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3·15”到来之际,“打假”都是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一。“假冒伪劣”不仅表现在各种制造类产品上,还有一种造假的危害更为深远,那就是文化造假。文化造假侵害的是人们的精神和心灵。相对于物质上看得见的损害,这种看不见的精神伤害后果更为严重。由于文化造假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与外衣,多年来人们并未对其生发足够的警惕与重视;与此相对应,文化消费领域的打假的力度也远落后于造假、造劣的速度。
每年的“3·15”到来之际,“打假”都是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一。“假冒伪劣”不仅表现在各种制造类产品上,还有一种造假的危害更为深远,那就是文化造假。文化造假侵害的是人们的精神和心灵。相对于物质上看得见的损害,这种看不见的精神伤害后果更为严重。由于文化造假有着各种各样的形式与外衣,多年来人们并未对其生发足够的警惕与重视;与此相对应,文化消费领域的打假的力度也远落后于造假、造劣的速度。
图书:盗版、伪书、腰封……各种黑洞层出不穷 艺术品造假:既有“传统”又有完整产业链,利益巨大
电视:新闻访谈摆拍造假,节目制作跟风“山寨” 从“假偶像”到“假身份”: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指导思想,部署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重要任务。未来一段时期内,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将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但要想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走向正途,就必须要剔除各类“文化粗制滥造”。在这方面,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要有健全的制度保障;而作为个人,更要在相对浮躁的社会氛围中保持一颗对文化艺术与社会文明的敬畏之心。
文化艺术的本质是带给人审美与愉悦,但在急功近利、金钱先行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潮的现实条件下,面对文化艺术的,人们感受到的,却往往并不都是愉快的体验。不难发现,各种“假冒伪劣”几乎已经侵蚀到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我们文化生活的每个环节、每个层面,都时不时游荡着“假”与“劣”的幽灵。这些“假”有的时候也许比较隐蔽,当我们对各种假烟假酒、劣质产品、劣质工程义愤填膺的时候,面对各类文化造假,更应该怀有警惕。
电影:虚假宣传,虚报票房,以次充好,以小充大
去年7月,一部名为《一夜未了情》的都市情爱影片引起人们的关注。不是因为影片本身质量,而是由于主演李小冉指责影片海报造假,“借所谓‘激情戏’忽悠观众”。尽管片方与主演各执一词,但却让更多人知道了原来电影业也存在“造假”一说。
由于本身就是链条较长、行当较多的一项产业,电影的造假也是各种各样,虚假宣传、虚报票房、以次充好、以小充大现象屡见不鲜。
去年3月,影片《致命请柬》上映,海报里不但有演员黄渤,还有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徐德亮,导演则是被称为“鬼才导演”武圣基。事实上黄渤与徐德亮都未在片中出现,导演更是另有他人。不少观众在慕名看过该片后发现上当受骗而要求退票。事后黄渤为此事在博客中专门“向被欺骗而要求退票的观众道歉”。
虚张声势、虚假宣传是影片推广环节常用的招数,随便一部影片就可以宣称“巨星全力出演”、“投资数亿”、“一线团队数年打造”,上映则言必称“全球首映礼”,而影片本身则是泡沫。
2009年10月,《阿童木》上映3天后,片方声称票房超过4000万。几日之后,真实统计数据出炉,《阿童木》头3天的票房为1700万,片方虚报了一倍不止。真实数据公布后,《阿童木》片方光线影业公开道歉。广电总局也表示,将从加强市场管理及行业自律等方面着手解决电影票房虚高的问题。
