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7年的北京音乐训练班，到1979年的北京歌舞团交响乐队，再到1989年从北京歌舞团的编制中脱离出来独立建团，虽然北京交响乐团的历史短到不及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几位老大哥的一半，但如此年轻的北京交响乐团却被公认为是国内交响乐团中的佼佼者。

　　1997年，首创《北京新年音乐会》，让伴着交响乐聆听新年钟声成为北京人欢度新年的时尚；即便条件艰苦、资金短缺，也要以音乐季演出保持乐团的竞技状态；将数百位国内外音乐大师“请进来”，提高乐团的艺术水准；以敬畏之心对待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并不遗余力地向世界音乐界推荐；6次欧洲巡演、数次走出国门，以遵循国际惯例的商演模式展示中国交响乐团的职业姿态……这一切，谭利华功不可没。

　　舞台上，谭利华是北京交响乐团的灵魂，他被西方媒体称为“东方式的意大利风格和出色的技巧”，指挥乐团将不同音乐家、不同风格的作品，准确表达；舞台下，谭利华是北京交响乐团称职的经营者，他带领乐团闯市场、“走出去”，让北京交响乐团这个无畏的勇者走向世界。

　　“全国最狠”的人员考核制度

　　自执掌北京交响乐团帅印之日起，“建设与首都地位相称的国际化、高度职业化的优秀交响乐团”就成为谭利华的明确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注定艰辛不已。

　　“建设一支优秀的交响乐团，是一个浩大、繁琐的工程。人才，无疑是这个工程的基础。”上世纪90年代，谭利华就以准确的眼光、过人的胆识、有效的改革，为北京交响乐团的高度职业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6年，北京交响乐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人事任用制度改革，对乐团成员实行“拉幕考核”：无论是“老北交”，还是新报名的备选乐手，甚至是来自国外的音乐家，一律平等，演奏时拉上幕布，评委坐在台下听后打分。

　　“考题是世界优秀交响乐团任用乐手时必考的困难片段，每人要展示5段。乐手的分数是7个评委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的平均分，超过80分的可以留下，90分以上的才有资格竞选首席。”

　　那次考核的最终结果是，“老北交”的乐手只剩了5人。“当时，很多人说我们这一招全国最狠。但实践证明，这一招最科学、最公正。”谭利华介绍，“拉幕考核”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今年4月，北京交响乐团将进行新一轮的选拔，为乐团输送新鲜血液。“去年的考核，报名的乐手不少，但还是没有招到合适的，希望今年能有优秀的人才加入。”

　　现在，北京交响乐团已经进入稳定磨合期。“合奏艺术要靠乐手们长时间磨合，才能达到默契和谐。乐手素质、技术、艺术理念的提升，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谭利华说，北京交响乐团的改革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以敬畏之心对待所有作品

　　人才是工程的基础，作品则是工程的一砖一瓦。北京交响乐团的做法是，通过音乐季的演出一点点积累。

　　“以音乐季演出保持乐团的竞技状态和生命力，是国外职业交响乐团的通行做法。自1997年起，北京交响乐团有了自己的音乐季。从1998年开始，北京交响乐团坚持每个音乐季演奏不重复的交响乐作品。之后，即使是在条件艰苦、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季演出也从没有停止。2012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北京交响乐团的演出季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四大板块、110场演出、1000余万元创收、12余万名观众。”谭利华介绍，通过多年音乐季演出的实践，北京交响乐团已经积累了世界精品交响曲目的80%以上，大大加快了乐团职业化的进程。

　　与此同时，北京交响乐团持续不断地委约、演奏中国作品。谭利华说，这不仅仅是提升乐团水平的必要手段，更是向世界推广中国交响乐的一份责任。“音乐史是作曲家作品的历史。中国交响乐要得到世界的尊重，就必须有优秀的原创作品。如今，不少杰出的中国音乐家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但我们的作品却没有跟上。”

