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封信是向先生表示尊敬，也是有些意思想藉这个机会提供先生做做参考。最大的不幸是，我对于我的见解虽说有信心，对于问题本身乃是一个大大的外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必须把解决的方案留给先生和先生的同志，而我自己则仍然惶愧地像进了贡似地退出你们的事业以外。

　　这就是改良平剧和地方戏的问题。

　　我觉得这里有两个路线，一个是文人的路线，如先生及先生的同志所走的路线；一个是音乐家的路线，似乎到现在由于修养和技术的关系，没有获得明确的认识。同时完成这两个平行不悖的路线，我以为我们的歌剧才可能达到它的完整的要求，因为说到临了，平剧和地方戏虽有雅俗之别，实际本质属于歌剧，以音乐歌唱舞蹈的综合方式和自来的观众相见。换一句话说，现今有志者的工作是“制词”，所谓“谱曲”大都沿着旧路循行。

　　若干年前，欧阳前辈约我去看他的《梁红玉》，唱词我听不出，看说明书才知道词意和时代攸关，以历史的抗战事实警惕醉生梦死的现时，用心极度苦，博得友朋的赞服。旁边坐着一位文化圈外的老戏迷，以好奇的心理或褒或贬，告诉他的朋友这一段是“四郎探母”，那一段又是平剧某出某调。《梁红玉》假如在政治意识上有所成就，在歌剧本身的立场上显然没有新东西供献，不能代替传统的歌曲，风靡一时如电影所制的流行歌曲，或者习之已久如平剧烂熟的调门。

　　我看改良地方戏的经验，就是先生同夜也在欣赏的《祥林嫂》。演出无疑是相当成功。场面干净，交代有韵味而又明白，尽量采用分幕和布景灯光的配合，袁雪芬的心灵的确渗有人物的感情，不瘟不火，恰到好处。编导懂，主演者懂，他们不懂的东西乃是歌剧本身的音乐条件，例如用扩大机放送西乐，以为可以造成气氛，不料生吞活剥的结果，不伦不类，反而破坏效果。

　　然而真正使我这外行人惊奇的，另是一个基本现象，歌调的贫乏。我不懂音乐，但是我听来听去不外乎那几种哼唧。音乐在这里是一般的，仅仅可以传达一种或者两种情绪，然而缺少个性的适应，永远停留在简单的重复的阶段。我只看过两次越剧，假如这也好算做经验的话，我觉得哀婉是它的音乐的情绪。

　　我最受感动的是文艺节那天早晨拜领《兄妹开荒》的改良秧歌剧。什么东西让我落泪，我明白语言是最大的原因，我在这里听到乡土的声音。假如山尊夫妇不临时“逗哏”，扯到辣斐大戏院开会，艺术的气味或许还要浓郁。然而我必须说，故事的简短正和音乐的单纯相得益彰。如若故事重了，繁了，民间音乐有没有力量可以追踪，我愿意先生和山尊夫妇有所指示。

　　现在让我回到另一个经验，一个完全不同的经验。许久以前我去看研究中国音乐多年的阿父夏洛莫夫的心血之作《孟姜女》，他采用了一个流行很广的民间故事，但是缺欠一颗中国人的灵魂，一颗活在民间故事之中的灵魂，他的演出是那样戏剧的，驳杂的外国成分多于中国成分，不大容易为中国歌剧(也就是平剧地方戏或者其他新型尝试)的观众倾怀相与。工力和成效并不旗鼓相当。这里太少中国的土性。

　　我不大和人谈我这些猥琐的经验，但是当着先生的永远年轻的心灵，我不敢过分藏拙。先生和先生的同志一向抱着热烈的崇高的情愫，“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怀着一腔社会革命的赤血。先生希望话剧人员转向兵工农各阶层，基于同一的社会改革的要求。先生是对的，先知先觉永远是对的。为了达到这种救国救民的教育目的，先生和先生的同志大多在字句和内容上琢磨，着眼有意识的正确和推进。我相信这是一种为苦难的祖国服务的良好的方案。

　　但是，为了完美的收获，为了表里一致的艺术效果，我希望先生能够(或许已经有了)遇到一位娴于中西音乐的同志，长期合作，直到事业走上正轨，早日底定。因为我相信，把话剧的优点全部交给改良的平剧或者地方戏，改良的平剧或者地方戏的本质的亏损不就可以弥补得了。歌剧的主要成分是音乐，假如不弹不唱，在今日舞台相成相长之下，话剧势将取而代之。一种艺术既然是一种艺术，一定就有形成其为艺术的明显的个性，因为根据同一人性，自然息息相通，然而表现方式不同，成效也就各别。

　　往年在巴黎读书，偶和程砚秋先生相值，他提出改良平剧这个问题来和同学们讨论。我说了一番迂论，一番书生之见的騃话。我不妨再向先生烦渎一次。我这样说：改良平剧实际应当先从音乐入手，这才是一了百了的办法。平剧的致命伤乃在音乐失却了创造力。没有新调新谱出来，永远在老戏(原来是新的)之中兜圈子，等于生命停滞。唱些什么是重要的，但是怎么唱似乎更其重要，因为这是它本身艺术存亡的关口。当然，中国乐器的简单先就限制了音乐的繁复的适应。不过改良中国乐器，又要根据中国音乐本身的需要和乐理的使用。是人驾驭乐器，不是乐器驾驭人。这不容易。第一要真懂，懂中国音乐，懂外国音乐，然后第一的第一，他还得生来就是一个天才。有这样一位天才，平剧(应当称做歌剧)就复兴了，就又活了，不然的话，有一天，平剧模仿话剧，会成为一个四不像的。

　　先生属于大智大勇一流人物，或许可以原宥我的狂妄。中国今天自在一个急不容缓的革新的时代，只许往前走，不许开倒车，先生和先生的同志的工作意义就在这里。我们没有时间去等。原子时代已经到了，我们还在黑暗的蒙昧年月。不过，假如有可能或者有这种幸运的话，先生的同志中间多来几位音乐之士，搜集材料，整理材料，然后因为需要，配合新的材料，基于生命的要求，完成真正的创造，改良平剧或者地方戏将不止于“改良”。我不至于再听到那种似是而非的论调：“《徽钦二帝》真好，因为有话剧的手法。”或者说：“《祥林嫂》真可以，因为有话剧的手法。”《血滴子》早就有了话剧的手法，文明戏原来就是话剧哩。然而，它们是它们自己吗？

　　拉杂说来，不成道理，唯先生谅之。

　　五月八日

　　(《周报》1946年第3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