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强调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百年来，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现实的映照，回望历史，更好地远观外来！
　　为更好地从上音校史中汲取力量，助力学校“十四五”规划和“双一流”建设，党委宣传部（校史馆）、离退休工作处策划了以“校史记忆”为主题的校史人物采访拍摄系列工程。项目以年龄为依据，对身体健康状况允许的老先生进行采访。
　　第一批以目前可接受采访的90岁以上的上音人为主。为了能更全面地了解上音的办学历史，也特别采访了曾担任校领导的几位老先生。
　　聆听上音校史，从上音的校史记忆中追溯初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从今天起，官微将连续一周推出“校史记忆”专栏献礼校庆。
　　今天推出第一篇——吕其明：把扎根人民、讴歌时代作为一生创作的必修课。
　　吕其明，汉族，1930年5月生，1945年9月入党，安徽无为人。今年七一前夕，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他成为全国29名功勋党员之一，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习近平总书记颁发的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这是对吕老用一生践行“永远跟党走”音乐创作理念的最高赞誉。
　　2021年，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开启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作为上音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9月15日,吕其明先生回母校分享他的艺术人生。）
　　吕老的讲座感情充沛、内容真切，打动和感染了在场的听众，现场数度响起热烈的掌声，为一位老艺术家毕生始终不渝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追求鼓掌致敬！
　　为更好地学习人民音乐家、上音杰出校友吕老的艺术思想和艺术追求，传承上音从建校初就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怀、红色基因，上音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党史学习教育巡回指导组将吕老的发言稿整理成册，作为上音党史学习教育读本，献礼上音九十四周岁生日！
　　考虑到公众号推送的篇幅所限，吕老讲话稿在刊登时有所删减，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母校，您好！
　　我今天非常激动。首先要感谢院党委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今天来向母校汇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此刻的所思所想，自己的一些美好回忆。
　　作为一名老党员，我把自己所走过的路和大家做一些介绍。我的经历非常简单，从数字来讲，一个是10年，一个是9年，一个是70年。10年就是我读了4年小学，10岁参加新四军，1940-1949年这9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度过了少年时期和青年时期。1949年转业到现在，在电影作曲岗位上工作了70年。所以是三个数字，10年，9年，70年。
　　我的一生，有四件事情决定了我的命运。第一件事是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进行了学习，这个座谈会对我有终身影响。第二件事，1945年我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三件事也是在1945年，我的父亲吕惠生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第四件事是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
　　一、奠定创作的思想基础
　　第一件事1942年，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我们在敌后的文艺工作者非常高兴。一直到1944年春，我们开始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我当时才14岁，对很多问题不可能有很深入的了解，但是对于我来讲，主要有两点我记了一辈子：第一点，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二点，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一定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扎根群众。这一点在我几十年的工作中，把它作为一个必修课，无论写什么作品，一定要深入生活，一定要向我们的民族传统、民间音乐学习。