　　据谭利华分析，中国交响乐作品之所以还没有得到世界音乐界的广泛认可，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作曲家创作出的优秀作品数量不多。在谭利华眼中，优秀的中国交响乐作品应该是将中国音乐元素完美地融入交响乐的形式之中，并通过当代作曲技巧展示出来的作品。然而近年来文艺界的“浮躁风”也传染了一部分交响乐作曲家。“有些作曲家手里的活儿太多，根本没时间也没心思潜心创作，在这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作品，注定不会成为精品。”谭利华说，“作品不仅要对听众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所以我特别敬佩王西麟这样的大师，因为他为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付出了全部的心血，这种精神值得所有作曲家学习。”

　　近年来，不少优秀的年轻交响乐作曲家相继涌现，谭利华在肯定他们天分的同时，也不忘提个醒：“有些年轻作曲家十分追求国际化，比较强调使用非常前卫的作曲方法创作。听他们的作品，很难分辨出究竟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在我看来，那些太过前卫的作曲方法，往往会伤害作品的本色。”谭利华说：“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还是应该具有中国特色，就好比你是个中国人，那么你的言谈举止间就会流露出浓浓的中国味儿，这是任何服装饰品都掩饰不了的。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大师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民族印记，真正优秀的交响乐作品，还是应该植根于民族、植根于自己。”

　　另一方面，国内不少交响乐团在排演中国交响乐作品时，往往不那么认真。“一些乐团，演奏国外大师的作品时标准都很严苛，但演绎中国交响乐作品时却很肤浅，既没有怀着敬畏之心，更没有通过认真研究和排练把作曲家真正想表达的音乐内涵展现出来，这就使很多好作品被遗憾地埋没了。”谭利华说，北京交响乐团排练中国新创交响乐作品的时间，往往是国外作品的一倍以上。

　　从1977年的北京音乐训练班，到1979年的北京歌舞团交响乐队，再到1989年从北京歌舞团的编制中脱离出来独立建团，虽然北京交响乐团的历史短到不及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几位老大哥的一半，但如此年轻的北京交响乐团却被公认为是国内交响乐团中的佼佼者。

　　1997年，首创《北京新年音乐会》，让伴着交响乐聆听新年钟声成为北京人欢度新年的时尚；即便条件艰苦、资金短缺，也要以音乐季演出保持乐团的竞技状态；将数百位国内外音乐大师“请进来”，提高乐团的艺术水准；以敬畏之心对待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并不遗余力地向世界音乐界推荐；6次欧洲巡演、数次走出国门，以遵循国际惯例的商演模式展示中国交响乐团的职业姿态……这一切，谭利华功不可没。

　　舞台上，谭利华是北京交响乐团的灵魂，他被西方媒体称为“东方式的意大利风格和出色的技巧”，指挥乐团将不同音乐家、不同风格的作品，准确表达；舞台下，谭利华是北京交响乐团称职的经营者，他带领乐团闯市场、“走出去”，让北京交响乐团这个无畏的勇者走向世界。

　　“全国最狠”的人员考核制度

　　自执掌北京交响乐团帅印之日起，“建设与首都地位相称的国际化、高度职业化的优秀交响乐团”就成为谭利华的明确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注定艰辛不已。

　　“建设一支优秀的交响乐团，是一个浩大、繁琐的工程。人才，无疑是这个工程的基础。”上世纪90年代，谭利华就以准确的眼光、过人的胆识、有效的改革，为北京交响乐团的高度职业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6年，北京交响乐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人事任用制度改革，对乐团成员实行“拉幕考核”：无论是“老北交”，还是新报名的备选乐手，甚至是来自国外的音乐家，一律平等，演奏时拉上幕布，评委坐在台下听后打分。

　　“考题是世界优秀交响乐团任用乐手时必考的困难片段，每人要展示5段。乐手的分数是7个评委去掉最高分和最低分后的平均分，超过80分的可以留下，90分以上的才有资格竞选首席。”

