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12岁，他从出生地厦门鼓浪屿出发，带着一只小小的旧皮箱、一把伞和厦门音协资助的25元钱，只身去上海求学。公路和水路多被封锁，只能坐卡车走土路，再转火车，足足5天才到上海，晕车晕得天翻地覆。
　　第二次是18岁，他从北京出发，搭上去苏联求学的末班车。火车一路行驶了8天，光绕贝加尔湖就花了3天。他从此明白，俄罗斯音乐里那些绵长的旋律和深厚的音色都来自哪里。2年后，20岁的他获得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钢琴组）第二名。
　　第三次是41岁，他带着女儿和60美元移居美国。在一个语言不通、无人知晓自己姓名的国度，一切从零开始，重拾钢琴家身份。他在卡内基音乐厅先后开了8场音乐会，听众从无到有。弹奏贝多芬、肖邦、李斯特、德彪西作品的同时，他也用钢琴演绎《春江花月夜》等中国古曲。
　　少小离家，山一程，水一程，殷承宗走过了人生的巅峰和低谷。2021年，80岁的他把家搬回故乡鼓浪屿。虽然从1993年起，他就时常回国演出，但如今，是真的回来了，他带回两架钢琴和50多箱行李。
　　这些箱子里，装着他大半生积攒的书籍、乐谱、唱片、资料。满载而归，带回的不仅仅是这些珍贵的实体物件，更是他的智识和经验。他希望回归故土，发挥自己所有的余热。
　　如今，殷承宗每天练琴四五个小时，坚持游泳、举哑铃。今年6月，他感染了新冠肺炎，身体受到影响。难以想象的是，次月，他就在短短十几天内演出了三场重量级的协奏曲音乐会。在上海夏季音乐节的舞台上，他与指挥家黄屹执棒的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绎了他主创并首演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这是中国第一部钢琴协奏曲，陪伴了他大半生。他演过上千场，唱片卖出上千万张。
　　灰白的头发，黑色的中山装，领子和口袋巾点缀着一抹红色。从侧台到钢琴的一小段路，他步履蹒跚，可当他坐在琴凳前，十指在黑白琴键上飞快地奔跑起来。琴声把观众带到黄河岸边，听见战马的嘶鸣、巨浪的咆哮。 　　殷承宗在上海夏季音乐节闭幕音乐会演绎钢琴协奏曲《黄河》摄影：董天晔
　　在这样一个夜晚，力度、速度、精准度等标准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人们听见一个钢琴家和一部作品如何超越其时代，听见一颗历经岁月洗礼，未曾改变的赤子之心在跳动。
　　从上海走向世界
　　从1954年在上海正式走上专业之路，到1962年获得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钢琴组）第二名，殷承宗只用了短短8年。
　　这8年，是争分夺秒的8年。少年殷承宗感到，一天24小时是多么不够用。他深知自己起步晚，有好多课要补。每到周末，他一天可以练琴12—14个小时，还学会了一心多用：在进行钢琴基本练习时，一边看书一边练琴，脚下还能踩着洗被子。 　　殷承宗在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受访者提供
　　他还记得，当时的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带回一本涅高兹的《论钢琴表演艺术》，第一章讲到演奏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关系：音乐是通过技巧来表现的，但没有感情、没有思想，就没有音乐。这令他受益终身。
　　上观新闻：回到鼓浪屿，您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殷承宗：我现在住在我出生的房子里，它建于1924年，马上就100年了，但经过修缮，保存得很完整。房子里有一个很大的厅，可以坐100多人。我小时候，鼓浪屿音乐爱好者很多，常常有家庭音乐会。回国以后，一开始受疫情影响没办法演出，我就在家开家庭音乐会。
　　现在我每天还是坚持练琴。要上台的话，不练琴根本不行，年纪越大，越得练，抗衰老，否则就退化得很快。当然，现在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练练十几个小时，医生老叫我休息。
　　上观新闻：到您这样的年纪，身体机能会面临不可避免的衰退，技术上一定不及黄金时期，为何还要坚持登台？有过顾虑吗？
　　殷承宗：很多人劝我别再登台了，或者叫我带着乐谱上台，因为体力、记忆力都在衰退。但我觉得，我现在好像还可以。这么多年过去了，对音乐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不愿放弃，依然在追求新的东西。