　　以上两点重要思想，对我具有终身的指导意义。这里我讲几个小故事。
　　在抗日战争中，我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和极其艰苦的生活磨练与考验，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锻炼非常大。比如说每天行军，要走七八十里路，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开始演出。有一次，行军走了一天，晚上还有演出。我在歌剧《农村曲》第三幕中演一个逃难的小孩。演出时，要轮到我上场了，到处找不到我，结果发现我时我已睡着，叫醒一听嗓子已经半哑了。演出结束后我心里非常难过，扑到团长的怀里哭了起来，但是团长没有批评我，反而安慰我。后来每次有演出时，团长就让一位大哥哥或大姐姐陪着我，我自己也格外注意，坚决不再出现同样的失误，这是一种锻炼。
　　回想战争年代，好像还在眼前。1943年，我已经参加革命三年了，当时局势非常严峻，敌人集中5万军力进行扫荡。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夜行军就进到了一个大的山坳里面，整个七师师部全部被敌人包围了。我们文工团分成小组下山，在老乡的指引下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山洞。就在这个山洞里住下了，没有吃的。管荫深同志，是我们的音乐指导员，他曾在音专学习过，他从上海带去一件皮大衣，赶快抱着就带下山送给了老乡，换一点吃的东西，喝的就是天上下的雨水，用茶缸接着喝，我们在这个山洞里度过了7天7夜，7天以后鬼子撤退了，我们下了山。老乡跟我们讲，当时曾经有两次鬼子和伪军到村子里来问老乡：这个山上有没有新四军？不讲就枪毙。老乡非常害怕，但他仍坚决否认。就这样，老乡没有把我们供出来，保住了我们几个人的性命。
　　在战争年代那个时候，新四军和老百姓的关系是鱼水关系，鱼离掉了水就不能活。我能够今天在这里发言，真是要感谢我们的人民群众，感恩他们，我们应以毕生的最大努力来为他们服务。
　　二、入党——一生荣耀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延安文艺界的老大哥们在学习了文艺座谈会讲话后，已经创作出了《夫妻识字》等一系列的“广场文艺”作品。我们团长就出了一个主意，1944年，剧团要排一个广场剧，这剧叫《送郎参军》，里面只有一对小夫妻，谁来演呢？他们决定要我来演这个小媳妇，我是一个小大男人啊，怎么去演一个小媳妇？我不能接受。后来我姐姐吕晓晴（比我大两岁，已经入党了）和团长，都来做我的工作。听了他们的开导，我转变了自己的想法，接演了这个角色，而且演的相当成功，受到热烈的欢迎。
　　第二年我就入党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要抗日打鬼子，要做一个共产党员，把一切献给党。入党对我来讲，确定了我的人生观、世界观、文艺观、价值观。从这个时候起，我就把我的全部生命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这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三、父亲的影响
　　第三件事情就是我父亲英勇牺牲。我父亲叫吕惠生，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是一位农业专家。抗日战争的时候新四军到了我们家乡，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给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等物资，也正因如此，国民党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一直到1939年下半年国共摩擦开始了，后来就越来越紧张，我父亲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这时，父亲就带领我们全家投奔新四军参加革命。1941年领导决定派我父亲到新四军七师去工作。临走的时候，陈毅军长找我父亲谈话，说：七师这个地方是一个战略要地很重要，派你到那儿工作，希望你把工作做好。我父亲非常感谢上级的信任，绝对不辜负党的嘱托。临别的时候，陈毅军长送我父亲一把掌心雷小手枪，是德国造的全新的一把小手枪，我父亲非常感谢。这时我父亲调到七师工作，而我和我姐姐仍然留在二师的抗日剧团，父亲就把这把小手枪转送给了我，我高兴极了。 　　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小伙伴们