　　那次考核的最终结果是，“老北交”的乐手只剩了5人。“当时，很多人说我们这一招全国最狠。但实践证明，这一招最科学、最公正。”谭利华介绍，“拉幕考核”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今年4月，北京交响乐团将进行新一轮的选拔，为乐团输送新鲜血液。“去年的考核，报名的乐手不少，但还是没有招到合适的，希望今年能有优秀的人才加入。”

　　现在，北京交响乐团已经进入稳定磨合期。“合奏艺术要靠乐手们长时间磨合，才能达到默契和谐。乐手素质、技术、艺术理念的提升，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谭利华说，北京交响乐团的改革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以敬畏之心对待所有作品

　　人才是工程的基础，作品则是工程的一砖一瓦。北京交响乐团的做法是，通过音乐季的演出一点点积累。

　　“以音乐季演出保持乐团的竞技状态和生命力，是国外职业交响乐团的通行做法。自1997年起，北京交响乐团有了自己的音乐季。从1998年开始，北京交响乐团坚持每个音乐季演奏不重复的交响乐作品。之后，即使是在条件艰苦、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季演出也从没有停止。2012年，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北京交响乐团的演出季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四大板块、110场演出、1000余万元创收、12余万名观众。”谭利华介绍，通过多年音乐季演出的实践，北京交响乐团已经积累了世界精品交响曲目的80%以上，大大加快了乐团职业化的进程。

　　与此同时，北京交响乐团持续不断地委约、演奏中国作品。谭利华说，这不仅仅是提升乐团水平的必要手段，更是向世界推广中国交响乐的一份责任。“音乐史是作曲家作品的历史。中国交响乐要得到世界的尊重，就必须有优秀的原创作品。如今，不少杰出的中国音乐家得到了世界的认可，但我们的作品却没有跟上。”

　　据谭利华分析，中国交响乐作品之所以还没有得到世界音乐界的广泛认可，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作曲家创作出的优秀作品数量不多。在谭利华眼中，优秀的中国交响乐作品应该是将中国音乐元素完美地融入交响乐的形式之中，并通过当代作曲技巧展示出来的作品。然而近年来文艺界的“浮躁风”也传染了一部分交响乐作曲家。“有些作曲家手里的活儿太多，根本没时间也没心思潜心创作，在这样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作品，注定不会成为精品。”谭利华说，“作品不仅要对听众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所以我特别敬佩王西麟这样的大师，因为他为自己的每一部作品都付出了全部的心血，这种精神值得所有作曲家学习。”

　　近年来，不少优秀的年轻交响乐作曲家相继涌现，谭利华在肯定他们天分的同时，也不忘提个醒：“有些年轻作曲家十分追求国际化，比较强调使用非常前卫的作曲方法创作。听他们的作品，很难分辨出究竟是中国人写的还是外国人写的。在我看来，那些太过前卫的作曲方法，往往会伤害作品的本色。”谭利华说：“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还是应该具有中国特色，就好比你是个中国人，那么你的言谈举止间就会流露出浓浓的中国味儿，这是任何服装饰品都掩饰不了的。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大师的作品都带有强烈的民族印记，真正优秀的交响乐作品，还是应该植根于民族、植根于自己。”

　　另一方面，国内不少交响乐团在排演中国交响乐作品时，往往不那么认真。“一些乐团，演奏国外大师的作品时标准都很严苛，但演绎中国交响乐作品时却很肤浅，既没有怀着敬畏之心，更没有通过认真研究和排练把作曲家真正想表达的音乐内涵展现出来，这就使很多好作品被遗憾地埋没了。”谭利华说，北京交响乐团排练中国新创交响乐作品的时间，往往是国外作品的一倍以上。

　　北京交响乐团的这份敬畏之心，打动了众多中国作曲家。唐建平打击乐协奏曲《圣火2008》、方可杰《热巴舞曲》、郭文景《山之祭》、鲍元恺《京剧交响曲》、张千一《云南随想》……十余年来，北京交响乐团积累了大量中国作曲家的委约作品，可以演奏至少4场音乐会。“这些不同风格、不同手法的作品是北京交响乐团宝贵的财富。我们希望在坚持努力数年后，能为中国交响乐留下一些传世之作，能形成和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相匹配的中国交响乐学派。”

