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安（左二）在中央音乐学院上课
在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和中国电影界第五代导演群、文学界“先锋派”作家群一样，音乐界出现了一个“新潮音乐群”，其代表人物是谭盾、郭文景、陈其钢、瞿小松、叶小纲等。而李西安则是这群年轻作曲家们的朋友和“教头”，他编写的《一石激起千层浪》是观看“新潮音乐”的万花筒，他的文集《走出大峡谷》则留下了一代音乐理论家的思考。
2020年6月4日，83岁李西安的生命画上了句号。作为杰出的音乐教育家、评论家、音乐活动策划人、作曲家，他的离世立刻在严肃音乐圈引起轰动，大家纷纷转发他的名篇《中国音乐的大趋势》《现代音乐思潮对话录》《中国音乐的新浪潮》《文化转型与国乐的张力场结构》《移步不换形与涅槃而后生——关于中国音乐创作发展对策的思考》等，突然大家感到，一向低调的李西安从未走远……
原名李宝聚 出生在偏远的黑河
1888年，在山东荣成县寻山所大户人家李家出生了一个男孩，叫李振泰。到他13岁时，父亲赌钱输光了家里的房产、地产，没有办法，李振泰立志“闯关东”以期重新崛起。他先到大连做了“水鬼”，就是潜入水下干活的民工，干的是最苦最危险的活。底层磨砺了的李振泰，据说特别会讨好工头。
后来，李振泰到俄罗斯远东淘金、伐木。特别是伐木时期的事情，他会在很多年后讲给他的小儿子听。冬天，在大森林里迷路了，走不出来，标个记号，走走一看又回到这里了。冻得受不住，突然眼前一堆篝火，就上去烤。实际上，抱着的是一棵树。这时候，所有同行的人都要上去拽他下来——人已经冻疯了——他会说：“你别拦我，我这火特别暖和！”但如果不拉他下来，他不久就会冻僵。
大连做水鬼，远东淘金、伐木，李振泰发了些财。50岁之前回山东老家先后娶了两房太太。1937年，他的第二个妻子在黑河生下了小儿子李宝聚。这孩子就是日后成为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中国“新潮音乐教头”的李西安。宝聚在山东老家有个哥哥，叫李福聚（后来改为李翔九），跟着“娘”生活。李西安说：“我父亲在黑河有房子，在老家有地。我的大妈，我管她叫‘娘’。我那时候在东北和父母一起生活，每年两次去烟台看望‘娘’。娘的身边，有一个哥哥。”少年李西安做过一个梦，他梦见影壁倒了，一条蛇给砸死了。他把这个梦告诉母亲，母亲说：“坏了，你娘保不住了！”正因此，李西安记得“娘”属蛇。“娘”去世了，哥哥就和李西安住到了一起。
哥哥跟同学打架，别的小孩就会说：“你们俩不是父母家养的，是抱养的！”李西安回去就问母亲。母亲说：“胡说，你要是抱来的，我能对你这么好吗？”李西安回忆说：“我就知道，这事我是不能再问的了。”
李振泰在黑河盖了两幢楼，一幢租给别人开旅馆，另一幢楼下是门市，楼上是住家，李西安一家人只住其中一间，余下的也出租。
1945年，东北光复时李西安上小学二年级。因为战乱，学校停课了。怕耽误孩子们学业，家里就开了个私塾。把原来学校校长请到家里来，给福聚、宝聚，还有黑河大戏院老板的孩子，共三个学生上课。《百家姓》《三字经》之外，还有一些古诗词，接下来是《大学》和《中庸》。1949年学校开学了，李西安成了中学一年级学生。不久，因为父亲买卖在天津，母亲就带着两个儿子到了天津。李西安回忆说：“从黑河搬到天津坐烧碳的大卡车，大卡车上摆满了货，人坐在货的上头。这次搬家，包括照片在内小时候的很多东西都失散了。”
牙缝里挤出把16块钱的琴，和著名的刘天华、聂耳成了师兄弟
到天津，上的是“私立木斋中学”。李西安回忆说：“当时学费以面粉计算，我每次可以免两袋。”家里的生意是在天津有一家棉布庄，后来家里供不起孩子们上学，就变卖房子、大衣、俄罗斯毛毯。李西安说：“我妈拿一件出去卖了，供我上学。她的观点是，砸锅卖铁也得供孩子们上学。可我爸就说：‘上什么学，让他到柜上学买卖去！’我妈不让。”实际上读书和做买卖哪个更好，确实难以判断，许多读书人不也一样下了海？李西安说：“很多年后，我也很后悔。我搞了很多活动，需要钱，需要拉赞助，困难很多。那时我就想：当初我要是不上学，而是去做了买卖，也许我现在想赞助什么就赞助什么！”
到天津时，李西安12岁，广播里的小提琴曲很吸引他，其中马思聪的《思乡曲》令李西安痴迷。于是，他动了学习音乐的心思。但父亲认为学音乐是下九流，主流看不起的，不让学。家里不给钱买琴，怎么办？
初三，15岁，李西安就把吃早点的五毛钱攒起来，攒到16块了，自己买了第一把小提琴。木斋中学物理老师会拉琴，李西安就找到老师，说：“我想学小提琴。”老师说：“你来吧！”
