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出生于上海的小提琴家，我对“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记忆可说是相当丰富的。印象最深的，要数2017年的开幕式，与同行们一起摇动起舞台上巨大的留声机，饶有兴味。那么多年了，互相见证彼此的成长。早在2001年，我就以学生的身份参加了“上海之春”的演出。20年转瞬即逝，在今年的开幕式上，我同上音附小、附中最优秀的学生们一起演奏了小提琴曲《阳光照耀在塔什库尔干》，再次送上我们的祝福。

　　“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内容的独具特色，是它能持续不断地挖掘当代的新人新作，为国内的作曲家以及年轻的演奏家搭建成熟的平台；再者，就是它优秀的，历久弥新的持续性。我觉得，这是在我们党和政府的支持下与国外一些音乐节不一样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活动一旦停摆，那即便日后可以重启，也需要花费更大的努力来维持它本身价值与意义的延续。因此在面临着如今如此复杂的国内外疫情形势下，这来之不易的坚持就尤显可贵了。疫情期间，我一直在以线上教学的方式为学生上课，并从去年开始恢复了线下的音乐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国内舞台的恢复工作都是做得极好的。在文化的层面上，持之以恒总会比急功近利更可贵。
　　我会趁着当下国内文艺复兴的契机，介绍更多古典音乐中隐藏着的宝藏给中国的听众，例如室内乐。在几百年的发展中，室内乐演奏在西方国家已形成了成熟稳定及多维度的生态圈，从近百人的小客厅到上千人的音乐厅，从室内到室外，从广场到宫廷，音乐自然而然地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也更容易孕育出室内乐演奏人才。这一点在我们国内稍有不同，也许因为文化的隔阂或者聆听习惯的差异，庞大的或英雄主义式的交响音乐似乎更为大多数听众的喜爱，小而美的室内乐也许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更多走入人们的文化生活中。

　　说到舞台演奏就离不开音乐教育，国内外的教学在侧重点上似乎略有不同，这并非是简单的音乐与技术之争，而是对孩子们音乐兴趣培养的优先级是否应该高于对反复枯燥的技术训练的强制性要求的思考。从小进行更高效与艰苦的训练能使基本功扎实，知识体系健全，在演奏上可以进入自由的王国，一路坦途。从兴趣和体验入手的孩子会更积极地去试错，寻找更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更主动地开展长期的学习。如何取得这两者的平衡，是值得思考的。

　　在我以及更老一辈音乐人学习的年代并不具备如今这么多的选择。大部分的同龄人物质条件极其有限，故而非常珍惜现有的每一份资源，从不轻易把“放弃”列为选项……如今的时代，孩子的专注力在海量的信息和无数种选择中切换和消耗，极度膨胀的物质生活的背面似乎隐藏着深度思考和体验的集体无力。举个小例子，小时候，我很喜欢阅读老版本的《十万个为什么》，最后几乎将它们全部翻烂了。现在的电子书，有没有“翻烂”的感觉姑且不说，起码在多重的声音与图像刺激之下，专注的阅读和思考多少已经成为了稀罕品。其实练琴也好，学艺术也好，是相似的，而这点最重要。

　　当然，物质文明有它无可否认的益处。我就很欣喜地看到沪上的音乐场馆越来越多。我在新建造的上音歌剧院里演过几场，声音还挺不错的，因为是剧院，所以和音乐厅的感觉还是略微不同。

　　众所周知，上海音乐厅素来有着老派的典雅感觉，上交音乐厅代表了最新和最时尚的设计和声音工程理念，东方艺术中心宏大而华美……上海的这些剧场、音乐厅由于建造的年代不同，格外体现出各自的特点——“声音审美”角度的多姿多彩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