　　今年，北京交响乐团将有3部委约作品面世。其中包括曾经获得美国普利策奖的音乐家周龙创作的交响组曲《京都风韵》，组曲共4个乐章“钟鼓楼”“庙会”“京韵”和“急急风”；委约作曲家叶小纲创作的《九歌》将屈原诗歌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相融合；此外，还有作曲家王西麟的《云南音诗Ⅱ》。

　　开阔的眼光与包容的胸怀

　　做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职业化交响乐团，当然不能停滞于国门之内顾影自怜。北京交响乐团的做法是，在不断提高自身水准的同时，“请进来”“走出去”，开阔自己的眼界，也让世界更多更好地了解我们。

　　为提高乐团的艺术水准，北京交响乐团陆续将数百位国内外音乐家“请进来”，2012年更是在一年之内请来国际一线大师20余位。此外，北京交响乐团与德国柏林爱乐乐团、英国伦敦爱乐乐团和法国巴黎管弦乐团签订了友好交流合作协议，包括大提琴家路德维希·匡特和打击乐演奏家莱纳·希格斯在内的柏林爱乐乐团5位首席演奏家于2012年6月10日正式加入北京交响乐团，成为北京交响乐团有史以来第一批来自世界名团的荣誉首席。

　　今年的音乐季中，不少世界音乐界响当当的名字在北京交响乐团的邀请名单之列：82岁的俄罗斯指挥大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与其夫人、钢琴家维多利亚·波斯特妮可娃，69岁的芬兰指挥家莱夫·希尔格斯坦，瑞士指挥家蒂埃里·费舍尔，希腊指挥家拜伦·费德茨，美国指挥家欧文·霍夫曼；小提琴演奏家莎拉·张、宓多里、克雷诺夫、克里斯托弗·巴拉蒂；钢琴家让-艾弗兰·巴维等。

　　谭利华说：“要做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职业化交响乐团，就必须引进国际化的乐团运作方式。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大师，带来他们最好的、最拿手的保留曲目，他们把各自艺术风格的精髓留给了北京交响乐团。他们不仅让乐团的演奏家们开阔了眼界，也充实了乐团的曲目，北京交响乐团职业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在“请进来”的同时，北京交响乐团“走出去”的脚步也没有停歇。6次欧洲巡演、数次走出国门，且一直遵循和面对欧洲主流市场、主流观众群体和主流演出机构，在票房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走出去’就要堂堂正正。现在有些所谓的‘走出去’的演出简陋之极，甚至连侧幕条都没有，还有一些‘后半夜’演出，只能演给在国外打工的中国人，更有一些‘花钱买吆喝’的演出，不仅送票还送路费，这种‘掉价’的行为大大伤害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形象和市场。”谭利华认为，“运用商业运作的手段，面对西方主流观众群体，在完美演绎西方音乐经典的基础上，大力推介中国当代优秀的音乐作品，这才是北京交响乐团带着优秀音乐文化‘走出去’的意义。”

　　在与欧洲演出商洽谈巡演、与EMI唱片公司合作时，谭利华坚持中国作品与西方古典音乐作品的比例是1∶1——每年两张唱片，必须有一张是中国当代音乐作品；在国外巡演时也是半场中国作品，半场西方音乐经典。

　　今年，北京交响乐团“走出去”的行程业已基本安排完毕，下半年将参加布拉格的德沃夏克音乐节、奥地利布鲁克纳音乐节、墨西哥塞万提斯音乐节，同时展开美国巡演。

　　交响乐普及的脚步不能停

　　“李德伦是我的老师，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听过老师几十场的交响乐普及讲座，印象深刻。”秉承前辈普及交响乐的理念，谭利华从1994年起带领北京交响乐团开始了交响乐普及之旅。

　　“以前我们送交响乐进学校演出的时候，由于没有正规音乐厅，不是在饭堂就是在小礼堂。但饭堂和小礼堂根本就没有听音乐会的氛围，大大削弱了音乐的美感。后来，我们干脆把观众请到音乐厅免费看音乐会。从2000年开始，乐团又推出10元到30元的低票价普及音乐会。可以说，为了普及音乐会，我们把能想到的招儿都使出来了。”