　　1941年，父亲任新四军七师皖江抗日根据地行政公署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我军战略转移中，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父亲在走向刑场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以生命最后一滴血，在红旗上写下对党的忠诚，时年43岁，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父亲去世了，他一生清廉，两袖清风，虽然他没有留给我任何物质意义上的遗产，然而，父亲留给我巨大的精神财富，让我受益终身。父亲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铮铮铁骨，耿耿丹心，一腔热血，浩然正气，父亲的英雄形象就是我崇高的路标，鲜艳的红旗上也有我父亲的鲜血，我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就是踏着父亲的足迹前行，我的孩提时代在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经历战火的洗礼和极其艰苦生活的磨炼与考验。在这战地课堂，在这以抗战音乐和民间音乐为课本的年代，我作为一个只读了4年书的10岁孩子，同时也作为一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确实像进了一所没有围墙和没有校徽的生活大学、艺术大学，唱歌、演戏、教歌、行军、打仗、宣传、鼓动，把我和指战员乡亲们交融在一起，把我一颗稚嫩的心和中国人民伟大的解放事业交融在一起。
　　总之，部队文工团9年的战斗生活和艺术实践，使我受到极大的锻炼和艺术熏陶，是我人生经历中最宝贵的一个关键时期，给我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生活基础，对我未来的成长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决定性影响。
　　四、来到上音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华东军区文工团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直跟随陈毅司令员打到了上海。5月26日那天，我们文工团在老北站的大厅条凳上睡了一夜。第二天5月27日上海解放，文工团非常整齐的集体走在上海的马路上，我的背包上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我们这个团还有一个电影队，一个军乐队。
　　华东军区文工团1949年11月份全部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我那时还是拉小提琴，但是到了1951年，我就被调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担任电影作曲了。这对我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我感到，我们在文工团的时候好比是小米加步枪，但是转业到电影厂，它是一个大企业，是一个现代化的生产系统，而我的作曲工作是面对着一个交响乐队，面对着从未有过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迫切要求提高业务能力。
　　到了1955年开始写故事片时，这个矛盾更加尖锐化了，写作时我想的很多，就是表现不出来。但是我1956年写《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时，像打开了一道闸门，很顺利地写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生活体验，而很多器乐部分的音乐怎么写，就感到太难了，因此，更加迫切要求深造，不提高就没有办法完成任务。
　　我学习的路不是那么平坦，因为我这个人对于党组织来说，可以两用，不同的领导对我有不同的看法。后来领导达成一个妥协方案，既让我担任行政职务，也让我带职到上海音乐学院来学习。我当时是想离开工作岗位，一门心思学习的，但想法和要求落空了。
　　当时我是电影局党委委员、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成员、电影乐团团长，每年要给厂里面写一到两部故事片。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袁文殊同志给我写了介绍信，我就拿着袁文殊同志的介绍信，到宣传部找到了当时的副部长徐平羽同志，他也是作家，对我很感兴趣。他不是在袁文殊同志介绍信上画个圈，而是提笔给我再写了一封介绍信，我记得他是用毛笔写的。我拿了这封介绍信到音乐学院找到了党委书记孟波、钟望阳同志，他们热情的接待了我，知道我这个情况，把我作为上海音乐学院的特殊学生接纳了下来。怎么特殊呢，不考试，跟本科，一切副科全免，集中力量攻主课，这是两位书记给我安排的。
　　我的同班同学有沈一鸣教授、黄白教授，我们同在黎英海先生这个班里，就这样，我进入到本科学习一课也没有拉下，但是我又感到非常遗憾，我并没有完全学好学透，那时候我不可能全力投入学习，能保证去听课已经非常不易了，我习题做得不多，特别是钢琴课，我很难保证有一个小时的练琴时间，每次先生给我上课，我总是有一种愧疚感。那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工作学习的两重负担压力太大，因此，我得了哮喘病，医生说是身体透支太厉害了，但是我还是要继续的坚持工作和学习，虽然非常艰苦，但是我感到非常幸福，有这么一个机会让我学习，太难得了，我非常珍惜。
　　上音情缘
　　很多年来，与敬爱的贺老、桑院长和廖院长的接触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 　　与贺老
