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民乐而言，2019年是不平静的一年。

　　7月，阔别7年的“中国器乐电视大赛”，以近500位专家评审、中外近6000名选手的阵容，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展开了一次民乐高水准的展示与角逐。这场几乎调动了当今民乐领域所有资源的赛事，不仅盘点了近年来中国民乐人才培养、创作等方面的丰硕成果，更让人看到新时期中国民乐日渐深厚的民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

　　几乎同时，广东卫视打造的大型中国民乐竞演节目《国乐大典》（第二季）也因其轻松、娱乐化的形式而赢得不少关注，参与其中的众多优秀演奏家将民乐演奏得风生水起，展示出当代民乐巨大的包容性和艺术表现上的无限可能。

　　虽然受众不同、呈现方式各异，这两档节目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借助现代媒体的强力传播，形成了一种合力，将当代中国民乐创新多元、自信包容的表情清晰地勾勒出来。

　　包容、同化的能力，伴随中国民乐发展始终

　　回溯中国音乐的历史，吸收互鉴、融合创新伴随始终。从隋唐的多族文化并存，到充分消化吸收后坐立部的演变；从钟鼓琴箫作为华夏庙堂正声、文人雅乐的延续，到由胡琴、琵琶、唢呐这些“外来乐器”伴奏的乡间俚曲的兴盛，中国传统音乐从来没有停止与各种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以一种文化上特有的包容、同化的能力，伴随时光迁移，呈现不同样貌。

　　近代经历了民族危亡，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反思并借鉴西方先进文明，这其中也包括音乐。作为国乐改进的先驱，刘天华选择二胡实践他的设想，通过改良乐器的材料和构造、吸收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完善记谱法和推动新作品创作等一系列手段，使二胡这种原本不受人重视的民间乐器脱胎换骨，被打造成近现代民乐艺术的代表性乐器，并影响了琵琶、古筝、扬琴等几乎所有传统乐器的发展方向。刘天华等人的思考与实践，对中国音乐的发展轨迹产生了深刻影响，“改良”“创新”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民乐发展的关键词。

　　首先是物质层面。为了让民族乐器能够有更大的音响、适应更快速的演奏，所有民族乐器无一例外都在形制上进行了改革，有的甚至加上了原本没有的机械结构。就连作为中国悠久音乐历史象征的古琴，也用钢弦替代了原本的丝弦，带上了工业文明的气息。其次是传承方式。中国传统音乐向来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即使有自己的记谱方式，也只是作为一种基本演奏框架的提示性文本，这为演奏家的二度创作提供了发挥空间，也成为欣赏的旨趣所在。而今天的民乐，则更多地依赖专业化、学院式的传承，学生根据严格记谱（大多是五线谱）的形式学习被规范化、精确化的传统音乐。由此带来的，是审美习惯甚至文化心理的改变。民族管弦乐队的诞生，可以看作这种“改良”“创新”思想的最典型代表。原本或单打独斗、各得其所，或攒三聚五、吹拉弹打的民间演奏，被按照交响乐队的模板扩大编制、重新排列组合，搬上了舞台，演奏出前所未有的民族交响。

　　改良与创新固然有其价值，发展亦是永恒的主题，但对于今人而言，回望历史，从古老悠久的音乐历史传统中重拾文化自信、汲取继续发展的力量，何尝不是一种创新？！

　　自觉保护与传承民乐传统，探寻民乐中的文化宝藏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民乐的发展逐渐呈现出向好的态势。2003年，“古琴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一年，早已因获得奥斯卡奖而名扬世界的谭盾，凭借他充满艺术想象力的《纸乐》再次震惊美国观众；因《阿姐鼓》一鸣惊人并成为国人中最早斩获格莱美奖的何训田，推出了他“为所有物种而作的元音乐”《声音图案》；从德国进修归来的秦文琛，出版了自己的一张作品专辑，其中收录的唢呐协奏曲《唤凤》、为古筝而作的《太阳的影子Ⅵ》等作品，到今天依然经常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演出。

　　一如当年的刘天华，专业作曲家不仅与新一代民乐演奏家、教育家们一同成为推动民乐发展的重要力量，更因为对西方音乐文化的深入全面学习，成为在文化观念上最早实现升华的先行者。吴蛮、郭雅志、吴巍、杨静、高韶青、许可等一批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率先走向国际的民乐人，便是这群先行者中的演奏家代表。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放慢了求新的脚步，停下来思考，甚至将目光投向“身后”，希望通过记录，保护与传承那些随着时代、社会变迁而日渐衰微甚至濒临消失的民间音乐传统。这其中有为创作而探寻文化宝藏的作曲家，有心怀忧虑穿行于田野案头的学者，也有为了延续“香火”而苦苦支撑的民间演奏艺人。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自信和认同，更看到一份责任与坚守。这坚守中，蕴含着如华阴老腔一样让现代人为之震撼的悠远历史回响。

　　随着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深入，不少来自异域文化的艺术家开始尝试走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场域，这可以看作当代中国民族音乐更为开放包容的另一个注脚。其中不乏杰克·波蒂（新西兰）、钟思第（英国）、高文厚施聂姐夫妇（荷兰）等几十年来始终真诚理解中国和它无穷丰富的民间及传统音乐的学者。此外，正如我们在此次中国器乐电视大赛中所看到的，来自不同国家的音乐家们尝试演奏中国民乐，甚至为它创作新曲。这不仅是一种音响上的融合，更是一种情感上的靠近；不再是一种文化猎奇，而是一种思想精神层面的深入交流与平等对话。

　　今天，大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赋予民乐时代内涵，作为一种历史的使命，正在为更多音乐人担当与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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