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育是一面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况的镜子，最能反映出这个时代独特的社会风气。
中国的音乐教育作为传承演奏技艺的一种方式，担负着政治教化、社会伦理教化、人格教化等重要作用，是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音乐教育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况，感受这个时代独特的社会风气。
在20世纪初，由于西方音乐和中国音乐的碰撞，随着西方科学知识的涌入和新式学堂的建立，拉开了我国近代的音乐教育帷幕。谈到20世纪初对我国的音乐教育思想、音乐教育实践活动的贡献者上，我们不得不提起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萧友梅先生（1884—1940）。
萧友梅在国外留学期间，西方音乐文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国外音乐教育机构和制度的设立特别关注，回国后以西方单科高等音乐学校为摹本，与蔡元培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
萧友梅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音乐教育之路进行了全新的探索，缩短了中国同音乐文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的出现填补了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空缺，也为其后出现的类似音乐教育机构树立了典范。
萧友梅在音乐理论方面进行大量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对西方音乐和西方音乐教育（《欧洲音乐专门教育机关概略》《近代西洋音乐史纲》等）、中国古代音乐和音乐教育（《什么事乐学？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乐理教科书》等）、中西音乐比较和中国近现代新音乐文化的建设（《十年来中国音乐研究》《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等）作了研究和论证。
萧友梅的这些文章带有明显的音乐启蒙性，体现出他想通过这些音乐教育的理论提高全民音乐素质的愿望，在中国近代早期音乐理论界居于领先位置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学习西乐、改良旧乐、创造新乐”是萧友梅的“新乐”思想，他将这一思想作为国立音专的办学方向和目标，以及对各科学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要求上。“以西为师”，向西方学习“方法”和“形式”，在音乐风格上坚持中国的特色，做到突破"中西"体用之争、融合"激进"与"保守"主义。
但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理论的发展，实际上并不是以萧友梅的一己之力拉动的。除萧友梅探索的这一全新的音乐教育方法外，王国维的音乐思想、蔡元培的美育思想等都对我国当代音乐的民族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在中国早期的音乐理论文化有一个特殊的现象：音乐理论著作主要以编译日本和西方的基础乐理，或者从日文转译西方的理论著作为主，且往往是译、著不分的。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是我国第一部以宋元戏曲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戏剧的起源与形成，中国戏剧的艺术特征等一系列戏曲史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的戏曲史论著作。
此作不仅在理论观念上有新的发展，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新的突破，以科学的观念方法研究我国戏曲史的开山之作，对近代中国音乐史学和其他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高寿田编著的《和声学》一书是我国最早刊印、由教育部正式审定的一部和声学教材。在传播西方和声学基础理论方面有开拓性的意义。
徐传霖、孙掞合译的《中学乐典教科书》是中国最早出版的适用于师范、中学、高校等女校的乐理教科书。
除了音乐理论著作外，我国近代最早的音乐刊物也在这个时间段问世——李叔同编印出版的《音乐小杂志》。该杂志刊有作者亲绘的木炭画《乐圣比独芬像》，是国内最早发表的贝多芬画像，在社会传播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这些音乐刊物和音乐理论著作的出现都对近代传播西方音乐理论起到了重要的启蒙性作用，为中国的音乐教育发展做了充分的准备。
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背后，是萧友梅在内的众多音乐教育家对中国传统音乐教育思想的重新建构。我们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初的这些音乐教育理论对当时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将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