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练与粗犷，敏感与细腻，在文芳身上有着奇妙的交融。她的父亲是来自四川山区的农民，因为家境贫寒，她在儿时曾因两块钱遭遇歧视。一个城乡结合部长大的女孩，在那样的困境中，凭着对艺术的热爱，最终赴巴黎学习摄影，成为艺术家。

　　2008年，她因一组献给中国农民工的摄影艺术装置《共和国民工俑》而声名鹊起，媒体称她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展览的时候，没有任何民工兄弟来看，我没有真正回馈到他们什么。”当作品得到艺术圈认可，足以让她靠当代艺术养活自己时，文芳真正想做的却是用艺术回馈那些被忽视的群体。 　　2018年第一批到崔杨村的艺术家张燕和倪良夫妇
　　正在北京牧云空间举行的“寻·光计划 | 画一个家”公益摄影展，是文芳这些年做的诸多公益艺术项目之一。应甘肃乡村发展公益人李义熙的邀请，这三年里，她带着二十几位艺术家进行乡村艺术计划的创作。他们数次前往甘肃省天水市崔扬村，驻地完成艺术墙画，用艺术介入当地留守儿童和老人的生活。摄影展呈现的，除了专为乡村订制的14组艺术墙画，还有孩子们跟着艺术家一起涂鸦、在艺术家创作的“崔扬蹦蹦跳”上做游戏的场景。

　　每一个镜头都是文芳难忘的。三年里，她去了崔杨村四次，看着当地的孩子整整长高了一个头。

　　“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艺术项目，也是艺术家们陪伴孩子和老人的一种温暖而特殊的方式。”文芳感慨道。村里的留守儿童中，杨家五姐妹已经两年没见过父母，她们把艺术家当成能讲悄悄话、可以谈心的朋友，在艺术家万春华和高燕的作品“2020我们留守”中印上自己的手印，在墙上给远在他乡打工的父母写下心里话。 　　看到艺术家们工作，村里的孩子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
　　艺术家与乡村的关系，文芳认为是双向的。艺术带给空心村抚慰，同样，“画一个家”项目对于这二十几位艺术家也是一种幸福的体验。大多数艺术家都生活在北京，却因忙碌和疲惫的裹挟很难彼此见面。他们每年回到宁静的崔杨村，画画、放牛、看夕阳、采蘑菇，和孩子们一起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做大地艺术作品，像是回到心灵的家园。

　　文芳2009年就只身前往宁夏和农村妇女们一起做了三年创作。她将看似对立的奢侈品牌和西北农村生活连接到一起，让宁夏乡间的绣娘为迪奥制作艺术橱窗。她捐出作品义卖的20多万元给法国马大夫之家协会，帮助中国西部的孩子。2014年，在“小候鸟艺术计划”中，她教北京周边的打工子弟学习艺术，并为这些孩子在798举办展览，孩子们售出作品所得可以为自己缴纳学费。在2020年“寻·光计划 | 画一个家”开幕的同时，她还在忙着为血癌临终儿童关怀病房做免费的墙画作品。

　　“艺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具，我希望能赋予它疗愈的作用。如果我能用这个工具为那些跟我当年一样身处困境的人做一点什么，那也是对我自己的治愈。”文芳说。

　　今年的崔杨村艺术创作，遭遇反常天气，户外创作变得艰难。艺术家冒雨绘画，村里唯一的澡堂也坏了，夜里大家蜷缩在一起取暖，六位艺术家都冻病了，甚至有人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而住院。但没有一个人埋怨，相反，他们向文芳表达的都是自己的喜悦和感动。 　　俯瞰崔杨村
　　向阳花部落的负责人燕妮是文芳多年的好友，她十几年来一直在帮助安徽阜阳的一群被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文芳敬佩燕妮和她创建的向阳花部落，她们配合当地救助协会在北京为孩子们筹款，解决孩子们的生存和学业所需。

　　让文芳感动的是，2020年艺术家们到崔杨村做艺术项目的路费、画材等资金，竟都来自在向阳花部落帮助下长大的孩子们的捐赠。

　　“画一个家”项目，对于那些有资金支持、有更大体量、更高知名度的艺术项目来说，算不得独特。但文芳相信，艺术对乡村的改变和渗透是缓慢而深刻的。

　　她听说有游客因为墙绘作品而探访崔杨村，已经给村子带来了几千元的收入，感到非常宽慰。 　　作品“2020我们留守”由艺术家、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共同完成，杨家五姐妹在墙上写下对父母的思念
　　“我们还可以为乡村做更多的事情。”现在，文芳与燕妮一起筹集资金，计划将村里废弃的小学改造成一个“艺术文化中心”，未来，这里既是城乡儿童艺术交流基地，也是当地特产的展示与销售中心，企业可以来这里洽谈振兴乡村的合作，艺术家和老师也能驻扎这里，深度陪伴孩子们成长。

　　“2020年，很多人都过得很艰难，面对疫情，难免忧郁和恐惧。但当我们发现自己还能给予的时候，就像在黑暗中点起了一盏灯。”文芳说，无论对于她还是对于所有艺术家，这都是一场寻光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