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指挥家余隆登上国际权威的古典音乐杂志《留声机》4月刊封面，余隆成为首位登上这一权威古典音乐杂志的中国指挥家。该期杂志以《望穿东方》为题，刊发了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专题调查。

《留声机》杂志封面

　　《留声机》报道了余隆率上海交响乐团与世界著名古典音乐厂牌柏林德意志留声机公司（DG）的唱片合约，以及上海乐队学院、广州交响乐团、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的发展现状，并对余隆、马友友等音乐家进行访问，描绘中国交响乐的发展版图。

余隆指挥DG120周年太庙音乐会

　　《留声机》报道称，“余隆的影响力渗透到中国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完美契合特劳特曼言及的‘文化企业家’，以及‘中国卡拉扬’的称呼。”余隆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创始人，上海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的总监，“太容易让人想起老一辈国民指挥”。《留声机》还表示，“也许在从今往后的一个世纪内，世界的舞台上将不仅能一直听到中国培养的音乐家，还有中国的音乐创作。”

　　从1992年发起北京新年音乐会，到1998年创办北京国际音乐节，再到2000年一手组建中国爱乐乐团，创办上海夏季音乐节、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上海乐队学院、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余隆领行业风气之先，为中国古典音乐事业朝着国际化、专业化道路发展不遗余力。而且，他积极推动将有分量的中国作品带到世界的舞台上，让世界通过中国作品更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人文理念。可以说，在余隆先生的大力倡导下，当代中国最杰出的一批作曲家作品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空前的影响力。

第二十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音乐会，余隆携手马友友、吴蛮演绎BMF联合委约的《逍遥游》

　　创刊于1923年的《留声机》杂志，是当今世界最具权威性的古典音乐刊物之一。该杂志以全球著名唱片品牌的最新发行、录音史上最经典录音、国际古典乐坛新闻、最伟大的音乐家及音乐历史事件等作为着眼点，对国际古典乐坛进行全方位报道。《留声机》杂志见证并推动了世界唱片工业发展的整个进程，每年一度的“留声机大奖”更是全世界古典乐坛的盛事，成为与“奥斯卡”、“格莱美”比肩而立的行业重要评奖。

余隆

　　余隆是活跃于国际乐坛的最杰出的中国指挥家，被纽约时报誉为“中国古典音乐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现任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和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上海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上海夏季音乐节的联合总监，以及香港管弦乐团首席客席指挥。
　　余隆与世界各地众多知名交响乐团和歌剧院有着广泛合作，他指挥过的乐团有纽约爱乐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洛杉矶爱乐乐团、蒙特利尔交响乐团、华盛顿国家交响乐团、辛辛那提交响乐团、巴黎管弦乐团、班贝格交响乐团、汉堡国家歌剧院、柏林广播交响乐团、莱比锡广播交响乐团、汉堡北德广播交响乐团、慕尼黑爱乐乐团、悉尼交响乐团、墨尔本交响乐团、BBC交响乐团、香港管弦乐团、东京爱乐乐团和新加坡交响乐团等。2008年，余隆指挥中国爱乐乐团作为首支中国乐团在梵蒂冈城保罗六世礼堂为教宗本笃十六世演出，成为令全世界瞩目的重要文化盛事。2018年，余隆签约德意志留声机公司并在全球发行唱片。