　　普及交响乐难，难的不是形式，而是坚持。谭利华说：“普及交响乐现在更具有现实意义。交响乐能陶冶人的情操，能够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涤荡人们的心灵。这种影响也许一年两年看不出来，但十年八年就显现出来了。普及交响乐是一项终身的事业，也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几代人付出努力。”

　　在谭利华看来，目前中国的音乐普及还停留在精英阶段。“音乐是一个需要合作的项目，很多贫困的孩子自卑、闭塞，但是在音乐的合作中他们能够找到自信，获得快乐。贫穷的孩子中也有很多有天赋的，像委内瑞拉的青年音乐教育计划就培养出了像杜达梅尔这样出色的指挥，但是很遗憾，目前中国还没有这样的项目。”

　　对于这样的项目在中国是否有实施难度，谭利华认为，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委内瑞拉是个贫穷的国家，但他们的经验已成功推广到了英国。但是这应该是一个多个部门合作的事情，要有专项资金、场地、教育部门支持等等。一个乐团能做的毕竟有限。”谭利华说，过去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普及虽然已到了大学、中学和小学，但还没有到贫困孩子中间，“希望有一天这会变成现实，如果国内有这样的项目，北京交响乐团一定责无旁贷。”

　　今年，高雅艺术普及音乐会仍然是北京交响乐团音乐季演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谭利华说，在今年密集的商演中，北京交响乐团会“见缝插针”，尽量多地走进校园、举办公益普及音乐会，为乐团、为中国交响乐积累更多的观众。

　　北京交响乐团的这份敬畏之心，打动了众多中国作曲家。唐建平打击乐协奏曲《圣火2008》、方可杰《热巴舞曲》、郭文景《山之祭》、鲍元恺《京剧交响曲》、张千一《云南随想》……十余年来，北京交响乐团积累了大量中国作曲家的委约作品，可以演奏至少4场音乐会。“这些不同风格、不同手法的作品是北京交响乐团宝贵的财富。我们希望在坚持努力数年后，能为中国交响乐留下一些传世之作，能形成和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相匹配的中国交响乐学派。”

　　今年，北京交响乐团将有3部委约作品面世。其中包括曾经获得美国普利策奖的音乐家周龙创作的交响组曲《京都风韵》，组曲共4个乐章“钟鼓楼”“庙会”“京韵”和“急急风”；委约作曲家叶小纲创作的《九歌》将屈原诗歌与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相融合；此外，还有作曲家王西麟的《云南音诗Ⅱ》。

　　开阔的眼光与包容的胸怀

　　做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职业化交响乐团，当然不能停滞于国门之内顾影自怜。北京交响乐团的做法是，在不断提高自身水准的同时，“请进来”“走出去”，开阔自己的眼界，也让世界更多更好地了解我们。

　　为提高乐团的艺术水准，北京交响乐团陆续将数百位国内外音乐家“请进来”，2012年更是在一年之内请来国际一线大师20余位。此外，北京交响乐团与德国柏林爱乐乐团、英国伦敦爱乐乐团和法国巴黎管弦乐团签订了友好交流合作协议，包括大提琴家路德维希·匡特和打击乐演奏家莱纳·希格斯在内的柏林爱乐乐团5位首席演奏家于2012年6月10日正式加入北京交响乐团，成为北京交响乐团有史以来第一批来自世界名团的荣誉首席。

　　今年的音乐季中，不少世界音乐界响当当的名字在北京交响乐团的邀请名单之列：82岁的俄罗斯指挥大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与其夫人、钢琴家维多利亚·波斯特妮可娃，69岁的芬兰指挥家莱夫·希尔格斯坦，瑞士指挥家蒂埃里·费舍尔，希腊指挥家拜伦·费德茨，美国指挥家欧文·霍夫曼；小提琴演奏家莎拉·张、宓多里、克雷诺夫、克里斯托弗·巴拉蒂；钢琴家让-艾弗兰·巴维等。

