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观点最新的佐证是，几乎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同时，霉霉凭借专辑《Folklore》成为格莱美历史上首位3次获得“年度专辑”的女歌手，而鬼马少女碧梨则依靠单曲《Everything I Want It》蝉联“年度制作”，随即“格莱美同款”占领微博和淘宝站内热搜，而乘着这股热度，3月26日上午，碧梨在微博宣布个人品牌blōhsh正式入驻天猫国际，成为了天猫国际全球开眼日“同款不同潮”活动的先声。

　　碧梨获奖上热搜入驻天猫国际一气呵成的背后，是疫情导致线下演唱会和商演受阻的情况下，海外明星加速了创立自有品牌，开拓新变现渠道的步伐，越来越多的明星和潮流设计师发现，与其让品牌这个中间商赚差价，不如自己打通产业链，直接与粉丝做生意。在这样的模式下，明星们不再只是品牌引导潮流的发声器，她们就是潮流本身。

　　一、后疫情时代的“同款经济学”

　　在今年福布斯30位年龄小于30岁的富豪评选中，碧梨以5300万美元资产名列其中。评选者充满遗憾的表示，如果她的演唱会没有因疫情取消，导致损失上千万美元，她很大可能会进入TOP20。

　　显然，对于音乐人而言，过去的一年并非好年景，即使碧梨这样的顶流，收入也收到严重影响，其他音乐人更不必说，根据高盛分析师估计，今年全球音乐行业的总收入将同比下降25%左右，英国慈善机构Music Venue Trust则表示，超过400多间英国草根音乐机构面临永久关闭的危险，不少音乐人甚至改行开顺风车。

　　娱乐圈受损失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受疫情扩大持续影响，大部分线下演出不得不中止或延期，虽然有线上演唱会的代替形式，但也还是杯水车薪。

　　举例而言，根据Pia总研的估算，2020年日本的LIVE娱乐市场规模预计为1306亿日元，与刷新最高记录的2019年6295亿日元相比，预计下降约8成，而与之相对比的是，是2020年日本收费型在线演唱会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448亿日元。虽然增长很快，但是依然聊胜于无。

　　娱乐明星经济损失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数字经济崛起中，品牌越来越偏重于效果广告，攸关明星收入的品牌广告相应减少。早在2019年，阿迪达斯的效果营销支出占比就达到了77%，而突然其来疫情使得品牌营收缩水，不得不倚重效果广告回血，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过程。

　　靠山山倒，靠人人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娱乐明星们纷纷开始在商业模式上的“新旧动能转换”，首先加强开发自有品牌，比如碧梨就成立了个人品牌blōhsh，让斜肩小人成了美国时尚界的流行符号，而更重要的则是挖掘海外，尤其是中国市场的潜力。Victoria Beckham Beauty联合创始人萨拉·克里尔对此直言不讳：“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中国市场，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际品牌。”

　　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之所以在海外明星们的商业版图上凸显，除了抗疫的成功保证了经济增长之外，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和Z世代消费力增长使得粉丝经济快速发育。根据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数据显示，作为明星热度的消费承接，明星代言/同款在电商平台上的搜索热度一路走高，在微博上，明星同款微博转发量近亿，讨论量也趋近3000万，据统计，2020年粉丝经济相关产业规模已超过40000亿元，至2023年，此规模预计将继续上涨至64000亿元，特别是在服饰领域，已经成为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粉丝经济蔚为大观的今天，相较于国内明星商业潜力被充分开发，海外明星粉丝却往往处于有钱没处花的状态，在贴吧微博等平台，时常帖子询问如何购买海外明星同款产品，这与海外明星越来越重视中国市场相契合。因此，天猫国际基于全球开眼日IP在3月推出了“全球潮人同款“的新品营销活动，成为海外明星和粉丝的桥梁。

　　二、知名度如何转换“趋势力”？

　　天猫国际不是第一次承担“桥梁”的角色。

　　2020年双十一，金·卡戴珊、蕾哈娜、米兰达·等海外明星排队通过天猫国际登陆中国市场，其中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也就是着名的“贝嫂”——美妆品牌Victoria Beckham Beauty精华液全球首发，而金·卡戴珊的个人香氛品牌KKW FRAGRANCE则推出“KKW KRIS艺术浮雕联名香水”，带动品牌整体搜索上涨1000%。歌坛天后蕾哈娜连续两年参加双11，个人品牌Fenty Beauty备货超过1亿。