　　余隆的艺术生涯涵盖指挥和艺术管理领域。1992年，余隆担任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同年，他参与创办了中国的新年音乐会系列，并连续三年担任指挥。1993年起，余隆连续五年为香港市政局指挥歌剧演出。1998年，余隆发起创办了北京国际音乐节，并连续二十年担任艺术总监。在他的出色领导下，北京国际音乐节已跻身于全球最重要的音乐节之列。同时，他于2005年在省政府的支持下创办CISMA广州国际音乐夏令营并连续三年担任主席，并于2010年先后创办了MISA上海夏季音乐节和广东亚洲音乐节。
　　余隆1964年出生于上海的音乐世家，自幼随外祖父、著名作曲家丁善德教授学习音乐。后求学于上海音乐学院和德国柏林高等艺术大学。鉴于余隆在推动当今世界古典音乐事业发展和促进国际间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2002年，德国万宝龙文化基金会向余隆颁发了年度“万宝龙卓越艺术成就奖”；2003年，法国政府特别授予余隆“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意大利政府向余隆颁发了“共和国骑士勋章”；2014年，他获得象征着法国最高荣誉典属体系的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15年，余隆荣获由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颁发的“全球公民”奖，以及由耶鲁大学音乐学院颁发的“桑福德奖章”。2016年，余隆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荣誉院士。并于同年被授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十字勋章。
　　在中国，余隆于2010年被授予“年度中国文化人物”称号，并于2013年获颁国家级学术机构主办的最高艺术大奖“中华艺文奖”，同年，中央音乐学院向余隆颁发荣誉院士证书，以表彰他对中国音乐的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2015年，余隆获颁“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现余隆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职务，也是第十一、十二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附：《留声机》杂志全文翻译
　　《望穿东方》
　　人们一直说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西方望穿东方会给全球音乐版图及我们所听的音乐带来何种影响？如下是安德鲁·梅洛的调查。
　　只要在上海的法租界闲庭漫步，便能看到一块典雅的木板上画着一个老式的点亮的电灯泡。这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广告专案，告诉着这座拥有全球第二大人口都市的居民，电灯首次在这座城市启用是1879年，那也是上海交响乐团成立的年份。广告语“自1879年点亮城市”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乐团的140周年庆上。这句标语很简洁，但与一月某个周日夜晚与我一同出席音乐会的听众相干甚少，因为他们对科技的兴趣可能并没有那么年代久远。倒是我身边的零零后如饥似渴地听着张昊辰弹的拉赫玛尼诺夫，然后把照片分享到朋友圈。
　　要说上海交响乐团的历史比英美大部分乐团都悠久，可能让人难以置信。我们常说中国是古典音乐的新军，代表着未来而不是过去。但我们其实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个国度，尤其是在当下她与西方的关系正面临的阵痛兴许会形成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当整个世界的经济学家都等着唱衰中国时，中国特色的马克思资本主义带来了让干部们自己都未曾预料到的增长。而当音乐界才刚刚不再把中国音乐家的现象级崛起归功于让人瞠目结舌的炫技（也就是对模仿前辈大师比培育包括丰厚而独特的乐队文化在内的所谓传统更感兴趣），中国又一次让我们自乱阵脚。DG去年十月份开启120周年庆是在北京而不是柏林，主角是全新签约的上海交响乐团。