与虚报票房相对应,“偷票房”事件也屡见不鲜。2010年著名导演陆川在微博上自曝票房被“偷”几百万元,到《大笑江湖》和《赵氏孤儿》的换票之争,再到《武侠》遭遇“错票门”,“偷票房”现象也成了影视圈内的潜规则。
山东新世纪电影城总经理刘芝保说,不管是假票房还是假宣传,都是影片本身质量不过硬、只好挖空心思找卖点的“虚张声势”,其实这是小看了观众的分辨力,有实力的影片不需要宣传,观众口碑就是最好的宣传。而相对于这些手段上的造假,影片质量的假对观众的伤害更大,“现在中国电影产业潜力巨大,发展空间也十分广阔,更要踏踏实实拍出好作品,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提高影片本身的质量,而不应该把精力放到投机取巧的旁门左道。”
假唱:知名歌星几乎“一网打尽”
上个月初,当红影星杨幂在香港为新片做宣传,唱歌时因现场音响出问题,对口型假唱当场“露馅”,十分尴尬并被传为笑话。“假唱”在演艺界早已不是秘密,甚至已经登堂入室,被官方所接受,最为著名的就是奥运会开幕式上林妙可的假唱。这场面向全世界的“假唱”是中国最著名的一次假唱,甚至有着圆满的说辞与理由。但不管怎么解释,假的就是假的,这是唯一的事实。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指导思想,部署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重要任务。未来一段时期内,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将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但要想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走向正途,就必须要剔除各类“文化粗制滥造”。在这方面,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要有健全的制度保障;而作为个人,更要在相对浮躁的社会氛围中保持一颗对文化艺术与社会文明的敬畏之心。
文化艺术的本质是带给人审美与愉悦,但在急功近利、金钱先行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潮的现实条件下,面对文化艺术的,人们感受到的,却往往并不都是愉快的体验。不难发现,各种“假冒伪劣”几乎已经侵蚀到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我们文化生活的每个环节、每个层面,都时不时游荡着“假”与“劣”的幽灵。这些“假”有的时候也许比较隐蔽,当我们对各种假烟假酒、劣质产品、劣质工程义愤填膺的时候,面对各类文化造假,更应该怀有警惕。
电影:虚假宣传,虚报票房,以次充好,以小充大
去年7月,一部名为《一夜未了情》的都市情爱影片引起人们的关注。不是因为影片本身质量,而是由于主演李小冉指责影片海报造假,“借所谓‘激情戏’忽悠观众”。尽管片方与主演各执一词,但却让更多人知道了原来电影业也存在“造假”一说。
由于本身就是链条较长、行当较多的一项产业,电影的造假也是各种各样,虚假宣传、虚报票房、以次充好、以小充大现象屡见不鲜。
去年3月,影片《致命请柬》上映,海报里不但有演员黄渤,还有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徐德亮,导演则是被称为“鬼才导演”武圣基。事实上黄渤与徐德亮都未在片中出现,导演更是另有他人。不少观众在慕名看过该片后发现上当受骗而要求退票。事后黄渤为此事在博客中专门“向被欺骗而要求退票的观众道歉”。
虚张声势、虚假宣传是影片推广环节常用的招数,随便一部影片就可以宣称“巨星全力出演”、“投资数亿”、“一线团队数年打造”,上映则言必称“全球首映礼”,而影片本身则是泡沫。
2009年10月,《阿童木》上映3天后,片方声称票房超过4000万。几日之后,真实统计数据出炉,《阿童木》头3天的票房为1700万,片方虚报了一倍不止。真实数据公布后,《阿童木》片方光线影业公开道歉。广电总局也表示,将从加强市场管理及行业自律等方面着手解决电影票房虚高的问题。
与虚报票房相对应,“偷票房”事件也屡见不鲜。2010年著名导演陆川在微博上自曝票房被“偷”几百万元,到《大笑江湖》和《赵氏孤儿》的换票之争,再到《武侠》遭遇“错票门”,“偷票房”现象也成了影视圈内的潜规则。
