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在全世界形成一种热潮的摇滚乐，自诞生起就与大胆的表现形式和极强的社会性而染上政治的色彩，它与爱、和平、黑人解放、反宗教等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紧密结合，台湾知名乐评人说："摇滚乐让我看到了音乐和政治结合得可能性。"

中国摇滚时代的到来同样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行，它反抗主流意识形态、反抗商业体制，崔健的《一无所有》催生和催化了那个自由时代的到来，但是九十年代之后，摇滚乐又成为独立音乐的代名词而逐渐沉于地下。摇滚乐在当下的中国是否依旧具备生存和生长的土壤，张铁志对IBTimes中文网说："这个社会并非一个乌托邦，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IBTimes中文网：摇滚是否是民主的艺术化体现？

张铁志：摇滚因其特有的反抗精神，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摇滚乐从历史上来讲确实也结合了社会性的运动，它一出来就遇到了美国六零年代，包括黑人民主运动和摇滚乐在当时也结合得非常紧密，它遇到的那个大时代塑造了摇滚乐的写意功能，它具有很强烈的理想主义的社会写意。但与被视为靡靡之音的流行音乐相同之处在于，摇滚乐也是一种被贩卖的文化商品，它有很多媚俗庸俗的地方，也有摇滚巨星这样的明星体制。但是社会写意的地方在历史发展又被一次次召唤出来，这就是摇滚乐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是一种矛盾的结合。譬如我书中写道，最大的矛盾综合地就是现在世界最著名的U2乐队，他就是一个超级巨星，但强调美国六零年代那种马丁·路金的理想主义，和对普世价值的关怀。

IBTimes中文网：如果说摇滚乐与社会思潮紧密相关，那么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具备摇滚乐生长的土壤？

张铁志：土壤是一直在的，这个社会并非一个乌托邦，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所以总是有很多资源供创作者去反思，去面对。其次更具体来说，中国社会尤其如此，在08年开始的过去五六年，的确是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化，微博的出现让很多人有新的渠道认识世界，可以看到很多艺人开始更关注公共议题，所以这个土壤确实是有的。因此可以看到，中国的摇滚民谣等独立音乐又有一批开始政治化的趋势，很多音乐人又开始关注公共议题，周云蓬、左小祖咒都是最明显的例子，大陆现在小清新的代表之一邵夷贝，一个可爱的女孩，她的歌曲都是关于时事。甚至大陆现在颇有名气的万能青年旅店，他们都是有很强的社会意识。

IBTimes中文网：在更加激烈化矛盾的社会土壤下，所培育出的摇滚乐会走向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是悲观虚无，是愤怒，还是某种不管不顾的狂欢？

张铁志：狂欢我觉得倒不会，愤怒是有的，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悲哀吧，比如说周云蓬的《中国孩子》中就是很悲壮的一种情绪，还有一种是对现在社会的不满，呈现出带着戏谑性的讽刺，他们会觉得这是个灰蒙蒙的时代。

IBTimes中文网：相对于左小祖咒，周云蓬这样的音乐人，你是如何评价像汪峰等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摇滚音乐人的？

张铁志：在我看来，他们确实是两种类型，汪峰更多地是在体制里面，在各种主流电视节目上的活动，包括在进今年春晚上唱《我爱你中国》这种主旋律的歌。虽然他也经常尝试做一些反思，但这种思维逻辑已经很清楚地跟着主旋律了；虽然在很多影视作品的主题歌中也表现出一些迷茫和愤怒，但这种迷茫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的不接地气的迷茫，就是"信仰在空气中飘"，但是这种年轻人的迷茫具体是什么东西，左小祖咒他们就会去触碰，像拆迁啊、钉子户啊等社会敏感词。

从寥寥之音，到在时代出发出巨大的"噪音"，再到逐渐隐匿于地下，以摇滚乐所代表的独立音乐呈现出如山峦一般起起伏伏的发展态势。张铁志认为，近年来，主流的衰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明显发展趋势，独立音乐逐渐被人们以新的形势所接受，它们有属于自己的追随者，有随它们去对抗主流的反叛者。在这个方面，张铁志告诉IBTimes中文网，台湾与大陆非常相同，香港则相对发展滞后，"在香港，没有演出场所这个客观原因暂时看来是阻碍独立音乐发展最重要的原因"。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在全世界形成一种热潮的摇滚乐，自诞生起就与大胆的表现形式和极强的社会性而染上政治的色彩，它与爱、和平、黑人解放、反宗教等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紧密结合，台湾知名乐评人说："摇滚乐让我看到了音乐和政治结合得可能性。"