　　即便不是经济学家，也不难发现DG与上交的签约关乎中国市场的规模。“文革”结束后，对解禁的西方古典音乐的兴趣与日俱增。意志坚定的中产阶级视音乐教育为重中之重，如今演奏钢琴的琴童多达4000多万。对于唱片公司来说，只要把唱片当做学习辅助工具，或者在家里随意响起几首莫扎特或贝多芬的奏鸣曲，这些都足以构成可观市场。在线播放的发展有效缓解了这一地区长久以来令人头疼的实体唱片盗版问题。“中国目前是全球录音产业的十大市场之一，而且是经过授权的录音，”DG总裁克莱门斯·特劳特曼博士在柏林与我通话时说道：“年轻人的兴趣加之移动技术的普及都意味着有增长空间。”这是实打实的增长，据信中国会马上会从十大市场跃升到五大市场之一，也许是前三大。
　　那凭借为西方乐团灌录唱片，品牌被国人奉若至宝，DG就可轻取这个市场了吗？DG的策略显然兼顾了战术和艺术。特劳特曼解释了签约一支亚洲顶尖交响乐团的文化寓意，回顾了数年前在琉森音乐节听到的“具有难以置信高水准”的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除此之外，总有乐团以外的弦外之音：“卡拉扬和伯恩斯坦不仅仅是音乐总监，他们也是文化企业家。”特劳特曼提到DG上个世纪的这两位当家红人：“在与上海交响乐团及其总监余隆的合作中，我们找到了近似的特质。余隆是一位不管是给中国本土还是国际社会都带来巨大文化变革的指挥家。”
　　上海交响乐团的历史是外来文化在上海的变迁史。乐团早期上世纪初有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及犹太音乐家，随后吸收了直到1943年还控制着徐汇区的法国人的文化。2014年，乐团驻扎进由矶崎新担任建筑设计，丰田泰久担任建声设计的时髦音乐厅。音乐会开始前数小时票贩子就在街上排起了队。上交并非上海唯一的乐团，上交当下乐季也不仅仅演出西方的古典音乐。圣诞节前，乔治·本杰明的《切肤之痛》音乐会版连演两场。
　　“这是一座大都会，我们乐团的运作也与其多样性相呼应，”王晓霆是上交的节目总监，他操着一口婉转地道的英语，回顾着最近演出的布里顿《战争安魂曲》、理查·施特劳斯《艾莱克特拉》以及史蒂夫·莱奇的系列音乐会在开票后数分钟内便售罄。“我在西方几座城市生活过，热爱他们的文明。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西方变得止步不前，优秀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因为社会停滞了。在这里，遍地都是机会。”
　　上交的声音和创意一样旗帜鲜明。周日音乐会首先是演奏灵活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随后由指挥李心草执棒的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扣人心弦，比我在赫尔辛基听到的大部分西贝柳斯都更言之有物。在李心草棒下，音乐结构明晰，节奏动力一路推进把握到位，在不拘言笑中精巧地谈笑风生又不失色彩（包括韵味十足的铜管）。
　　上海交响乐团在中国与日俱增的乐团版图中名列前茅。一批新兴城市的迅速崛起加之不甘落后的攀比下，中国现如今约有80支类似的乐团。不少乐团都在一边挣扎着物色演奏员，一边寻求生存空间。“中国乐团缺的是两样东西：其一是人员配备，其二是保证高演奏水准的体系，” 上海乐队学院（SOA）执行长何大耿说。上海乐队学院由上交成立，旨在提升乐队演奏文化，这点在刚刚起步，正越来越从这个国家的过去吸取经验教训的乐团建设中行之有效。
　　正当DG去年秋天庆祝第120个年头之时，中国也在纪念“改革开放”4周年。上世纪七十年代，市场经济兴起，政府鼓励人们借鉴欧美市场的成功经验，试图让中国变得更加自给自足，从相对自治的乐团身上还是能看到中国经济的缩影：以夷制夷。何大耿说：“我们研究了欧美乐团人员现状。欧洲乐团有很多见习机会，但少有国家层面的乐队教育。美国有类似于新世界交响乐团的半职业化乐队，但因为工会关系很少有见习机会。曼哈顿音乐学院有着成功的乐队演奏课程，但局限于学院的资源。在上海乐队学院，毕业就能获得硕士学位，每年和上交演出1-12场是必修课。”作为合作伙伴，纽约爱乐乐团提供师资。