山东新世纪电影城总经理刘芝保说,不管是假票房还是假宣传,都是影片本身质量不过硬、只好挖空心思找卖点的“虚张声势”,其实这是小看了观众的分辨力,有实力的影片不需要宣传,观众口碑就是最好的宣传。而相对于这些手段上的造假,影片质量的假对观众的伤害更大,“现在中国电影产业潜力巨大,发展空间也十分广阔,更要踏踏实实拍出好作品,以求真务实的态度提高影片本身的质量,而不应该把精力放到投机取巧的旁门左道。”
假唱:知名歌星几乎“一网打尽”
上个月初,当红影星杨幂在香港为新片做宣传,唱歌时因现场音响出问题,对口型假唱当场“露馅”,十分尴尬并被传为笑话。“假唱”在演艺界早已不是秘密,甚至已经登堂入室,被官方所接受,最为著名的就是奥运会开幕式上林妙可的假唱。这场面向全世界的“假唱”是中国最著名的一次假唱,甚至有着圆满的说辞与理由。但不管怎么解释,假的就是假的,这是唯一的事实。
春晚的假唱也每一年都是观众的话题。在今年王菲的“颤音”事件之后,有的人甚至开始“怀念春晚的假唱时代”。这种怀念并不是真正的“怀念”,而是表达一种对歌手唱功不够、只能靠各种手段修补后期合成一种完美声音的不满。这种人工合成的歌声,无疑也是一种制假售假。
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张桂林说,假唱现在已经比较普遍,这无疑违反演员的职业道德。“把真实的声音呈献给大家,这是对一个歌唱演员最基本的要求,现在却成了大难题。”他表示,假唱的诞生有各种原因,有的是为了直播效果,有的是因为演出任务紧急演员来不及准备,但不管怎样,假唱首先是对观众的不负责,其次是对艺术的不尊重,同时对歌手自身的事业发展也没好处,不利于自己水平的锻炼与素质的提高。
范冰冰、杨钰莹、陈小春、杨千 、谭咏麟、容祖儿、王力宏、章子怡……假如列一个曾被观众当场发现假唱的名单,几乎可以将娱乐圈曾经唱过歌的明星们“一网打尽”。
娱乐圈无疑是造假的“重灾区”,除了假唱,女明星的假年龄、男明星的假身高、明星的假学历、假身份、女星嫁给假富豪……这些“假”如果只是明星们为了走红或者保持个人形象不得已而为之,尚且可以原谅,但如果是各方联手共同有意造假,那就欺骗公众,有违社会道德。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学习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良好习惯,也是人类提高文化素质的基本手段之一。图书商品的信誉在各类商品中是好的,但作为最有品位的商品之一的图书,如今也成了造假害人牟利的重要手段。
说到图书造假,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盗版。粗制滥造的各类盗版图书影响的不仅仅是作者和出版商的利益,影响出版行业的发展,打击作者创作和出版商发行的积极性,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读者。盗版书过多的错别字对读者进行误导,对文化传播有害,长远看来,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也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除了盗版,图书造假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伪书”。相比较明显的盗版,伪书的危害更为隐蔽和深远。
去年,一本名为《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你没读过的初版原型》的图书,因为过于“重口味”在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全面下架。后经查实,这本署名为“格林兄弟”的情色版格林童话,不过是抄袭一部日本当代作品。
《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曾长时间占据畅销书头名;《没有任何借口》创造了上市8个月售出200多万册的惊人业绩;易中天品完“三国”之后,又“被”品“性感内衣”;《哈佛图书馆墙上的训言》在哈佛任何图书馆的墙上都找不到;可爱淘成名之后,跟风的“韩国网络青春小说”达10余部……这些书都是欺世盗名的劣质产品,是典型的“假货”。