　　从双十一我们可以看出，海外明星们将天猫国际当做登陆第一站乃至于主阵地并非罕见，但是“全球开眼日”这个天猫国际的重要营销IP与海外明星产生联系，还是第一次。

　　全球开眼日诞生于2019年，在天猫国际的战略版图中，其存在的意义是基于大数据和阿里生态流量矩阵，提高海外中小品牌投入市场的精准度、便捷度，降低品牌的试错成本。了解这个定位后，我们很容易产生疑惑，全球开眼日解决的是品牌有限流量中面临的低认知度、低搜索量和获客难等问题，为何它会与自带巨大流量与关注度的海外明星品牌产生联系呢？

　　原因在于，海外明星的知名度，很难直接转化为引领潮流，引导购买的“趋势力”。

　　知名度和趋势力有何区别？一个简单粗暴的案例是，郭德纲是极具国民度的娱乐圈顶流，但是他带货能力未必比得上他儿子郭麒麟。再忠实的钢丝，也很少会去天猫搜索“郭德纲 同款”，显然，郭德纲很有知名度，但是缺乏“趋势力”。

　　在当前，粉丝经济并非只是明星刷脸，而是一个兼顾潮流洞察、形象管理、供应链打造、圈层分析、精准营销、粉丝运营等多个环节的复合型商业模式。只有全部工作到位，明星才能以一举一动，一身行装引爆潮流，反之，就是无人关注，收益及不上营销费用的结果。

　　相比国内明星，海外明星在趋势力的打造上有先天劣势，他们在本国也许是站在时尚尖端的弄潮儿，但是在中国国内一来有文化隔阂，心智认知比较弱，比如消费者也许很喜欢《No Time To Die》，但是未必知道演唱者碧梨，更谈不上想要穿碧梨同款；二来缺乏营销媒介，无法在潮流领域的造势和触达圈层用户，而欠缺这些基础能力，更谈不上消费大数据，精准确定潜在的消费人群了。

　　而天猫国际的全球开眼日，正好精准解决了“洋明星”个人品牌登陆的常见问题。在长期扶持海外中小品牌的基础上，天猫国际形成了圈层文化入手，结合阿里电商大生态，打通种草-认知-购买-复购的完整解决方案，将知名度最大化利用，打造属于明星的趋势力。

　　比如这次碧梨获得格莱美奖，天猫国际在C端制造关注点，以微博热搜吸引眼球，然后通过直播带货、平台热搜等渠道引导购买，并为品牌蓄积私域流量，为复购打下基础，这样完整的营销链路，使得天猫国际成为海外明星粉丝的追星新阵地。

　　实际上，在本次格莱美奖的微博评论中，就有许多粉丝在庆祝之余，炫耀自己购买了碧梨同款的标志性绿色卫衣，“绿成一道光”。

　　而且，天猫国际对明星价值的重构，不仅影响了海外明星的发展规划，也正在重新定义音乐产业的发展方向。

　　三、音乐产业的再挖潜天猫国际与碧梨的合作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早在2020年10月28日，碧梨的东家环球音乐集团就宣布其商品和品牌管理公司Bravado与天猫国际海外购合作，包括枪炮与玫瑰乐队、滚石乐队、鲍勃·马利，泰勒·斯威夫特等明星的周边上架。而本次碧梨个人品牌入驻，可以视为环球音乐与天猫国际合作的后续动作。

　　在某种意义上，环球音乐拓展电商业务，是当前音乐产业转换经营思路的一部分。传统音乐产业的商业模式，除了线下演唱会、代言之外，主要是出售版权。然而，出售版权虽然可以获得高额溢价，但同时也会提升传播门槛，降低明星影响力，进而损害其他业务收益。

　　这次疫情就证明了，单纯的流媒体版权收入想象力空间很小，英国戈麦兹乐队成员汤姆·格雷就表示，流媒体播放带来得收入非常少，每播放一次歌曲，音乐人能得到的报酬大约只有0.004英镑，“我想说的是，音乐行业的生态快要完了，现在大约一半的音乐人没有饭吃。”

　　而与之相比，与天猫国际的深入合作，使得环球音乐能够有效放大明星的商业价值，在快速扩张商业版图之余，还扩大了影响力，带动了更多业务，从而实现了发展的良性循环。

　　音乐产业从“卖版权”转为“挖掘产业潜力”的另外依据证据，是2020年网易云音乐在版权领域的快速扩张。

　　在过去一年里，网易云音乐去年也先后与吉卜力工作室、Rock唱片、环球音乐集团和BMG等音乐公司签约，在双方合作条款中，有几点明显被频频提到：音乐IP打造、在线K歌以及挖掘推广，可以看出，各大版权不再满足于做单纯的版权商店。

　　因此，可以想见“登陆”天猫国际的海外明星不会止于碧梨，天猫国际与海外明星的合作，也不会止于服饰周边。

　　快速发展的粉丝经济里，新的参与者正在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