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被誉为中国“疯狂小提琴”演奏家的张少博与著名雅尼乐团携手亮相洛杉矶诺基亚剧院（NokiaTheater）。这是中国艺术家首次登台著名的诺基亚剧院演出，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欢迎。中新社发 毛建军 摄

　　艺术能够显现人的精神，而在众多艺术形式中，音乐作为最普遍的艺术语言，通常被看作是最具哲学性的。“music”一词起源于希腊文的“mousike（techne）”，含义为“technology of the Muses”，表示“献给智慧女神缪斯的艺术”。Mousike在古希腊不单指音乐，而是包括人文领域的多个分支，如舞蹈、诗歌、演唱、乐器演奏等，以及各类文化与智力活动。如果要在现在的英文中寻找一个词对应mousike的话，最合适的词应该是humanities。对music具有现代意义的更狭义地使用出现后，music便只指代唱歌与乐器演奏，或与旋律相关的艺术形式。但“音乐”一词的具体含义，实际上到了今天依然在发生变化。而在近代以来关于音乐哲学的讨论中，思想家们基本上都以西方古典音乐为对象进行讨论，非和声音乐与现代流行乐大多不在他们的考察范围内。本文不针对“音乐”范畴的外延进行探讨，主要是呈现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本质的讨论。
　　古希腊时期的音乐哲学
　　最早提出关于音乐的观点的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而万物和谐的具体内容在于数字的相互关系，这一点尤其在音符中有所体现。他们通过分析音乐的和弦，如作为协和音程的四度、五度、八度（数学关系体现在音程中音符的音高与乐器的弦长之间的比例：3∶4、2∶3、1∶2），说明和谐具体体现在音符之间有规律的数学关系。“他们不是把音乐当作诉诸现实性的、感性的艺术，而是当作世界规律性的象征、真理和学问”。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明确表示，他对可接受的音乐局限于模仿勇敢的人以及模仿人们谦逊和平的日常状态两种曲调。柏拉图认为音乐是具有教育功能的，但是“复杂的音乐产生放纵”，所以在他理想的城邦中，只允许有模仿好的事物的简单曲调出现，复杂的音乐遭到禁止。柏拉图唾弃复杂多样的音乐，更是出于一种道德上的动机，而非审美上的，因为他显然认为音乐中有善或恶的特征存在。受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柏拉图认为音乐与德性中和谐性的本质具有根源上的亲缘关系。
　　亚里士多德对待音乐的态度比柏拉图要宽容，他认为音乐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并且也不限制任何类型的音乐。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同样承认音乐对人性情的塑造，但比柏拉图更进一步的是，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音乐对个体情绪的表现，他认为只有音乐和诗歌能表现心理上的或精神上的情绪。音乐曲调及伴有音乐的歌词“本身就包含着精神情绪的相似物”。悲剧通过模仿人的情绪使人们内心坏的情绪得到净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对艺术持有的更多功能的发现。而音乐能够模仿人的情绪，除了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教育，同时也具有高尚的享乐功能。在亚里士多德这里，除了音乐的模仿理论之外，还有着近代关于音乐的讨论中表现主义观点的痕迹。
　　形式主义与表现主义的争论
　　作为美学理论的先驱人物，康德同样在音乐的理论上提出了他的观点，尽管进一步考察会发现，康德对音乐的态度存在矛盾，但这不妨碍他在后期音乐哲学中的形式主义观点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在《判断力批判》第16节中，康德认为音乐属于更高级的自由美（free art），之后在第53节中又认为音乐排在艺术中最低的位置。他认为音乐只是一种快适的（agreeable）艺术，只是感官的游戏。也就是说，音乐当中没有内容可供知性进行反思（reflection），只是形式的艺术。他认为我们在音乐中感受到的美，是“多种感觉在游戏中的形式作评判的结果”，音乐带给人们美的体验的原因在于音乐的形式。音乐不表达概念或内涵，仅仅通过其旋律、声音传达情绪或感觉。