　　也有人劝我，演一个《黄河》就够了，这样轻松一点。但我上个月还是坚持演了莫扎特和拉赫玛尼诺夫的协奏曲。《黄河》要弹得好，就是要弹很多别的作品，从中得到养料。我很高兴的是，很多观众说，我弹得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听到了更深一层的东西。
　　上观新闻：1950年春天，9岁的您第一次在鼓浪屿开音乐会，300多张门票售罄，给兄妹赚足了学杂费。那场音乐会对您后来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9岁的殷承宗在鼓浪屿开了人生第一场独奏会受访者提供
　　殷承宗：我当时年纪小，有点无知无畏。现在回想起来，那场独奏会就像一个缩影，冥冥之中注定了我一生要做的事。
　　我弹了舒伯特、肖邦的作品，还弹了4首我自己改编的中国作品，包括《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等，有西方经典，也有中国作品。我觉得，9岁时我心里就很明白，我这辈子就是学音乐的。不管怎么样，只要能弹琴，我永远跟钢琴在一起。
　　上观新闻：您说自己起步晚，当年考上音附中时，2000多个考生里却考中了状元。
　　殷承宗：鼓浪屿是一个音乐的摇篮，西方音乐在这里非常普及。我小时候会唱300多首赞美诗，后来去圣彼得堡上和声课，才第二堂课，老师就说我不用学了，因为和声都在赞美诗里。
　　但从鼓浪屿来考上音附中的时候，我还是挺紧张的，因为听说上海水平非常高。我阴差阳错拿到一个招生简章，是考大学的简章，所以我准备的所有曲目都是按照考大学的标准，考附中绰绰有余，我最后考了98分。
　　上观新闻：当时在上海的学习生活是什么样的？
　　殷承宗：我记得当时穷，只能花一毛五分钱买稻草当床垫。稻草掉到下铺，同学就跟老师告状。我夏天不在宿舍睡，常常铺一张席子，在琴房打地铺。那时候没有电话，写信回家，一来一回很长时间，就心无旁骛，好好练琴。
　　上观新闻：在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学习期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殷承宗：离家后第一站是上海。我很明白，这一步如果没迈出来，我可能永远是个业余钢琴爱好者。
　　上海打开了我的眼界，我在这里听了很多音乐会。来上海两个月，我就被苏联专家谢洛夫选入专家班，班里只有我一个中学生。后来我在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跟着几位苏联专家来回跑，也跟马思荪、吴乐懿等中国老师学过。幸亏有这些严格的老师，我在15岁前就打下扎实的基础。
　　上观新闻：在圣彼得堡，您是如何一步步学习俄罗斯音乐并深入其骨髓的？
　　殷承宗：我们去的时候，中苏关系已经破裂，但苏联专家们曾经在中国工作了几年，对我们还是比较好。我的老师克拉芙琴柯善于以音乐内容和形象来启发学生，她为我开启了一个无穷无尽的音乐宝库。
　　后来，我经常去俄罗斯演出。有人说，我是不是去俄罗斯挣钱，我说我是去挣灵感。那里满地都是博物馆，艺术教育非常普及，音乐、绘画、舞蹈非常灿烂。
　　但是，每次说我是俄国学派训练出来的钢琴家，我都说，支撑我的其实是中国文化。我学了很多中国的民族音乐，我们背后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在这个基础上我再去吸收各个学派的优点，比如意大利学派、法国学派，不断吸收，才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丰富。
　　为钢琴找一条出路
　　从1958年开始，社会上出现“亡琴论”，认为钢琴是西洋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为工人阶级服务，应该砸掉。许多学钢琴的人转行了，钢琴越来越被冷落。
　　25岁的殷承宗和几个朋友自发将一台钢琴搬到天安门广场，连演三天，弹奏老百姓熟悉的歌曲和京剧。聚集在钢琴周围的人越来越多，让他渐渐相信：钢琴在中国会有出路。
　　后来，殷承宗主创中国第一部钢琴协奏曲《黄河》，还将一些中国古曲改编成钢琴曲。他不断试图证明：钢琴可以说中国话，可以为中国老百姓服务。 　　1963年，毛泽东接见殷承宗受访者提供
　　上观新闻：我看过您1970年首演《黄河》的视频，那时候您穿着中山装，眼神犀利，指尖力度横扫千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演《黄河》，跟当时有什么不一样？ 　　1970年，殷承宗演绎《黄河》视频截图