中国摇滚时代的到来同样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行，它反抗主流意识形态、反抗商业体制，崔健的《一无所有》催生和催化了那个自由时代的到来，但是九十年代之后，摇滚乐又成为独立音乐的代名词而逐渐沉于地下。摇滚乐在当下的中国是否依旧具备生存和生长的土壤，张铁志对IBTimes中文网说："这个社会并非一个乌托邦，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IBTimes中文网：摇滚是否是民主的艺术化体现？

张铁志：摇滚因其特有的反抗精神，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摇滚乐从历史上来讲确实也结合了社会性的运动，它一出来就遇到了美国六零年代，包括黑人民主运动和摇滚乐在当时也结合得非常紧密，它遇到的那个大时代塑造了摇滚乐的写意功能，它具有很强烈的理想主义的社会写意。但与被视为靡靡之音的流行音乐相同之处在于，摇滚乐也是一种被贩卖的文化商品，它有很多媚俗庸俗的地方，也有摇滚巨星这样的明星体制。但是社会写意的地方在历史发展又被一次次召唤出来，这就是摇滚乐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是一种矛盾的结合。譬如我书中写道，最大的矛盾综合地就是现在世界最著名的U2乐队，他就是一个超级巨星，但强调美国六零年代那种马丁·路金的理想主义，和对普世价值的关怀。

IBTimes中文网：如果说摇滚乐与社会思潮紧密相关，那么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否具备摇滚乐生长的土壤？

张铁志：土壤是一直在的，这个社会并非一个乌托邦，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所以总是有很多资源供创作者去反思，去面对。其次更具体来说，中国社会尤其如此，在08年开始的过去五六年，的确是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化，微博的出现让很多人有新的渠道认识世界，可以看到很多艺人开始更关注公共议题，所以这个土壤确实是有的。因此可以看到，中国的摇滚民谣等独立音乐又有一批开始政治化的趋势，很多音乐人又开始关注公共议题，周云蓬、左小祖咒都是最明显的例子，大陆现在小清新的代表之一邵夷贝，一个可爱的女孩，她的歌曲都是关于时事。甚至大陆现在颇有名气的万能青年旅店，他们都是有很强的社会意识。

IBTimes中文网：在更加激烈化矛盾的社会土壤下，所培育出的摇滚乐会走向一种什么样的风格，是悲观虚无，是愤怒，还是某种不管不顾的狂欢？

张铁志：狂欢我觉得倒不会，愤怒是有的，更多的应该是一种悲哀吧，比如说周云蓬的《中国孩子》中就是很悲壮的一种情绪，还有一种是对现在社会的不满，呈现出带着戏谑性的讽刺，他们会觉得这是个灰蒙蒙的时代。

IBTimes中文网：相对于左小祖咒，周云蓬这样的音乐人，你是如何评价像汪峰等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摇滚音乐人的？

张铁志：在我看来，他们确实是两种类型，汪峰更多地是在体制里面，在各种主流电视节目上的活动，包括在进今年春晚上唱《我爱你中国》这种主旋律的歌。虽然他也经常尝试做一些反思，但这种思维逻辑已经很清楚地跟着主旋律了；虽然在很多影视作品的主题歌中也表现出一些迷茫和愤怒，但这种迷茫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的不接地气的迷茫，就是"信仰在空气中飘"，但是这种年轻人的迷茫具体是什么东西，左小祖咒他们就会去触碰，像拆迁啊、钉子户啊等社会敏感词。