　　上海乐队学院现有17名毕业生，他们在上交及世界各地的乐团任职。基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理念，两位数的中国乐团正在迅速成长不在话下，其影响力则走出国门。我们总是以为亚洲的乐团是靠西方演奏员提味，但事实恰恰相反。我所听的那场音乐会，来自欧美的乐队演奏员只有四五位，就人才输入而言，很多情况下都是单向的。旧金山、伦敦和慕尼黑的乐团从北京、首尔和台北招募乐师，反之不然。
　　偶像明星如郎朗对基层器乐教育依旧影响甚巨。有人觉得中国功成名就的音乐家都是单干户，何大耿对此一边乐见其成，一边解释应对之道：“经常有演奏员考进上交，他们的考试成绩非常优秀，但只在乐团里工作了几个月就离职了，因为乐团的纪律和独奏家的生活截然不同。我们认为必须要补上这两者之间的缺口。”
　　他所说的“我们”肯定包含指挥家余隆。余隆的影响力渗透到中国音乐生活的方方面面，完美契合特劳特曼言及的“文化企业家”，以及“中国卡拉扬”的称呼。作为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创始人，上海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的总监，余隆太容易让人想起老一辈国民指挥。
　　这位留学欧洲的中国音乐家素以改变中国音乐版图闻名。“大部分人都有所保留，但余隆想什么说什么，人们听得进去，” 我问马友友余隆为何卓有成效，马友友回答道：“他很清楚中国需要什么，他便给到什么。这是他的工作方式。”
　　在中国南部，环境相对宽松的珠江三角洲国际港口都会广州，人们可以看到余隆对中国日渐成熟的乐团建设的另一番影响。“随便问，我希望我们像朋友那样对话，”这位指挥家在广州交响乐团五层楼的办公大楼里与我会面。16年前，余隆出任广州交响乐团总监，如今乐团在他的带领下成为中国乐团的佼佼者。虽然与余隆聊了很多，但恰恰是与余隆部下史振江闲坐在楼下草坪上的时光，我才对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目前，广州交响乐团的青少年交响乐团正在为本地区迅猛发展的其他青年乐团培养200名指挥，培训科目都不是在音乐学院学得到的：排练规划、出版和版权、声部配置。言下之意就是广东省至少有着200支青年乐团，而广东省人口只占中国内地总人口8%。“并不说他们都是完整编制的交响乐团，但毕竟都是乐团，” 史振江说道。这个国家音乐各个方面的增长都让人瞠目结舌。
　　规模是一方面，人才是另一方面。我在广州逗留期间恰逢第三届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YMCG），这是由余隆发起并由共产党全力支持的年度学院，看似冠冕堂皇的标题之下其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培训机制。由马友友组建的老师团队来自丝绸之路合奏团及全球各地的乐队，他们辅导年轻音乐家，最后则以一台音乐会收尾，但培训同样重视即兴演奏、合作创作和非音乐方面的交流。大部分学员来自中国，少数来自国外。一位瑞士科学研究员演奏小提琴，一位日本小号手正在攻读工商管理硕士。
　　为期11天的音乐周，马友友亲力亲为，甚至于坐在音乐周乐队大提琴声部后面拉琴，他说：“我们在这里传授不少东西，但最主要的是发问：二十一世纪的音乐家需要什么？音乐对于文化、社会和人类起到什么作用？”他鼓舞人心的公开发言《内容、交流与接纳》大受欢迎。
　　音乐周一开始，我就进驻学员随机搭配的三个小组，看他们花了几天时间准备一首基于中国民歌的没有记谱的曲子。每个小组从最初的迟疑不决到后来兴高采烈的演出都发人深省。周六晚的音乐会，他们各自演出自己准备的曲子之后是更多的西贝柳斯：由迈克尔·斯特恩指挥的第五交响曲，信心百倍的演出解答了很多音乐结构捉摸不定的疑问。
　　音乐周旨在为卓有成就的中国音乐家打开国际视野。在更大的层面，甚至可以说是说服中国音乐家找到并培育出属于自己的声音。“我们种下种子，未来会收获到思想、概念和关系，”余隆说道：“青出于蓝胜于蓝。”当我们聊到中国和西方世界渐行渐远时，余隆打了一个比方：“人们要学会互相聆听，就像演奏室内乐。中国是个泱泱大国，有时北方的人听不懂南方的话。然后是中国之外的世界。但当下我们有那么多年轻人愿意学音乐这门世界性的语言，这样他们可以互相交流。”