　　贺老（1994年敬老节）
　　这个照片是1994年左右，上海音协请我们的老艺术家到豫园去参观，那天当我牵着贺老手的时候，马上使我回忆起1942年。
　　1942年春夏之交，敬爱的贺老从上海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贺老给我们讲乐理，给我们训练合唱，他的作品我们唱得很多，特别是他刚写的《1942年前奏曲》，水平很高，很难唱，贺老耐心地一句句的教我们，演唱的歌曲还有《垦春泥》《胜利进行曲》《游击队歌》等。贺老还教我们演唱《游击队歌》四部合唱，我到现在每个声部都能唱下来，印象太深了。
　　有一天晚上天气非常晴朗，皓月当空。远远的我就听到有小提琴的声音，我就迫不及待的跑过去，坐在树荫下非常聚精会神的听贺教授演奏。他拉得非常的专注，演奏的乐曲非常优美，我在旁边真是听迷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一曲终了，贺教授发现不远处坐了一个孩子，他就走过来问我，你今年多大了？你父亲是做什么的？你是什么时候参军的？一连串的问题提出来问我。我一一作了回答。后来贺教授说，你现在12岁，正是学琴的时候，你让你爸爸给你买个琴，现在开始学一定会学好的。我当时听了贺教授讲的这些话，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向往，我真希望什么时候有一把小提琴那就太好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得了小提琴的相思病（直到1947年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才圆了拉小提琴的梦）。贺教授在我们团里呆了3个月，他就回到军部后去延安。在离开团的时候我们全团同志依依不舍地又到村头欢送他踏上新的征程。贺老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他引导我走上了音乐的道路。
　　贺老当时是上海音协党组领导成员之一，党组有丁善德、孟波、钟望阳、瞿维、黄贻钧，我是其中年轻的后辈。这个党组领导班子领导着上海的音乐舞蹈事业，并从1960年成功举办了“上海之春”音乐节，新人辈出，新作品不断涌现，成为上海音乐史上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老前辈们作出了很大贡献。
　　与桑院长、廖院长
　　与桑桐院长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那段时间里，他被选为上海市音协主席，我和其他几位副主席辅佐他的工作，当时都是到他家里开会安排工作。他签名送我和声学教程等三本大作，我倍加珍惜和感谢。
　　与廖昌永院长也有两段难忘的记忆，那时候他大概还没有毕业，有一次我听到他的演唱，我觉得他唱得挺好，我有一部电视剧《秋白之死》，里面有一首主题歌就请他演唱了，但难度比较大，音域较广，从C1
　　一直到A2，他唱得非常动情感人，我非常满意，就留下了两张合影。 　　吕老与廖院（1998年）
　　还有一张照片，中央电视台《向经典致敬》栏目组为我做了一期节目，这时候他正好腿受伤，但仍然接受了邀请去做嘉宾，他不仅非常热情地讲了很多使我感动的话，同时还演唱了《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我非常感动，他是用美声来唱土琵琶，唱的那么动情、那么好听，别有韵味。
　　上音点滴
　　在和三代院长的接触中可以说明，我和母校的感情是太深了。当然还有很多老师对我的帮助。这里我再讲一件事情，1972年我借调到上海芭蕾舞团，参加《白毛女》舞剧音乐的修改定稿工作。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通知我要我参加上海芭蕾舞团的外访工作，去访问朝鲜和日本，并且要我担任乐队的队长兼指挥，这把我难住了，我说我是搞作曲的，指挥也不过学了两年，我不行。领导还决定由陈燮阳指挥《白毛女》，让我指挥钢琴协奏曲《黄河》，我觉得自己根本不能胜任，不能接受。领导为此到我家，为了说服我一直不走。后来我没有办法，作为共产党员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下来，但这是个大难题啊，我怎么走到舞台上去？如果在国内还好，特别是出国呀，上了指挥台，人家认为你代表的就是你们国家的指挥水平，为此我苦恼极了。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我接到了一封短信，是黄晓同教授给我写的，他说：知道你要出访，而且是指挥钢琴协奏曲，如果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忙，请你说。看到这封短信时，我眼泪都流出来了，真是雪中送炭啊。我很快就和领导汇报了，这个事情就反映到市里面去了。市里面就找到了咱们学校，学校安排了两位老师给我辅导，周老师和郑老师，好像是从干校调上来的，我指挥两架钢琴，黄先生给我讲了一个星期的课，每个乐章应该怎么处理，非常诚心地来教我。由于黄先生对我耐心细致的指导和帮助，我才有了信心。到朝鲜、到日本演了二三十场，受到热烈欢迎。钢琴协奏曲除了我背谱外，每一个演奏员面前都没有了谱架，都能背谱演奏了，这个事情更加深我对学校的感激，对老师们的敬仰和感谢。