　　殷承宗：其实不会有太大变化，除了当年那个眼神没有了。那时候年轻，演奏里有一种时代感。但弹了50多年，沉淀下来了。
　　《黄河》写了中国五千年的历史。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写的是中国人的拼搏精神，第二乐章《黄河颂》是站在黄土高原上看九曲连环，多少英雄、多少历史都在其中。第二乐章结尾前，铜管出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那时候中国非常穷，我们创作时希望中国要“站起来”。现在不一样了，中国已经“站起来”，还“富起来”“强起来”了，所以演奏时，情感处理上也会有相应的变化。
　　第三乐章《黄河愤》写的是铁蹄下的中国的现实，从“黄水谣”的旋律变成“黄河怨”的控诉。这一乐章用了许多民族曲调、京剧节奏。知道这一脉络，才能理解代表未来的第四乐章《保卫黄河》，千军万马共赴战场，迎向胜利。《黄河》是没写完的，最后所有的速度都不放慢，有一种一直往前走的感觉。 　　殷承宗在上海夏季音乐节闭幕音乐会演绎钢琴协奏曲《黄河》摄影：董天晔
　　上观新闻：《黄河》诞生半个多世纪了，您觉得它流传至今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殷承宗：《黄河》是为中国老百姓写的，要让中国老百姓听懂，我觉得这就是文化自信。《黄河》是集体创作，每个人都贡献了自己的长处。它的成功，我认为应该归功于创作思想，乐器和技法都只是形式，最重要的还是音乐。
　　我觉得一个作品能不能留下来、好不好，最好的检验方式是时间。我们当时没想到，这部作品能流传到今天，在全球50多个国家播放和演出过。我印象最深的是，澳洲有个观众听到《黄河》后非常振奋，说像听到了贝多芬的作品一样，听到了鼓舞和力量。
　　上观新闻：这次《黄河》在上海演出，您把乐队里的小号换成了唢呐，为什么？
　　殷承宗：我跟香港中乐团、新加坡华乐团合作过几次《黄河》，我觉得唢呐一出来，特别有地方色彩。比如第一乐章开头，唢呐吹出船工号子，一听就把人带到黄土高原。第四乐章中《东方红》的旋律本来就是陕北民歌，唢呐一吹，就像一轮太阳从黄土高原上升起来，展现一种民族气概。 　　殷承宗在上海夏季音乐节闭幕音乐会演绎钢琴协奏曲《黄河》摄影：董天晔
　　上观新闻：从《红灯记》到《黄河》，您是怎么把钢琴和京剧结合在一起的？
　　殷承宗：钢琴跟京剧那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谁也没想到会放在一块，但是我就真去学了。我到戏校里头找老师，在乐池里坐了1个月，前后花了8个月，把所有的台词、所有的锣鼓点都背出来了。
　　钻进去以后，就觉得中华文化是非常灿烂的。那时候，我跟老师傅学了很多东西。戏曲里面有很深的学问，是要潜心去学习的，学好了以后你才可能去改编、去创新。
　　我先借助京剧跟钢琴的合作，把钢琴介绍给老百姓，于是有了《红灯记》。但钢琴要真正在中国站得住，需要一首我们自己的协奏曲，于是有了《黄河》。我很自豪的是，很多中国人知道钢琴、发现钢琴有那么大的魅力，是从《红灯记》和《黄河》开始的，它们带动了钢琴在中国的热潮。
　　上观新闻：您的人生也经历了起起落落，最艰难的时候是怎么度过的？
　　殷承宗：我们无法选择时代，只能选择做正确的事。荣誉也罢，挫折也罢，都是一种经历，而这种经历在一个音乐家的创作中会有所体现。我觉得，最简单也最重要的，就是热爱。不光是热爱，你要酷爱。
　　学钢琴，有人觉得很苦，但你要理解你在音乐中感受到的东西，你就不会觉得苦了。这种坚持现在已经融入我的生命里了。几十年来，我很庆幸，无论什么样的境遇，我都坚持下来了。
　　活在最爱的音乐里
　　在钢琴被轻视、被冷落的时代，殷承宗为普及钢琴做了诸多努力。可是等到钢琴变得越来越“热”，学琴的人越来越多，他反而开始“劝退”找他学琴的人。
　　在他看来，现在的“钢琴热”太过功利。许多人学琴的目的，是拿奖是挣钱。而真正能成为职业演奏家，靠演奏养活自己的人其实非常少。许多家长觉得，小孩学琴是要靠打出来、逼出来的，但其实，最后只会造就一批学音乐又恨音乐的孩子。
　　他认为，最重要的不是学钢琴，而是懂音乐。
　　上观新闻：您教出过许多优秀的学生，我很好奇，您女儿小时候学琴吗？
　　殷承宗：我女儿学琴学到14岁。当时我的那些学生经常住在我那儿，我女儿看到他们一个个都非常棒，觉得自己的热情和才能不在这里，决定放弃。我也没逼她，让她自由选择自己的路，因为我知道，如果不喜欢，什么也做不好，到头来还是不会快乐。
　　她个性很强，很有主见，她说：“人生太短，要做自己喜欢的事。”她后来考上了耶鲁大学，一开始学政治，后来想学法律，不断探索和寻找，最后发现自己喜欢现代舞，现在也从事着和艺术有关的事业。
　　现在的演员，我比较关注的两个——朱一龙和宋佳，小时候都学过音乐。你看演员里那么多帅哥，朱一龙演戏就挺不一样，我看到了他角色里的内心，我觉得跟他小时候学琴有点关系。