　　谭利华说：“要做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职业化交响乐团，就必须引进国际化的乐团运作方式。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大师，带来他们最好的、最拿手的保留曲目，他们把各自艺术风格的精髓留给了北京交响乐团。他们不仅让乐团的演奏家们开阔了眼界，也充实了乐团的曲目，北京交响乐团职业化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在“请进来”的同时，北京交响乐团“走出去”的脚步也没有停歇。6次欧洲巡演、数次走出国门，且一直遵循和面对欧洲主流市场、主流观众群体和主流演出机构，在票房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走出去’就要堂堂正正。现在有些所谓的‘走出去’的演出简陋之极，甚至连侧幕条都没有，还有一些‘后半夜’演出，只能演给在国外打工的中国人，更有一些‘花钱买吆喝’的演出，不仅送票还送路费，这种‘掉价’的行为大大伤害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形象和市场。”谭利华认为，“运用商业运作的手段，面对西方主流观众群体，在完美演绎西方音乐经典的基础上，大力推介中国当代优秀的音乐作品，这才是北京交响乐团带着优秀音乐文化‘走出去’的意义。”

　　在与欧洲演出商洽谈巡演、与EMI唱片公司合作时，谭利华坚持中国作品与西方古典音乐作品的比例是1∶1——每年两张唱片，必须有一张是中国当代音乐作品；在国外巡演时也是半场中国作品，半场西方音乐经典。

　　今年，北京交响乐团“走出去”的行程业已基本安排完毕，下半年将参加布拉格的德沃夏克音乐节、奥地利布鲁克纳音乐节、墨西哥塞万提斯音乐节，同时展开美国巡演。

　　交响乐普及的脚步不能停

　　“李德伦是我的老师，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听过老师几十场的交响乐普及讲座，印象深刻。”秉承前辈普及交响乐的理念，谭利华从1994年起带领北京交响乐团开始了交响乐普及之旅。

　　“以前我们送交响乐进学校演出的时候，由于没有正规音乐厅，不是在饭堂就是在小礼堂。但饭堂和小礼堂根本就没有听音乐会的氛围，大大削弱了音乐的美感。后来，我们干脆把观众请到音乐厅免费看音乐会。从2000年开始，乐团又推出10元到30元的低票价普及音乐会。可以说，为了普及音乐会，我们把能想到的招儿都使出来了。”

　　普及交响乐难，难的不是形式，而是坚持。谭利华说：“普及交响乐现在更具有现实意义。交响乐能陶冶人的情操，能够在浮躁的社会环境中涤荡人们的心灵。这种影响也许一年两年看不出来，但十年八年就显现出来了。普及交响乐是一项终身的事业，也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几代人付出努力。”

　　在谭利华看来，目前中国的音乐普及还停留在精英阶段。“音乐是一个需要合作的项目，很多贫困的孩子自卑、闭塞，但是在音乐的合作中他们能够找到自信，获得快乐。贫穷的孩子中也有很多有天赋的，像委内瑞拉的青年音乐教育计划就培养出了像杜达梅尔这样出色的指挥，但是很遗憾，目前中国还没有这样的项目。”

　　对于这样的项目在中国是否有实施难度，谭利华认为，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委内瑞拉是个贫穷的国家，但他们的经验已成功推广到了英国。但是这应该是一个多个部门合作的事情，要有专项资金、场地、教育部门支持等等。一个乐团能做的毕竟有限。”谭利华说，过去北京交响乐团的音乐普及虽然已到了大学、中学和小学，但还没有到贫困孩子中间，“希望有一天这会变成现实，如果国内有这样的项目，北京交响乐团一定责无旁贷。”

　　今年，高雅艺术普及音乐会仍然是北京交响乐团音乐季演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谭利华说，在今年密集的商演中，北京交响乐团会“见缝插针”，尽量多地走进校园、举办公益普及音乐会，为乐团、为中国交响乐积累更多的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