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舟
提要
对市场排挤效应的认识，只是提醒人们，如果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被转化为商品的话，那么它们就可能会被腐蚀或贬低。市场逻辑也以其自身的方式把道德辩论从公共生活中排挤出去。市场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们并不对其所满足的偏好进行道德判断。对市场道德局限性展开辩论，会使我们有能力确定市场服务于公共善的领域以及市场不归属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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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万物可换的特色，这种基于货币的人际交换冷冰冰，也让人对金钱的作用有了某种担心
市场经济从未像现在这样被人们所尊崇。自从人类有了社会分工和剩余产品，从物物交换到货币交易，社会不断发展，使得交换不再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生产力随之大大提高，市场因此产生，金钱成为人们生活中须臾不可分离的物品，也成为被人们不断认识的交易媒介。在经济学家眼中，金钱又被称为货币，可以说，是金钱加速改变了人类社会，也是金钱促使人类成为生物链上最顶端的物种。所以，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金钱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果的互信系统。
正如以色列新锐学者尤瓦尔·赫拉利所分析的，金钱制度的两大原则，一是万物可换。钱就像炼金术，可以让你把土地转换为手下的忠诚。二是万众相信。有了金钱作为媒介，任何两个人都能合作各种计划。金钱可以让数万陌生人能够合作各种贸易与产业。最终的货币化配置资源的方法，使人类脱离野蛮、走向文明。
可正是这种万物可换的特色，这种基于货币的人际交换冷冰冰，也让人们对金钱的作用有了某种担心。金钱真的是万能的吗？虽然金钱能建立起陌生人之间共同的信用，为市场经济开疆拓土，但是这种信用不是人类、社群、或者某些神圣的价值观，而是金钱本身以及背后那套没有人性的系统，信任的是金钱，没有钱万万不行。金钱是否也有黑暗的一面，如果一切都能换成金钱，而大家相信的又是不具名的货币，就可能伤害当地传统、亲密关系和人的价值，让冷酷无情的供需法则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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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尔对市场的反思，不同于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思维，而是希望人们对政治道德、公共生活和公民意识进行重新思考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讲席教授、美国人文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迈克尔·桑德尔对市场和市场价值观入侵本不属于市场的生活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他对市场的反思，不同于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思维，而是希望人们对政治道德、公共生活和公民意识进行重新思考。
桑德尔对万物可换的金钱原则提出了担忧。他在《金钱不能买什么》一书序言中说，如今，几乎每样东西都在待价而沽。并举了牢房升级、印度妈妈的代孕服务、狩猎濒危黑犀牛的权利、著名大学的录取名额、为一位病人或老人购买一张人寿保险单等例子，来说明我们该如何看待金钱的另一面。
一个被判刑的人本应该受到法律惩罚，但只要有钱，就可以改善住宿条件减轻这种惩罚。生孩子本来是自己的事，但有了钱却可以让别人代劳。黑犀牛本是受保护濒危物种，但只要你出得起钱，就可以任意射杀。著名大学的录取名额也可用钱买来，更可怕的是，为一位陌生病人或老人购买一张人寿保险单，然后盼着对方早早死去，甚至可能不惜以种种意外手段置人于死地，然后从中获利。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似乎已司空见惯，这一切又都与金钱有关。
迈克尔·桑德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用市场来配置健康、教育、公共安全、国家安保、犯罪审判、环境保护、娱乐、生育以及其他社会物品，真的值得鼓励吗。市场的真正作用在哪里，市场有时会失灵，金钱真的万能吗？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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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为市场排挤非市场规范的趋势感到担忧？理由有两个：即金钱和伦理
人们常说，能够用金钱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言下之意，就是没有用钱解决不了的问题，金钱的激励作用无所不在。果真如此吗？
有两位以色列经济学家做了一项涉及日托中心的实验。孩子放学了，一些家长总是以种种理由迟接孩子，给园方带来不便，于是园方推出一项措施，对那些迟接孩子的父母加以罚款。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后，迟接孩子的父母在数量上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园方及时调整措施，大约12个星期以后，当托儿所取消罚款做法时，迟接孩子的父母数量仍然很多。金钱措施并没有带来什么激励作用，那些迟接孩子的父母把这种罚款视作他们愿意支付的酬金，本来的道德义务反而因为交了罚款而被侵蚀，本来迟接孩子的愧疚感因为金钱反而变得理直气壮。反正交了钱，园方更没有理由责怪这些父母，原本想借此减少这种现象，却使更多的家长加入到迟接孩子的行列中来。让人奇怪的是，一旦金钱支付侵蚀了准时接送孩子的道德义务，那么事实证明原有的责任感是很难得到恢复的。这说明把金钱引入非市场环境会改变人们的态度，并把道德承诺和公民承诺排挤出去。市场关系的腐蚀效应有时候会强大到足以压倒价格效应。
