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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约｜长达7000小时的音乐“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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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07来源：纪检监察报作者：穆铎

　　“曾侯乙编钟珍贵录音”收藏在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里，公元前5世纪的中华礼乐文明由此得以再现、流传。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大型礼乐重器，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伟大成就。（资料图片）
　　1986年，为使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地下音乐殿堂”重放异彩，经国家文物局特批，用出土的曾侯乙编钟、编磬原件演奏。图为李大康（左）在湖北武汉录制曾侯乙编钟古曲。（资料图片）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不仅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珍贵档案，也是世界上首个入选的录音档案项目。
　　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收藏、建设的“世界的记忆——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正式上线。这项自1950年起由老一辈音乐工作者系统采集、经过20多年数字化抢救保护的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得以敞开音乐宝库的大门，向海内外公众开放。
　　这是一份时长超过7000小时的珍贵音响文献资料，也是一份彪炳中国音乐史的“绝响”——盲人阿炳去世前演奏的二胡曲《二泉映月》、新疆老艺人吐尔地阿洪生前演唱的全套十二木卡姆、从黄土高原河曲收集而来的1500多首民歌、1956年当时健在的全国86位古琴家演奏的270多首古琴曲……
　　因为杨荫浏，阿炳的《二泉映月》才得以蜚声中外乐坛
　　二胡名曲《二泉映月》的旋律音声，在大江南北流淌了一年又一年，仿佛让人看到月亮映照在江南小城的夜色中。这首曲子是中国音乐中享誉海内外的优秀作品，很多人都知道它是盲人阿炳的生命绝唱，其实如果没有杨荫浏，这首名曲可能就湮没失传了。
　　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杨荫浏被公认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他饱含深情，扎根祖国的文化土壤，挖掘、解析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真谛。
　　杨荫浏和阿炳的交往达40年之久。18岁时，杨荫浏就曾跟随雷尊殿道士阿炳学习琵琶。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杨荫浏从外地回到故乡，了解到阿炳双目失明沦落街头卖艺的情况后，不时访问他。
　　1949年，杨荫浏接到故乡好友的来信，信上提及阿炳二胡演奏的功力，促动了杨荫浏思乡之情，他要为阿炳录音并整理研究他的音乐艺术。于是1950年夏天，杨荫浏和琵琶名家曹安和教授带着当时国内罕见的钢丝录音机回到无锡。他找到阿炳，完整、忠实地记录下这位民间音乐家真情实感的动人音乐。在录下《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三首二胡曲后，杨荫浏又携录音设备约请阿炳录制了《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三首琵琶曲。杨荫浏带着采录的音响成果回到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当专家们听到阿炳精彩绝伦的演奏后，无一不被民间音乐博大精深的艺术内涵所震撼。当年底，阿炳溘然长逝，这六支曲子成为绝唱。
　　据当时在采录现场的曹安和回忆，阿炳对杨荫浏说：“你我第一次见面，还是在清朝宣统年间。当时你弹着三弦、我拉二胡，一起合奏了一曲《三六》。弹指一挥间，换了几个朝代，我们也都年过半百，如今何不再来合奏一曲《三六》，留作纪念？”于是，杨荫浏拿起乐器，两人精妙绝伦的合奏令在场的人们如痴如醉。曹安和日后回忆称：“两人合奏的《三六》把乐曲演绎得活灵活现、变化多端，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好的即兴配合，可见两人演奏技艺的高超。”
　　如果没有杨荫浏，后人恐怕很难有缘听到《二泉映月》的感人肺腑之音。这次采录活动被音乐学界公认为是抢救优秀民间音乐遗产的典范之举。
　　1978年，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应邀担任中央乐团的首席指挥，席间他指挥演奏了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和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当时，他并没有说什么。第二天，小泽征尔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专门聆听了该院学生姜建华用二胡演奏的原曲《二泉映月》，他感动得热泪盈眶：“如果我听了这次演奏，我昨天绝对不敢指挥这个曲目，因为我并没有理解这首音乐，因此，我没有资格指挥这个曲目……这种音乐只应跪下来听。”
