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小英的这种认知要追溯到她在文工团时期的生活，其实她是温室里长大的一个女孩，家庭对她的教育是很封闭的，因为父母曾受到20世纪初的西洋生活方式和教育的影响，她父亲的一生思想比较开放。他们一方面从小教育郑小英要有一技之长，另一方面他们总怕她受到伤害。上学上女中女大，所有的课外活动不允许参加。但是他们给了郑小英一些很好的影响，从小学钢琴学跳舞，培养了郑小英的音乐感觉。那时郑小英的性格是比较内向的，虽然也喜欢各种活动，但并不善于言词也不善于交际。在毕业的时候，家里就鼓励她去读医，最后她考的是协和医学院。她母亲母亲认为当音乐家是没出息的，但是她却又希望作为一个女孩子，应要有音乐修养。郑小英曾两次从家里跑出来，但又被抓”回去。她有一种好奇心，要摆脱家庭的那种好奇心，甚至她在十八九岁时从来就没有接触过十几岁的男孩子。
　　当时文工团南下到武汉，她们工作是整天在街头搞宣传，街头搞宣传需要吸引观众，就在那时郑小英学会了三句半呱哒板这套东西。数来宝打大鼓拉风琴等等，常常是弄一个小调填上词就唱，而且很希望集聚的人越多越好。也许是这段生活对她锻炼的缘故，所以她一直感到我的工作不能离开群众，音乐需要与观众交流。后来在歌剧院搞音乐讲座时，有一个听众很同情她，说你太累了，又要指挥还要吆喝，一个艺术家来做这件事，确实不容易。但是她们传达音乐，是很需要大家来听，是很直接和听众建立一种感情的交流。当时郑小英很年轻，这些东西深深地植人她的心，对她的艺术活动影响太深了，她是为了听众不是为了我自己。后来到了音乐学院，有一次到福建采风，才真心感觉到音乐是人民创造的这句话的涵义，从那时郑小英就深信音乐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有权利来享受它，她们现在从事的专业音乐，就是从民间来，经过作曲家加工的更高层次的东西。
　　她们在表演时也无时无刻都是在希望能够打动观众，所以就担起了这个责任。郑小英喜欢这样做也甘心去做。但是没有觉得好像担负责任，没有这么大的抱负。她也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她举办讲座到现在算起来也有八百多次，直接的听众也有二十多万人。对提高一个民族音乐素质来讲，一个人能能做到这些她很高兴，也很高兴这些事情在其他的行业里慢慢开始做了。后来看到京剧在做，民族器乐在做，爱乐女当然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她也是受老一辈音乐家的影响，在二十来岁的时候，读到洗星海的日记很受震动，他的日记里记述了他在武汉从事歌咏活动的一些情形。作为音乐家来讲，郑小英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她很想一直普及一些音乐知识。
　　郑小英把音乐知识的普及当做是自己的天职，如果有人邀请那是因为他们需要，但她并不拿这当成谋利谋生的手段，也用不着去做广告，是一个真正值得敬佩的艺术家。在她看来最大的满足是看到那些眼睛发亮的学生，一动不动地认真听，有个歌剧讲座长达三小时，当时是在一所学校，下了自习的同学还陆续地来，中间也没有休息。结束时大家还恋恋不舍的那种场面，那些都在激励她继续做下去。但是反过来也觉得有点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国民的音乐教育，还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水平。这样的工作老做不完，而且总是在启蒙的水平，希望以后民族音乐也会越来越好，让世界倾听我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