从寥寥之音，到在时代出发出巨大的"噪音"，再到逐渐隐匿于地下，以摇滚乐所代表的独立音乐呈现出如山峦一般起起伏伏的发展态势。张铁志认为，近年来，主流的衰落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个明显发展趋势，独立音乐逐渐被人们以新的形势所接受，它们有属于自己的追随者，有随它们去对抗主流的反叛者。在这个方面，张铁志告诉IBTimes中文网，台湾与大陆非常相同，香港则相对发展滞后，"在香港，没有演出场所这个客观原因暂时看来是阻碍独立音乐发展最重要的原因"。

IBTimes中文网：像你所喜爱的左小祖咒、周云蓬，他们呈现怎样的生存状况？

张铁志：左小祖咒在媒体中有很多报道，有很多粉丝，确是另外一种"对抗性的主流"，是与主旋律体制所不一样的主流，可以称之为"反主流的主流"。其实，就像我刚才说过的，摇滚乐具有它的两面性，汪峰许巍他们在当时都是具有很强的反叛性和理想主义，但同时摇滚作为商品有它的明星逻辑，这可能是不同摇滚歌手的不同选择，有的偏向于它的商业性，有的偏向于它的社会性和批判性，这都是他们个人的选择和个人所信仰的东西。左小祖咒在微博上也是个公知，有很多粉丝，他是另外一种多重矛盾的组合体，他已经在主流的商业体制中发出了很多声音，只是他仍旧选择一个相对反叛和批判的姿态，像他写得钉子户的、三鹿奶粉那些歌曲能看出来，他还是愿意和更多的被压迫者站在一起，并非真正和主流同化，在玩一个颠覆主流规则的游戏，这是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左小祖咒、周云蓬、万能青年旅店，广州的五条人，民谣歌手张玮玮都是我所喜欢的，但他们每个人又是不一样的，像张玮玮较少去触碰敏感的东西，而是比较抒情地去描述自己的生活，却是比较真实地去描写生活。

IBTimes中文网：相较于大陆，在港台摇滚乐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发展情形？

张铁志：台湾很清楚，在过去十年进入了独立音乐的时代，主流音乐是衰落的，独立音乐反而成为一个更大的主流，在年轻人群体中有很多的影响力，陈绮贞、张悬都是从在小的咖啡厅唱歌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一步步走出来，这十年有更多这样的力量，大陆也是，像周云蓬在十年前都是地下独立音乐在，在过去十年逐渐在年轻人中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的说法是"主流的衰落和独立的崛起"，而前者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明显的现象，但香港独立音乐还没有真正的浮出水面，整个发展是比台湾和大陆要慢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香港房价很高，所以没办法有很多live house，北上广和台北都蛮多的，因为现在网络下载很方便，现场演出变得很重要，这对于音乐人和他歌迷之间的关系都很重要，大陆有很多音乐节可以为大陆这些独立音乐人提供巡回演出的机会，香港几乎没有什么live house 。

IBTimes中文网：除了客观原因，香港呈现出俗文化，台湾则更文艺，香港独立音乐的滞后是与其俗文化有关系吗？

张铁志：在我看来，没有演出场所这个客观原因暂时看来是最重要的。香港流行音乐过去也很成功，八十年代独成一派，底层的文艺创作者还是很多，只是没有舞台空间，让他们去站在主流舞台上。

BTimes中文网：港台很多文化人尤其电影导演都开始北上，目前来看大陆文化对港台文化是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张铁志：过去三十年两岸三地的确有更多的交流，文化人会在不同曾敏遇到。港台文化就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香港更多的受到国际化西方文化的影响，台湾相对来说有相对本土的东西，从1970年代有回归乡土的认识，于是文艺创作上也有这样一个思潮和运动，这就成为过去三十年台湾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我建议，文化还应该是具备本土的东西，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好的电影还是陈凯歌的《黄土地》呀、贾樟柯的故乡电影等等，这种对生活的反思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港台导演们北上只是去拍摄一部华丽的古装大片就毫无意义了。台湾拍合拍片还是比较少，台湾这几年比较火的电影还是具有本土气质的电影，《艋》、《赛德克·巴莱》、《海角七号》、《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电影都是非常台湾本土化的，香港导演北上拍摄合拍片可能比较多一些，但这两年又有一个新的趋势，香港这两年所谓本土的气氛也越来越强，很多导演慢慢会回来拍摄属于香港的故事，去思考怎么去讲香港的故事。我的价值希望是多元的，政治上是这样，音乐、电影都是这样，不应该只有单一的文化想象，那这个社会就很可怕了。