　　在学校，我像海绵吸水一样地学习，因为我是先有了实践才来学习的，和从附中上来的学生不一样。我是带着问题来学的，因此老师们讲课的时候，我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如此，收获非常大。这个对我来讲，帮助是绝对不一样的。那几年学习非常艰苦，非常困难，但是机会难得。战争年代9年的峥嵘岁月给我打下了思想基础，而这7年的苦读增强了我的创作技能。可以说决定了我后半生的艺术生命。
　　五、创作背后的故事
　　我创作的作品95%以上都是主旋律的作品，作为共产党员，就要全心全意为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我也有不少机会可以为自己创造财富，但是我不愿意这么做。我记得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有好心的朋友来找到我，说现在改革开放了，都在搞工作室，让我也搞一个工作室，帮我收费，按照我的身份谈价钱。我回答得非常干脆，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现在不准备这么做，因为我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追求。 　　拿《红旗颂》来说，这部作品演出最多，广播也是最多，但是我从来没有向哪个单位、哪个团体去要稿费。相反，我的《红旗颂》套谱出版，我请上海音乐出版社费维跃社长帮我将几十部套谱邮寄给全国专业交响乐团。后来交响合唱《红旗颂》套谱又出版了，我和词作家薛锡祥教授商量，我们两个人又再送了几十部套谱出去（一本约500多块钱），费社长非常热心，又帮我们寄出去了。我觉得我能够把《红旗颂》送给他们，他们能够来演奏，有更多的人来听，对于我来讲比什么都好。
　　我在精神上受到了非常大的享受，这么多人喜欢《红旗颂》，爱听《红旗颂》，爱演《红旗颂》，这就是我最大的希望和追求，也是对我最高的褒奖。
　　1998年，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邀请我为改造扩建后的纪念馆写背景音乐，我二话没说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我是烈士的后代理应承担这项工作，不取分文报酬，同时表示需到雨花台纪念馆深入学习烈士的先进事迹，净化自己的思想和灵魂，激发自己的创作热情。后来我用半年的时间为他们写了一部1小时、15个乐章的《雨花祭》组曲。大家如果去南京雨花台纪念馆，一进展厅就能听到我的音乐。雨花台在展厅内有一面墙是我父亲的事迹，中间摆着一个玻璃柜，摆放着父亲的遗物，在雨花台领导的建议下，玻璃柜中摆放着我的《雨花祭》总谱，总谱旁写有一句话：作曲家吕其明是吕惠生烈士的长子。我的音乐能够和雨花台、和烈士们共存，这是我最高的荣誉，我想我的父亲在九泉下一定会含笑的。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雨花祭》写好以后，我找到了交响乐团陈光宪同志，他们非常支持，用两天的时间录了音，我非常满意。我给他们打了6万块钱的录音经费，他们两天录音，车费和餐费用掉了2万块钱，剩下的4万块钱他们捐给了南京雨花台。雨花台的同志非常感动，他们给上海市委宣传部写了一份感谢信，感谢信的最后一句写到，感谢上海的党组织培养了这么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不仅是我不拿分文，指挥家、演奏家也是不拿分文，无私奉献。
　　仍是在1998年，我创作了弦乐合奏《龙华祭》，这是交响乐团陈光宪、陈燮阳邀约我写的，他们说什么题材都可以。又是生活给了我灵感。回想上海解放时牺牲了7000多位指战员，我们在庆祝胜利的时候，绝不能忘掉他们，因此我写了弦乐合奏《龙华祭》，这次我也分文不取。
　　1990年，我离休后，给自己定了几大任务。第一是继续写自己认为该写的电影音乐；第二是为我们的部队做点事情；只有离休以后才可以抽出时间来，我行程万里，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为我们的部队写了将近30首部队歌曲，而且是分文不取。比如长春飞行学院院歌、合肥炮兵学院院歌，解放军第一军第一师师歌、云南边防雷达旅旅歌等等。到一个地方我就给部队讲传统。给他们写歌，教他们唱，一直唱到唱会为止，这叫什么？这叫感恩。因为我9年的部队生活，从少年时期到青年时期都是在部队度过的，部队养育了我，我才能有今天，喝水不忘挖井人，一定要讲究报答。所以我就抽出时间专门为部队写歌，受到了部队的热烈欢迎。现在他们还一直在唱。
　　六、创作的源泉
　　我始终认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已经成了我的必修课。每一部作品都要深入生活，这已经变成了我的习惯和常态，到生活中去吸收精神的养料，学习民间的传统音乐文化，这对我来说绝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生。
　　1951年，我到淮河工地参加劳动，有一天我远远听到一个民工在喊号子，我一听非常感动，那么高亢那么好听啊，我就赶紧把它记下来，到现在还记得，旋律很美、很高亢，我后来就把这个素材用到了作品中。我写《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我学习了大量山东的民间音乐，并化作自己的语言，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写了这部作品，我将非常抒情和铿锵有力的两种风格结合在一起，歌颂了游击队员们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现在还在传唱，我感到非常欣慰。