学了一段时间，李西安和哥哥双双考上了不要学费且是全市最好的天津一中。录取名单登在报纸上，真是非常骄傲。不过，天津一中培养学生以北大、清华、南开为目标，李西安想考中央音乐学院还被校长韦力约谈。韦力不是一般人，毕业于北京中法大学文史系，是我国著名教育家。韦力问：“你为什么不参加统考？”李西安答：“我要学音乐，只考音乐学院。”韦力说：“你考不上呢？”李西安答：“考不上，我就到天津歌舞剧院拉小提琴去。”
鬼迷心窍，李西安认准了音乐一途非走不可。这次对话，把教育家韦力气得够呛，把年少气盛的李西安也气得够呛。他回忆说：“想正式搞音乐了，就需要找一个更好、更专业的老师。通过琴行，我找到了在天津公开教琴的托诺夫（Tonoff），是白俄罗斯人。学费一个月10块钱，很贵了。”
托诺夫（Tonoff）是知名的俄籍小提琴家、教授，是二胡大师刘天华的小提琴老师，也是《义勇军进行曲》作者聂耳的小提琴老师。这样，李西安就成了刘天华、聂耳的同门师兄弟。跟上大师学琴了，就得换把好点的乐器。他到琴行去看，最便宜的进口琴——日本的铃木是62块。家里说什么也不给买。把李西安逼急了，他对家长说：“你们再不给我买，我可就变成神经病了！”无奈的母亲就劝父亲：“算了，咱且当没这个儿子，买个琴就随他去吧！”在托诺夫调教下，李西安琴艺进步很快。后来，托诺夫死在了去巴西的船上。
高三李西安决定考中央音乐学院，学作曲。正巧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安绍石分配到天津一中教音乐课，李西安就跟老师学作曲理论、和声、钢琴，分文不收，教了一年。到考学的时候，生源非常好。但录取了四个应届毕业生，俩女生，俩男生。男生中李西安为其一，另一个日后以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电影《青松岭》音乐创作驰名，就是著名作曲家施万春。
少作《广场上的示威》进中海南演给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听
当时，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家马思聪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但不怎么管事。副院长吕骥为学校操了更多的心。在作曲系学生长达七年的学习时间里，第一年必须像专业学生一样学习一件民族乐器，第二年学一年古琴。李西安回忆说：“吕骥有民族音乐情结，他认为搞作曲的就应该这么学。我们被派到管弦系民乐小组，每个人必须把民族乐器当主科学。”李西安学了三弦，是有史以来第一批三弦学生。施万春跟民间艺人赵春峰学吹唢呐。李西安记得赵春峰说：“这个长得五大三粗，让他学唢呐！”
施万春回忆说：“李西安比我小一岁，有点文静，像女孩，比较冷静一些，我比较热情一些。我们经常钢琴对话，在钢琴上你一句我一句，实际上就是即兴作曲了。在那个年代，他出身不太好，他爸爸在东北开过赌局，家里又是没落地主。”这样的背景下，李西安非常要求进步，整天写思想规划，整天想入党。
1959年，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创作献礼作品，学校布置了任务：施万春创作管弦乐作品《节日序曲》，李西安和另外六人合作创作“大合唱”，李西安写了其中的第三乐章《广场上的示威》。歌词大意是：大家从四方八面走走走，我们大家手挽手，穿过了小巷，走上街头，被压迫人民伸出我们的双手。
写完了就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全北京所有交响乐团和合唱团都集中起来，500人。后来又进中南海给毛主席演出，所选曲目中两首合唱，其中就有《广场上的示威》。演完以后，有位首长说：“谁说中央音乐学院没有好作品？这个就是！”
慧眼识人，把被大家误认为有“肾病”的谭盾招来
“文革”后，李西安干的第一件大事是参加了1977年中央音乐学院招生。他到上海招回了谭盾、叶小纲、陈其钢、胡咏言、林德虹等在内的10个学生。他回忆说：“上海考点考作曲系的400多人，我和另外一位老师，俩人阅卷，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令李西安吃惊的是，考生林德虹把主题动机写成了交响乐的一个乐章，而且钢琴谱、配器都标得一清二楚。把试卷给的歌词写了合唱，中间还转调。有作曲家爸爸的叶小纲，从小学钢琴、芭蕾舞，作品也很棒。而胡咏言是上海芭蕾舞团拉小提琴的，来应试的时候带了两部管弦乐作品总谱。2001年以电影《卧虎藏龙》音乐获得奥斯卡奖的谭盾，当时去参加这个考试时，交了小提琴独奏、竖琴伴奏的作品，曲名叫《梦见毛主席》。