IBTimes中文网：像你所喜爱的左小祖咒、周云蓬，他们呈现怎样的生存状况？

张铁志：左小祖咒在媒体中有很多报道，有很多粉丝，确是另外一种"对抗性的主流"，是与主旋律体制所不一样的主流，可以称之为"反主流的主流"。其实，就像我刚才说过的，摇滚乐具有它的两面性，汪峰许巍他们在当时都是具有很强的反叛性和理想主义，但同时摇滚作为商品有它的明星逻辑，这可能是不同摇滚歌手的不同选择，有的偏向于它的商业性，有的偏向于它的社会性和批判性，这都是他们个人的选择和个人所信仰的东西。左小祖咒在微博上也是个公知，有很多粉丝，他是另外一种多重矛盾的组合体，他已经在主流的商业体制中发出了很多声音，只是他仍旧选择一个相对反叛和批判的姿态，像他写得钉子户的、三鹿奶粉那些歌曲能看出来，他还是愿意和更多的被压迫者站在一起，并非真正和主流同化，在玩一个颠覆主流规则的游戏，这是他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左小祖咒、周云蓬、万能青年旅店，广州的五条人，民谣歌手张玮玮都是我所喜欢的，但他们每个人又是不一样的，像张玮玮较少去触碰敏感的东西，而是比较抒情地去描述自己的生活，却是比较真实地去描写生活。

IBTimes中文网：相较于大陆，在港台摇滚乐呈现出一种怎样的发展情形？

张铁志：台湾很清楚，在过去十年进入了独立音乐的时代，主流音乐是衰落的，独立音乐反而成为一个更大的主流，在年轻人群体中有很多的影响力，陈绮贞、张悬都是从在小的咖啡厅唱歌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一步步走出来，这十年有更多这样的力量，大陆也是，像周云蓬在十年前都是地下独立音乐在，在过去十年逐渐在年轻人中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的说法是"主流的衰落和独立的崛起"，而前者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明显的现象，但香港独立音乐还没有真正的浮出水面，整个发展是比台湾和大陆要慢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香港房价很高，所以没办法有很多live house，北上广和台北都蛮多的，因为现在网络下载很方便，现场演出变得很重要，这对于音乐人和他歌迷之间的关系都很重要，大陆有很多音乐节可以为大陆这些独立音乐人提供巡回演出的机会，香港几乎没有什么live house 。

IBTimes中文网：除了客观原因，香港呈现出俗文化，台湾则更文艺，香港独立音乐的滞后是与其俗文化有关系吗？

张铁志：在我看来，没有演出场所这个客观原因暂时看来是最重要的。香港流行音乐过去也很成功，八十年代独成一派，底层的文艺创作者还是很多，只是没有舞台空间，让他们去站在主流舞台上。

BTimes中文网：港台很多文化人尤其电影导演都开始北上，目前来看大陆文化对港台文化是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张铁志：过去三十年两岸三地的确有更多的交流，文化人会在不同曾敏遇到。港台文化就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香港更多的受到国际化西方文化的影响，台湾相对来说有相对本土的东西，从1970年代有回归乡土的认识，于是文艺创作上也有这样一个思潮和运动，这就成为过去三十年台湾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我建议，文化还应该是具备本土的东西，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好的电影还是陈凯歌的《黄土地》呀、贾樟柯的故乡电影等等，这种对生活的反思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港台导演们北上只是去拍摄一部华丽的古装大片就毫无意义了。台湾拍合拍片还是比较少，台湾这几年比较火的电影还是具有本土气质的电影，《艋》、《赛德克·巴莱》、《海角七号》、《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些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电影都是非常台湾本土化的，香港导演北上拍摄合拍片可能比较多一些，但这两年又有一个新的趋势，香港这两年所谓本土的气氛也越来越强，很多导演慢慢会回来拍摄属于香港的故事，去思考怎么去讲香港的故事。我的价值希望是多元的，政治上是这样，音乐、电影都是这样，不应该只有单一的文化想象，那这个社会就很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