　　《红旗颂》是一部伟大祖国的赞歌。是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的一篇“命题作文”，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背景，讴歌党、讴歌红旗、讴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拼搏，激动地泪水伴我写出了《红旗颂》。《红旗颂》你听起来它不是四川的、不是东北、也不是陕北的，它是中国的，具有中国气派，但这里面有很多民歌的元素，化为我自己的语言写了这样一首颂歌。我深深体会到，植根民族土壤的作品才更有艺术的生命力。
　　70年来，几乎每一部电影音乐创作，我都必须深入生活，写电影《庐山恋》的音乐时，我走访盛产民歌的江西，走遍庐山；写电影《焦裕禄》音乐时，我奔赴兰考，研习河南豫剧、河南民歌；为纪录片《大庆战歌》创作音乐时，我去到冰川雪地的大庆，与石油工人同吃同住体验生活；为纪录片《鞍钢在建设中》创作音乐时，我在鞍钢生活了近两个月，深扎厂房，访问劳模......只有走到生活中间，才会获得最真实的感受，才能用激情、深情写出老百姓的心声。
　　我的本职工作是电影作曲，长期以来在党的方针的指引下，走着自己的创作道路。我也清楚地看到中国的交响乐创作，许多年来已取得非常可喜的成绩，值得我很好地学习。同时，我认为交响乐创作应有各种各样的创作思维方式和途径，条条大路通罗马，每个创作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追求写出独特而有感染力的、多元化的优秀作品，百花齐放才是春。
　　七十年来，我在音乐高地上一路走来，始终不渝地履行着我的入党誓言和承诺，无私奉献，勤奋创作，我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主旋律的作品，都是标题性的、普及型的、接地气的、雅俗共赏的作品，没有高超的技巧，只有纯朴的情感，我的作品是我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发展，我对自己所走过的创作道路，感到欣慰和自豪，从未后悔过，今后要一直走下去。
　　七、感恩和祝福
　　获奖是荣誉，也是责任。同时我也清醒地看到，我也有自己的短板，也有不足之处，绝不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在获奖以后，我要讲这一点，因为获奖被自己拔高或者是被别人拔高，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认清我是谁，我还是我，是一个抗日老战士、老共产党员、烈士的后代、电影作曲家，仅此而已。人生苦短，时间过得这么快，我已从一个少年的文艺兵成为如今鲐背之年的文艺工作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多次的讲话，给我们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首先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为人民创作优秀作品是我们的立身之本。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文艺创作方法有100条、1000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接地气的，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贡献给党，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80年来，我见证了祖国从战争走向和平，从贫困走向富强，正在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生在伟大的祖国，能安度晚年，感到非常幸运，非常幸福，非常自豪。
　　人生的晚霞依然是美丽的、精彩的、有意义的。我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一如既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状态，继续为党、为人民创造出更多受人民喜爱的作品，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我有幸在20世纪50年代末踏进母校这所高等音乐学府的门槛，永远铭记在学习作曲和指挥专业的那些日日夜夜，是母校的老师们为我翱翔音乐天地插上丰羽，解放了我的创作生产力。当我在音乐创作道路上，每向前跋涉一步取得一点成绩时，我都默默地感谢亲爱的母校和尊敬的老师们。
　　今天祝母校繁荣昌盛，百花盛开，桃李满天下，祝母校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为创一流的音乐教育，创国际的先进水平，再铸新的辉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