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计划经济模式的指引下，上海、北京、苏州等地相继在各自地域范围内，把个体的乐器作坊进行了组织性整合，成立了以厂为单位的、综合各大类民族乐器生产的企业。这种整合，在人力资源集中统一的情况下，为民族乐器各品种的延续和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随着改革开放及所有制的突破，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引入，那种集各个地域所有人、财、物进行“大而全”生产的模式，受到了强烈冲击，如今民族乐器制造业格局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在“计划经济”的指挥棒下，各企业要承担的一些社会责任，如今也显得力不从心。尤其从行业角度来说，以“民族乐器厂”这样的名称，来阐述“这是一家制造各民族、各地方戏曲、各乐器类别产品的企业”，已经显得很不专业了。历史上，西洋乐器生产厂家的产品定义描述，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交响乐乐器厂”的模式。
　　中国民族乐器是个大家族，走过几千年的岁月，其中无论“旁系嫡系”，都有深厚的“挖掘”和“打磨”的价值。哪怕就是看似简单的竹笛系统，要在其人文层面、艺术层面琢磨到比较专业的程度，也许需要穷尽一生。而现在各地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今天思考一下古筝，明天研究一下笙，后天在来讨论二胡……，这样“通吃”型的厂家，最后难免“消化不良”。
　　在西洋乐器的制造行业中，没有一个厂家能把整个交响乐团所需乐器全部品种、或者仅仅十分之一的品种尽数投产。对各类乐器的诸多品牌稍作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因为这么多种类的乐器，是分属不同文化、技术层面的一座座高峰。作为一个企业，要想攀上每一座高峰难免力不从心，也不切实际。也许可以攀上一座座“著名商标”、“名优产品”之类的“人为高峰”，可没有品质的保证，笔者以为这只能是为企业做反面宣传，因为品质方面潜伏的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近几年古琴的生产模式出现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现象。在制作理念上，在对乐器文化的认知上，一批优秀的制作者已经深刻地理解到，这个看似简单的古琴，其蕴含的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就是极尽个人甚至一个团队的毕生精力，也只能了解一、二而未必能参透一、二。古琴这座“高峰”不是一代人、一辈子能攀登完成的，这座山里的宝藏也不是一代人、一辈子能探究完成的。相比那些紧盯着“市场占有率”的企业，这样的“琴坊”更加符合乐器文化的属性，体现了对文化品格的追求。我以为这样的“琴坊”选择“琴有独钟”的生产模式，无疑是一个或者一群对乐器文化有深刻认识的文化人，选择的一种富有“文化智慧”的模式。
　　在这当中，斫琴师王鹏先生创建的“均天坊”可以说是一个典范。如果我们的行业中，有100个、1000个这样的“琴坊”，那么我们的民族乐器制作行业，才能与中国的文化地位相称。当然，这需要以“琴坊”的创始人具有相当的综合素养为前提。所以我呼吁音乐院校的毕业生，可以把乐器制造作为事业的选择，在努力的钻研中“蛰伏”10年必有成效，可成大器。反之，当前行业中一些由“小而次”繁衍至“小而滥”的小作坊，以及由“大而全”转化为“大而空”的大企业，由于文化品格、精神的缺失，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大企业未必有大文化，小企业尽可以体现大文化。从市场角度来说，目前产品销量始终受到“供大于求”的威胁。在这一表象的背后，与我们民族乐器企业因不甚合理的生产模式，导致的粗放经营、文化品位不高而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不无关系。
　　很多年以前，笔者曾在日本独资的古筝制作企业参观学习。当时面对日本总经理笔者还很自豪地介绍：我们一年能生产某某数量的古筝。日方总经理听后一脸的不以为然：在30年、50年以后，你们还有多少能够给人以视听享受的古筝可以留下？笔者一时哑然，真是“易见千年琴，难闻百年筝。”
　　可以理解，我们很多企业为了市场、为了生存，都在彰显着自己的生产能力，动辄几万把二胡，几万台古筝。但如果我们扪心自问，若干年以后，我们值得留下的乐器能有多少？我们的子孙面对二十世纪后半叶、二十一世纪初叶留下的、号称文化产品的民族乐器遗存，能感受到多少这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又能洞悉到多少这个时代的“非文化”或“伪文化”的浮躁之气。
　　看看当今的日本古筝，与我们收藏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侨民所用的古筝，其文化层面的“精、气、神”完全是一脉相承。文化的源泉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无论怎样的社会变迁，文化的潮流总是不断前行。从这一点来讲，依托着文化精神的生产模式才能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