　　上观新闻：没想到，您还关注朱一龙。
　　殷承宗：别看我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我还是挺关心社会的动态和年轻人的动向。
　　上观新闻：这可能也是您保持年轻的秘诀吧。
　　殷承宗：我觉得自己还有能量，想做的事情还很多，至少可以多跟年轻人交流，在舞台上多演几场。
　　上观新闻：在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您加演了一首《春江花月夜》。您曾经说，比起《黄河》，这样的古曲独奏更难，为什么？
　　殷承宗：演奏《春江花月夜》，要用钢琴模拟出箫、古琴、筝、鼓等中国乐器的声音，演奏方法上有很多讲究，但最主要的是讲究韵味。戏曲和古曲如果脱离了韵律，就失去了它的灵魂。演奏中要把握好作品的情感，把它处理得分寸得当、恰到好处。演奏技巧一定是手段，音乐才是目的。
　　20世纪70年代，我们改编了很多中国古曲，这些古曲现在也都留下来了。我们所做的其实是抛砖引玉，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可以站出来，创作更多优秀的中国钢琴作品。他们年轻，技术也好。
　　现在都在讲“世界语言”，但我觉得不能丢掉我们自己的语言，还是要坚持中华民族自己的东西，在这一基础上去吸收不同的语言。不管这件西洋乐器的形式如何，最终还是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1973年，殷承宗与指挥家阿巴多执棒的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受访者提供
　　上观新闻：到美国的最初几年，您好像不太有机会演中国作品，后来是怎么让观众逐渐接受的？
　　殷承宗：其实我到美国的第一场演出就想弹中国作品，但是我的经纪人那时候不让我弹。他说，你先把外国作品弹好了，观众承认你了，再去弹中国的东西。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跟现在是不能比的，被看得很低。
　　1996年，我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第一次演出《十面埋伏》和《春江花月夜》，观众反响热烈，美国媒体把《十面埋伏》誉为“中国第一狂想曲”。
　　我演过两套《四季》，非常受欢迎。一套是柴可夫斯基的《四季》，另一套是中国古曲改编的《四季》，从《春江花月夜》到《百鸟朝凤》，再到《平湖秋月》，最后是《梅花三弄》。
　　在海外演中国作品的时候，外国观众常常觉得很好奇、很新鲜，很多人以为是德彪西的作品，非常写意，好比中国的山水画对位法国的印象派。
　　上观新闻：您一直说，要建立中国的钢琴学派，需要好的作品。您觉得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走向世界？
　　殷承宗：现在中国培养了很多优秀的钢琴家，演奏技术上提高了很多，但好作品还是不够。我一直这么认为：俄罗斯有自己的钢琴学派，他们出了那么多伟大的作曲家，最后在20世纪才真正崛起。中国要有自己的学派，那就需要有大量的作品出来，首先要中国人喜欢、中国人接受，有中国民族特色。要打动世界，先要打动我们自己。
　　上观新闻：您希望在台上弹到多少岁？
　　殷承宗：能弹到多少岁就弹到多少岁。这次跟上海交响乐团排练，我们还是花时间抠了很多细节。即使一首曲子弹了一千遍，但艺无止境，还可以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回国后，除了演奏，我还希望，在身体允许的条件下，再做一点创作。我曾经很想用京剧来写一部钢琴协奏曲。我改编的一些古曲是钢琴独奏，我也在想能不能加上乐队。
　　到我这个年纪，像我一样拼命的人很少了。金钱、名利、其他的事情我都不感兴趣了，我要活在自己最爱的音乐里。 　　殷承宗受访者提供
　　殷承宗
　　钢琴家。曾获维也纳世界青年节钢琴比赛第一名、第二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钢琴组）第二名。创作钢琴伴唱《红灯记》，主创钢琴协奏曲《黄河》、古曲《十面埋伏》等并担任首演。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钢琴家”。1980年，同聂耳、冼星海、马思聪一起成为《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中仅有的4位中国音乐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