　　从此，《二泉映月》漂洋过海，得到了世界乐坛的高度赞誉。
　　曾侯乙编钟录音，沉睡两千多年的战国音乐重放异彩
　　在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数字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栏“曾侯乙编钟珍贵录音”。
　　央视《如果国宝会说话》节目，在以曾侯乙编钟为主角的一集中，一段没有旁白、配乐的原始音响记录，让不少网友听到泪目：“这是跨越千年而不朽的声音”，“感觉它们在敲击我的灵魂”……这就是被网友誉为“出场自带BGM（背景音乐）”的曾侯乙编钟乐声。
　　战国曾侯乙编钟，来自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出土40多年后又一次惊艳了世人。
　　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曾国国君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是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伟大成就，在考古学、历史学、音乐学、科技史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自1978年出土至今，曾侯乙编钟只奏响过三次。而它的首次录音，参与者中就有李大康。李大康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教授、一级录音师、中国录音师协会理事，他回忆了曾侯乙编钟三次录音纪实。
　　第一次录音是1986年，为使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地下音乐殿堂”重放异彩，经国家文物局特批，用出土的曾侯乙编钟、编磬原件演奏，加上同时出土的瑟、箫、篪、埙等乐器的仿制品，录制成《千古绝响》和《欢乐颂》两张唱片。
　　第二次录音是1992年，首次用“天下第一钟”永乐大钟与曾侯乙编钟、编磬复制件演奏，录制了体现昔日威仪的宫廷雅乐和享誉中外的传统名曲。第三次录音是2001年在湖北省新建博物馆的演奏厅，用曾侯乙编钟、编磬复制件，录制了《袍修罗兰之编钟套曲》。
　　这三次录音，只有第一次录音用的是曾侯乙编钟原件。这段珍贵的录音，就收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中，公元前5世纪的中华礼乐文明由此得以再现、流传。
　　文化遗产数字化，让更多人感受中华文明的深沉力量
　　“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是数年来在中国几乎所有省份和地区系统地进行田野录音的成果，涵盖了超过50个民族或文化群体的传统音乐。中国古代的音乐遗产通常是口耳相传的，这些录音使得中国古代音乐历经数代传承至今。”这是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的记忆”项目，并被列入第一批《世界记忆名录》时，“世界的记忆”项目国际咨询委员会给出的入选理由。
　　7000多个小时的珍贵音响档案，拥有无可替代的艺术和学术价值。
　　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田青感慨道：“如果没有这份录音档案，没有杨荫浏、曹安和等一批音乐学家筚路蓝缕的开拓，没有一代代研究人员薪火相传的承继，不知道有多少像阿炳、吐尔地阿洪一样的民间艺人，多少首和《二泉映月》一样的精彩乐曲，在民间产生，然后便随风消散。”
　　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艺术研究院将这份档案的数字信息通过数字平台面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意义深远。
　　中国的音乐，一直以不同的方式活跃在中国大地上。比如，入选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马庄村音乐会，是“冀中笙管乐”的典型代表，也是音乐学界较早关注的研究对象之一。1993年7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张振涛、薛艺兵等，就曾对大马庄村音乐会开展全方位考察，并发表研究成果若干。自此，大马庄村音乐会连同冀中笙管乐，在学界、社会获得较高关注，在附着“乐种”“民俗”“非遗”等名义的情境下，接受着更多的田野调查和文化研究。
　　从中国古代音乐“活化石”的角度来讲，像大马庄村音乐会等音乐形态的历史文化价值、学术研究价值，以及艺术审美价值和维系乡间民众关系的社会价值，都自不待言。
　　文旅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的副研究员孙豪，多年研究中国音乐，他认为大马庄村音乐会是中国华北地区较为普遍存在的表演艺术形式，这样的区域性音乐会同样可以逐步进行数字化记录。孙豪告诉我们，“数字化时代，使文化信息传递的周期缩短成为可能。人们可以轻松地从数字平台中迅速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文化内容，表达传播之路从此变得非常通畅。这大大地提高了文化资源整合的效率，为文化创新插上腾飞的翅膀。”
　　中国传统音乐记录着中华文化沃土上所孕育的礼乐传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音乐思想。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韩子勇所说，去探寻和赏听广袤中国大地所孕育出的万千气象的传统音乐，去感受和体会传统文化带给我们心灵深处的深沉力量和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