　　19世纪的音乐美学家汉斯力克（Eduard Hanslick）常被看作近代形式主义的代表。他“特别反对‘表现’（darstellen）概念”，并认为“音乐作品的美是一种为音乐所特有的美，即存在于乐音的组合中，与任何陌生的、音乐之外的思想范围（gedankenkreis）都没有什么关系”，“作曲家所表现的观念（Idee），首先和主要的是纯音乐性的观念。在他的幻想中出现一支明确的、优美的旋律。这旋律只代表它自己，不代表别的东西”。事实上，汉斯力克并不反对音乐可以表现情感，他认为音乐可以通过力度与速度模仿情绪的某一方面，具体的确定的情感是音乐所不能表现的，音乐只能表现情感更抽象更一般的方面。将汉斯力克归为形式主义观点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将音乐的唯一内容看作是声音不断地运动的形式。这也是形式主义观点的核心，坚持音乐的本质在于其形式自身。
　　与康德认为艺术只是通过其形式达到感官享乐的观点不同，黑格尔认为艺术主要的目的是丰富理解而非提供愉悦。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艺术是绝对精神当中最先的表象一环，是对真理的诠释。虽然艺术本身确实具有感官属性，但当中所展现的真理内容是大于其带来的感官愉悦的。而在众多艺术形式当中，音乐没有空间性，是最接近概念的形式，因而在具体经验内容的基础上最具有自由的潜质。黑格尔将音乐看成是最接近概念的形式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将音乐看作是从外部事物当中解放出来的。画家或雕塑家依然需要对自然界进行观察和学习，但音乐的发展更多是基于其自身形式的变化，并且模仿与表达的内容更具有精神性。
　　近代的表现主义观点是在承认音乐含有除自身形式之外的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音乐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内容的传达。唤醒理论（arousal theory）试图通过音乐引起人们的情绪来解释我们听到音乐时做出的反应，这是一种直觉上占优势的理论，但常常被诟病不够深刻。莱维森（Jerrold Levinson）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当我们聆听音乐时，我们总会相信或者想象背后有一个主体在进行表达。这种解释被称为人格理论（persona theory）。还存在一种观点认为，感受到音乐表达的内容不需要相信或想象背后有一个主体。音乐只需表现出与行为或情感相似的主要表现，便可将内容传达给听众，这种观点被称作相似理论（resemblance theory）。
　　对比形式主义与表现主义可见，两派观点的主要争论在于：音乐的本质是其自身形式还是其表达的内容。
　　绝对音乐观念的建构
　　关于“音乐是什么”的探讨，最终应该追问到纯粹的音乐本身当中来，这也是现代探讨音乐哲学问题的思想家们对绝对音乐（absolute music）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的原因。作为一个现代术语，绝对音乐“是指从诗意的以至绘画性的表象中解放出来的没有浪漫主义性质的标题或合理主义性质的音画的音乐”。
　　18—19世纪，音乐发展到了古典时期，海顿、贝多芬、莫扎特等大师造就了古典时期音乐的特点：音乐形式由声乐转向了更多的器乐演奏。同时，在哲学领域，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对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音乐通过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在社会背景的影响下，以其抽象的特征，在当时的理论地位得到了提升。浪漫主义时期，器乐音乐（instrumental music）开始被看作是一种比声乐更高级的形式，是最高级的音乐性表达。贝多芬的交响曲、莫扎特的奏鸣曲都开始在音乐中得到最高的赞赏。
　　音乐理论家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认为，音乐历史中一个范式的转换在于用自律的模式替代了文字。也就是说，从18世纪开始，浪漫主义者们将文字大于音乐的古典观念颠倒过来，将修辞或者语言模型替换成了自律的模型。无论在美学理论中还是在艺术实践上，音乐中最纯粹关于自身的形式开始占据作品的主要地位，脱离了文字或剧情的修饰，绝对音乐的观念由此诞生。
　　绝对音乐表达了音乐家们的形而上学愿景，其中包含了他们一部分的自我理解，也包含了在音乐中他们想要达到的理想的实现。因而，绝对音乐必然包含自律性（autonomous），自律即在自身中确立规则，意味着摆脱某种他律。一方面，音乐的自律性可以是相对于其他种类的艺术在音乐自身当中确立自身的规则；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音乐相对于非艺术而言拥有一种关于艺术自身的规则和逻辑。自律的音乐需要摆脱的他律包括自然、社会、情感内容等，如果抛却这些对音乐而言的外界事物，音乐是否能确立自身的逻辑与规则，这是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李显慧，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