华莱恩总经理魏明透露，本届乐谷的收支最终是基本持平。歌华莱恩近两年曾成功将老鹰乐队、艾薇儿、小红莓等欧美大牌歌手的个唱引入北京演出市场，并与国外演出商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才使他们能以相对较低的价格请到欧美大牌。除了价格，摸清国外艺人的脾性和需求也很重要，“在接待和演出设备方面都可以让他们满意，给对方留下良好印象，通过艺人之间的口耳相传，让更多的欧美大腕了解中国音乐节的水平和情况，明年我们就可以邀请到更好的阵容，吸引更多投资和观众。”

　　迷笛学校校长张帆认为，大爱音乐节能请到像山羊皮这样的国际级乐队很难得，而且在演出内容方面做得也不错，“但是如果从一个商业活动的立场看，音乐节不能赔钱。大爱音乐节投资力度过大、把现实情况想得太乐观、票价不符合消费者的现状，不符合商业运作规律，也没有取得政府和赞助商的有力支持。”张帆称大爱音乐节的亏损只是一个个案，按照目前中国市场的情况，做音乐节应该一步一步慢慢来，“一个品牌要逐步培养，观众的欣赏习惯也得慢慢培养，然后再加大投资，不要着急提升规模，更不能对它的前景灰心。我们最终是要把音乐节运作成一个可持续性的节日。”

　　数字音乐节 摸索版权产业之路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音乐节，音乐节市场也在其他方面展开了尝试。前段时间第三届北京九棵树数字音乐节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拉开帷幕，如今舞台撤了，观众散了，就连学校操场上的些许痕迹也被今年夏天丰厚的雨水冲刷一净，但音乐节却并未结束。“虽然舞台表演的部分已经结束，但音乐节的附加值却才开始萌芽。”作为九棵树数字音乐节的承办方，北京现代音乐学院院长李罡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啥是数字音乐节？

　　“传统音乐节的主体就是现场表演，而数字音乐节很少有大型的现场演出，它的主体是音乐作品的展示和交易，”李罡进一步解释了数字音乐节的概念，“传统的音乐节是歌手唱完了，观众消费了，熄灯散场后消费就终止了，但数字音乐节则是曲终人散之后才正式铺开更大的阵仗，音乐作品要在展示之后放上网络平台，通过用户的下载进一步消费，完成版权交易，附加值就变高了。”据李罡介绍，音乐节开幕当天就有50多家代理商到现场淘金，“他们找到好音乐，做版权代理，附加值增加。”三年前，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承办了第一届九棵树数字音乐节，开创了国内的先河。“当时有一个环节是‘数字音乐拍卖会’，有20个出版单位来拍学生的作品，最高的一首音乐被拍到了20万，这就大大提高了原创作品的含金量。”音乐器材展览会、校园原创作品大赛及校园混音大赛也是数字音乐节的一部分。“器材展是集中展示推广音乐行业优质设备及器材，原创大赛能为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切磋的平台，同时也可以为音乐行业输送优秀人才。三届做下来，学校投资了几百万，但我们愿意提供这个平台，因为产业发展到今天必须有人做这件事情。”

　　如何实现产业化？

　　在采访过程中，李罡还提到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创新点，“过去两届我们没有和联通、移动两大通讯运营商有过直接的接触，这次直接接触了产业核心。”李罡介绍说，此前进行作品交易，是与两大通讯运营商的下线接触，围着几家供货商转，而供货商从他们的平台上买走了作品，自然就介入了盈利分成，这种垄断造成了两头分裂的状况，“学生们的作品只能分到很少的钱，而那些大的门户运营商拿到的作品也不是最新鲜的。”

　　“今年我们切切实实有了与大的门户对话的机会，真正步入产业化的范畴，同时这也是国际化的基本特征。”在本届数字音乐节上成立了“音乐产业联盟”，包括索尼、华纳等四大唱片公司在内的多家唱片公司都派代表到场签约。“虽然我们在法律上尚有欠缺，但只要所有参加联盟的唱片公司都信守一个规则，声音就会越来越强大，既能保护版权，又会促进立法。”