到了面试阶段，李西安问当时在京剧团拉小提琴的谭盾：“你拉过贝多芬、莫扎特这些作曲家的作品没有？”谭盾说：“没听说过，不知道。”李西安问：“你拉过练习曲没有？”谭盾说：“没有。”李西安问：“那你拉什么呢？”谭盾说：“我拉的都是民歌。”谭盾接着说：“老师，我可以给你拉首作品，我写的。”
于是谭盾在李西安主持的考场上拉了二胡曲《铁牛进山》。李西安说：“作品很生动，一下子，我就觉得这孩子挺好。”原计划作曲系全国招6个，结果考试结束，李西安说：“6个名额全给上海都不够！我准备录取10个！”
学校通过相关渠道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最后邓小平亲自批示，同意扩大招生。作曲系名额从6个扩大到36个。李西安说：“我从上海带了10个，前9名我都力荐，第10个我不推荐，请大家讨论。这第10名是谁呢？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曲作者金月苓。她的作品名气大，但考试课不及前9名，所以我不能推荐，在作曲系大会上定。”
但是意外发生了，谭盾收到了“不录取”通知书，因为尿检有一个加号，这说明肾有问题。谭盾和李西安说：“体检前，我喝了一杯牛奶造成这个加号。回老家再次体检后，很正常。”李西安说：“这不算，你必须到上海去高考指定医院检查。”检查完，依旧没问题。
这样，李西安就找学校，所有部门都不能开绿灯。李西安回忆说：“我就挨个打抱不平，作曲系不行，教务处不行。我找到医务室负责人，他说：‘李西安，你知道什么叫慢性肾病吗？这要是得了，且不好呢！你招来的是陈景润，我天天陪他去看病。可惜他不是！’我说：‘谭盾就是谭盾。他考得很好，体检出了点问题，现在也正常了，怎么就不行？’他说：‘绝对不可以’。”实在没办法，李西安给院领导赵沨写了封信，赵沨看完信说：“你有什么建议？”李西安说：“让谭盾来学校，校医陪同到指定医院检查。有问题，不录取就不录取；没问题，就试读。什么时候出现问题，什么时候退学。”赵沨说：“行。”
这样，谭盾进入中央音乐学院。过了几个月，没有出现肾病，功课门门都非常好。在这个情况下，党支部书记找李西安谈话：“李西安，你做了一件好事！”
中国音乐该走一条不同于过去的改革开放之路
1980年，李西安决定坚决不作曲了。中国音乐学院复建，他准备转轨，不作曲，不写书，专心搞策划。他说：“所有人跟我关系都非常好，上谁的作品，大家不仅看质量，也看情谊。我作为策划管理者，更超然才好。这样就封笔不写了。”
“中国音乐学院该怎么办呢？”李西安思考，“如果想明白这个问题，就必须想明白世界音乐学院该怎么办，要在大视野中定位。过去中国音乐经历过许多运动，在方针政策上存在很多偏颇，总的来讲很封闭、很保守。中国该走一条不同于过去的改革开放道路。”李西安在中国音乐学院成立了创作研究室，创办了“华夏之声”系列音乐会。
第一次“华夏之声”音乐会在月坛北街红塔礼堂举办，主题是“古诗词歌曲音乐会”。曲目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古诗词传统歌曲演唱，一部分是李西安约请作曲家为古诗词新谱曲，从《诗经》到唐诗宋词。演出结束后，广电部长吴冷西到后台，院长见到部长第一句话就说：“吴部长，我们是准备挨批的！”吴部长说：“这些都是民族遗产，是宝贝，应该大力弘扬。为什么要挨批呢？”李西安回忆说：“按理说这件事是平平常常，但是，在1982年就是一个颠覆性的事件。为什么呢？因为‘文革’结束了，并不是一切马上能回到正轨。经历了十年浩劫，大家都有压力，很多东西束缚着人们。为古诗词谱曲，在‘文革’以前就要挨批判。这件事在全国舆论界引起极大轰动，从来没有过的轰动。因为这实际上是文人文化的一次破冰之旅，因此就轰动了。”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说：“此举点燃了振兴中华民族音乐的火苗！”
1983年，李西安写了中国音乐学院该如何改革的建议。当在北四环健翔桥建中国音乐学院新校区的时候，李西安希望将主楼前设计为“蛮荒时代”，主楼和宿舍楼之间，营造出“高山流水”，而东门处是“竹林深处”。可惜，世事未必遂人愿。
2012年，笔者住到京东李西安家附近和他聊过多次，回首往事，他说：“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我的信念始终不变，对我来讲没有损失，但是对那事本身是有损失的。”
关键词：音乐教育 钢琴 俩臺鋼琴 公益 中音联 邮轮游学才艺嘉年华 社会音乐教育机构扶持计划 音乐 乐器 中小学 少年儿童 音乐会 合唱 口琴 化蝶品牌
中国音乐教育网公益扶持部微信号：csm351、中国音乐教育网.樂助理微信号：csmes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