　　马友友的亮相似乎是在默默述说中国需要为重纪律轻表达（更何况继承自苏联体系森严的师生关系）的音乐教育松绑。“这是另一种学习，一种全新的接触音乐的方式”，年轻的中提琴学员告诉我：“即兴演奏有助于你放下来，被要求展示自己时很过瘾。这里的环境鼓励我们这样做。”许多音乐周的老师都说看到能力出众的学员意识到技术是为表达服务的，而不是反过来。“要学习音乐，就要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演奏，”担任弦乐组教员的布鲁克林骑士四重奏大提琴家迈克尔·尼克拉斯在下课时说道：“这是我们在这里强调的。”
　　音乐周闭幕音乐会上有位稀客。这位叫亚历山大·布罗斯的美国人从东北部城市天津远道而来，他在天津正在筹备建立天津朱莉亚音乐学校。基于西方机构在东方尚存美名，这家位于纽约的知名学府坚定不移地要把这一美名兑成美金。
　　对于布罗斯而言，这就是生意，他的到访时如此急迫以致于我缩短了对余隆的采访。但对西方音乐学院来说，还有比教育行业的商业价值更感兴趣的东西。德国的音乐学院免费供亚洲学生就读，因为他们能丰富学习环境，为当地音乐生活输入新鲜血液。《留声机》撰稿人兼英国皇家音乐学院（RAM）校长乔纳森·弗里曼-阿特伍德表示同意：“中国学生到精致的欧洲城市，能够迅速吸收全新的风格和时尚，并能快速展现个性，这令我的同事和我都印象深刻。只要打开一扇窗，他们就能飞过去。”
　　过去15年来皇家音乐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数量稳步增长，但要到伦敦就读不是一件易事，学生必须获得教员或大师班授课者的推荐才行。不过学生们来到西方就是为了择善而取的教育机会，这也是上海乐队学院或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力图在中国填补的空缺，只是都还不成规模。直到它们遍地开花之前，皇家音乐学院和其他类似的音乐学院都会从中国获益。
　　那些想要知道中国其他乐团要过多久才能达到上海交响乐团细致入微演奏水平的人，或许可以从这些教育层面的全新尝试中找到答案——至少弗里曼-阿特伍德对此很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音乐家其实离更高境界的表达只差一口气，” 他形容一些他所听过的中国乐团：“不管他们有多优秀，总有一些还没有捕捉到的。当然，聆听一支乐团能够出色演奏用另一种文化表述的音乐，总是振奋人心的。”既然谈及，那么思想交流知否也可以逆转呢？“是的。我期盼着英国有一天能够英雄不提当年勇，从中国身上看到他们在短时间内取得的巨大成就，然后反过来自问‘我们能学到些什么？’”
　　我们能学到很多。上海乐队学院和广东国际青年音乐周的某些课程即使在西方也很少见（即兴，自由演奏，与民族音乐的对话），而且我们的社会已经更多把音乐视作可供剥削的商品而不是可贵的艺术原则。毋庸置疑其中有些部分值得我们长期学习，但我们很快就能耳闻来自中国的声音，感受中国的尊严。上海交响乐团首张为DG在录音室录制的唱片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行，夏天乐团将在一系列顶尖的欧美音乐节亮相。唱片收录的曲目和巡演有许些近似，反映出中国与邻国俄罗斯一衣带水的历史渊源（拉赫玛尼诺夫《交响舞曲》），还有繁荣的全新创作的乐队作品，在这里则是陈其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新作《悲喜同源》，由马克西姆·文格洛夫独奏。
　　围绕中国音乐及中国乐团的话题会因为是拿来主义还是占为己有而变得极为复杂。特劳特曼提到“知名的中国或在中国出生的作曲家是音乐厅里上演的常客，也都由大型的出版公司代理”，其中最负盛名的一批都生活在西方，接受西方的创作委约和演出邀约。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对音乐的想象力源自西方乐团及他们常演的作曲家。
　　如果过去二十载试图在证明些什么，那就是在中国。随着这个国家的乐团百舸争流，中国对西方日渐产生的敌意会否催生出对本土声音更深层次的挖掘？汗牛充栋的人才会确保这一挖掘硕果累累。遥想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早期，伴随着欧洲伟大音乐杰作的是思想开明的民族主义，以及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历史未尝不可重复。也许在从今往后的一个世纪内，世界的舞台上将不仅能一直听到中国培养的音乐家，还有中国的音乐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