桑德尔在《金钱不能买什么》中分析了为什么我们会为市场排挤非市场规范的趋势感到担忧，理由有两个：一个是金钱方面的理由，另一个是伦理方面的理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规范（比如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是大交易。社会规范会激励人们去做有益于社会的行为，而没有社会规范的激励我们就得花大价钱去购买这些行为。
但是，仅仅把道德规范和公民规范当作激励人们的有效经济方式，会忽略这些规范的内在价值。
如果说日托中心的实验只是从金钱惩罚的角度来说明金钱激励作用的失效，那么，有偿献血则从金钱奖励的角度来说明同一问题的存在。
英国社会学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做了一项有关献血的经典研究，他比较了英国和美国的血液采集系统。在英国，所有用来输血的血液都来自于无偿献血者，而在美国，部分血液来自无偿献血者，部分血液是由商业血液银行从一些愿意把卖血作为一种挣钱途径的人那里买来的。他赞同英国的血液采集系统，反对将人的血液当作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一种商品。蒂特马斯所提供的大量数据表明，仅从经济和实际的角度来看，英国血液采集系统要比美国血液采集系统运行得更好。他论辩说，尽管经济学假定市场是高效的，但是美国的血液采集系统却导致了血液的长期短缺，而且浪费、成本较高和存在被污染的较大风险。他认为，首先这是对穷人的不公平，以营利为目的的血液银行，乃是从极需“快钱”的贫民区居民那里采集大量血液。血液的商业化使得更多的血液来自于低收入人群。血液从穷人到富人的再分配，“似乎是美国血液银行系统所导致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其次，是基于腐蚀的理由。蒂特马斯认为，把血液变成一种市场商品的做法，会侵蚀人们献血的义务感、消减人们的利他精神。一旦人们开始把血液视为可以日常买卖的商品，那么人们就不太可能感觉到有要献血的道德责任。在这里，他所揭示的正是市场关系对非市场规范的排挤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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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排挤”现象，使人们对市场机制和市场逻辑在许多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运用表示了怀疑
所谓排挤效应，就是社会学家不同于经济学家思考市场作用的角度。
经济学以成本与效益为主线的理性人思维，认为万物皆可待价而沽，市场遵循价值规律，基于公平自愿，给人更多选择、更多自由、更高效率。市场是中性的，亦即市场不会影响其所交易的商品性质。假如是同样品质的苹果，无论是从市场上购买还是朋友送给你的，都不会改变苹果的性质。经济学家一般不太喜欢谈论道德问题，他们认为，这是伦理学家的职责。经济学主要是解释人们的行为，而不是对其进行道德判断。价格体系是根据人们的偏好来分配物品，至于那些偏好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赞赏或者是否适合于某种情势，价格体系一般不予评价。
然而，尽管经济学家极力坚持上述观点，但他们还是越来越发现自己深深地陷入了各种道德问题之中。桑德尔分析认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反映了世界的变化，另一个原因反映了经济学家们理解其研究对象的方式所发生的变化。
在最近几十年里，市场和市场导向的思想侵入了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调整的各个生活领域。我们越来越多地给非经济类物品定价。正如上面的例子，一旦金钱支付侵蚀了准时接送孩子的道德义务，那么事实证明原有的责任感是很难得到恢复的。金钱激励在这里起到相反的作用。也就是对非市场规则的排挤效应。这种“排挤”现象，使人们对市场机制和市场逻辑在许多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运用表示了怀疑，可以说，排挤效应表明了与最基本的经济学“法则”（即加大金钱激励措施会增加供应）相反的事例的存在。
正如蒂特马斯所担忧的，血液市场化不仅是人们献血意愿的减少，而且也包括人们献血行为所具有的更宽泛的道德意义的下滑。献血精神的式微，不仅会对所收集血液的数量和质量产生有害影响，而且还会使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出现贫瘠的现象。尽管基于市场的系统并不会阻碍任何基于自愿的主动献血，但是充斥于该系统的市场价值观却对献血规范施加了一种腐蚀性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市场驱动的社会有可能会对利他主义构成极大的伤害，进而会被认为有可能侵害人们应当享有的自由。
当然，这一切并不构成对市场经济的否定，它仍然是数百年来人类创造财富最适合的制度之一。对市场排挤效应的认识，只是提醒人们，如果生活中的一些物品被转化为商品的话，那么它们就可能会被腐蚀或贬低。市场逻辑也以其自身的方式把道德辩论从公共生活中排挤出去。市场的部分吸引力就在于，它们并不对其所满足的偏好进行道德判断。市场并不追问一些评价物品的方式是否比其他方式更高尚或者更恰当。对市场道德局限性展开辩论，会使我们有能力确定市场服务于公共善的领域以及市场不归属的领域。
其实，经济学的鼻祖亚当· 斯密在写《国富论》之前，就已写了同样影响巨大的《道德情操论》。因此，展开这种辩论还会经由允许各种彼此冲突的良善生活观念进入公共场所，而使我们的社会具有生机。 （作者系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