　　怎样让年轻人最受益？

　　李罡并未避讳学校学音乐创作的学生逐年减少的现实，“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写完了歌，根本得不到回报，我们学校有个学生写了一首歌叫《说谎》，在网上很红，前两天这个孩子回到学校求职，说自己吃不上饭。作品虽然红了，但作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件事情如果解决不了，大家都会很痛苦。”

　　而现在的情况有了改变，通过这次数字音乐节而登上网络平台的作品，作者除了最初得到的相应比例的分账，如果歌曲日后一旦走红，还会有8%的追加版税，“当年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一锤子卖完拿到钱之后就跟他无关了，如果按我们现在的方式，他不可能就一次性拿那么点钱就算了。现在能写歌的都是年轻人，相信这样的方式会鼓励他们进行创作。”

　　数字音乐节 摸索版权产业之路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音乐节，音乐节市场也在其他方面展开了尝试。前段时间第三届北京九棵树数字音乐节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拉开帷幕，如今舞台撤了，观众散了，就连学校操场上的些许痕迹也被今年夏天丰厚的雨水冲刷一净，但音乐节却并未结束。“虽然舞台表演的部分已经结束，但音乐节的附加值却才开始萌芽。”作为九棵树数字音乐节的承办方，北京现代音乐学院院长李罡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啥是数字音乐节？

　　“传统音乐节的主体就是现场表演，而数字音乐节很少有大型的现场演出，它的主体是音乐作品的展示和交易，”李罡进一步解释了数字音乐节的概念，“传统的音乐节是歌手唱完了，观众消费了，熄灯散场后消费就终止了，但数字音乐节则是曲终人散之后才正式铺开更大的阵仗，音乐作品要在展示之后放上网络平台，通过用户的下载进一步消费，完成版权交易，附加值就变高了。”据李罡介绍，音乐节开幕当天就有50多家代理商到现场淘金，“他们找到好音乐，做版权代理，附加值增加。”三年前，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承办了第一届九棵树数字音乐节，开创了国内的先河。“当时有一个环节是‘数字音乐拍卖会’，有20个出版单位来拍学生的作品，最高的一首音乐被拍到了20万，这就大大提高了原创作品的含金量。”音乐器材展览会、校园原创作品大赛及校园混音大赛也是数字音乐节的一部分。“器材展是集中展示推广音乐行业优质设备及器材，原创大赛能为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切磋的平台，同时也可以为音乐行业输送优秀人才。三届做下来，学校投资了几百万，但我们愿意提供这个平台，因为产业发展到今天必须有人做这件事情。”

　　如何实现产业化？

　　在采访过程中，李罡还提到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创新点，“过去两届我们没有和联通、移动两大通讯运营商有过直接的接触，这次直接接触了产业核心。”李罡介绍说，此前进行作品交易，是与两大通讯运营商的下线接触，围着几家供货商转，而供货商从他们的平台上买走了作品，自然就介入了盈利分成，这种垄断造成了两头分裂的状况，“学生们的作品只能分到很少的钱，而那些大的门户运营商拿到的作品也不是最新鲜的。”

　　“今年我们切切实实有了与大的门户对话的机会，真正步入产业化的范畴，同时这也是国际化的基本特征。”在本届数字音乐节上成立了“音乐产业联盟”，包括索尼、华纳等四大唱片公司在内的多家唱片公司都派代表到场签约。“虽然我们在法律上尚有欠缺，但只要所有参加联盟的唱片公司都信守一个规则，声音就会越来越强大，既能保护版权，又会促进立法。”

　　怎样让年轻人最受益？

　　李罡并未避讳学校学音乐创作的学生逐年减少的现实，“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写完了歌，根本得不到回报，我们学校有个学生写了一首歌叫《说谎》，在网上很红，前两天这个孩子回到学校求职，说自己吃不上饭。作品虽然红了，但作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件事情如果解决不了，大家都会很痛苦。”

　　而现在的情况有了改变，通过这次数字音乐节而登上网络平台的作品，作者除了最初得到的相应比例的分账，如果歌曲日后一旦走红，还会有8%的追加版税，“当年杨臣刚的《老鼠爱大米》一锤子卖完拿到钱之后就跟他无关了，如果按我们现在的方式，他不可能就一次性拿那么点钱就算了。现在能写歌的都是年轻人，相信这样的方式会鼓励他们进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