在一个年出书超过30万种、库存码洋达到650多亿元的出版大国,许多书不得不用尽手段“搏出位”。缠在图书中部的那一条“封腰”,赫然间也成了重磅词语的集结场所:“百家媒体、千名记者联袂力推”、“《纽约时报》排行榜连续N周冠军”、“哈佛商学院指定教材”和“全球销售10亿册”云云。这些腰封往往是“拉大旗作虎皮”,一言以蔽之就是“噱头”,只是吹嘘和谎言。
济南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张元立表示,假冒伪劣的图书是困扰出版界多年的老问题。它们的害处不像一些伪劣食品那样一目了然,但伤害的是读者的精神层面。它用造假和欺骗的手段,传播低水平甚至虚假信息,对于人的精神世界造成不易觉察的污染。他介绍,盗版或者伪书在国外比较少见,国外普遍有着比较健全的图书事先等级制度和作者保护机制,对造假的惩处力度也比较大,因此一般犯不着盗版。而在国内盗版成本很低查证成本却很高,司法途径的不完善造成各种造假屡禁不止。
2010年6月,北京九歌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春拍中以728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成功拍出一幅名为《人体 蒋碧薇女士》的油画,注明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大师徐悲鸿的真作。然而一年后,10位中央美院油画系首届研修班的学员联名发表质疑公开信,指出这幅画是当年他们研修班的习作之一,并非徐悲鸿的作品。由于拍卖时该作品注有徐悲鸿的儿子徐伯阳的证明文字:“此幅油画《裸女》确系先父徐悲鸿的真迹,先父早期作品,为母亲保留之遗作”,更引起人们对文物、书画界的诚信话题的热烈讨论。
俗话说“盛世收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无论是出于个人爱好还是投资收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涉足书画等艺术品的收藏。各大电视台鉴宝类节目的热播,更印证了现在社会上的收藏热潮。
这个圈子的造假也随之风起云涌,各种新鲜花样层出不穷。有人总结了艺术品市场的几大假招:编著伪书、假办展览、伪装研讨、媒体包装、自封专家、假拍卖……
艺术品的造假往往伴随着巨额的资金利益,前不久引起广泛关注的“汉代玉凳”拍出2.2亿天价,后被认为是前两年邳州玉雕艺人制造的高仿艺术品。在“徐悲鸿油画事件”之前,北京商人谢根荣找人自制“金缕玉衣”,被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等5名顶级鉴定专家评估成“值24亿元”,凭此骗贷6亿多元。正因为相关经济利益动辄以百万、千万乃至亿计算,更成为造假的高发地带,经常形成一条完整的造假产业链。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雕塑院院长吴为山谈到艺术品造假时认为,造假不仅损坏艺术家名声,也会降低观赏家的认知水平,更损害了收藏家的利益,破坏了市场,最终伤害社会的诚信体系。
去年8月,一则名为《我给儿子当孙子》的现场访谈节目视频在网上流传,节目讲述了一个极端的80后小夫妻“啃老”的故事。节目中强烈的感情冲突引起广大网友们的强烈关注,广大网友信以为真,甚至对节目主角展开“人肉搜索”。
这期节目由石家庄电视台《情感密码》栏目制作。很快《中国青年报》披露,该节目是栏目组花钱雇临时演员表演的,众多义愤填膺的观众与网友都上了当。
电视节目的造假并不是新鲜事。除了各类专题节目,新闻中也会公然造假,其中甚至也包括央视《新闻联播》:2009年高考第一天,《新闻联播》对其作了重点报道。细心的网友却发现,在这长达2分钟的高考新闻播报中,竟然出现了2008高考的画面,画面中一辆公交车前挂有横幅“距2008年奥运会开幕还有63天”。《新闻联播》造假不是一两次。2008年5月13日,福建奥运火炬手捐募捐报道中捐款者“空投”,明显摆拍;2011年1月23日报道空军训练,居然截取了美国电影《壮志凌云》的画面……
而大量的跟风山寨的电视剧与电视节目,则是电视业造假的另一大表现。一部《亮剑》后,开始了一轮“个性军人戏”上演潮;随着“快乐女声”轰动,带来了大量选秀节目的出现;而“非诚勿扰”的成功又引发了各电视媒体电视相亲热潮。抄袭跟风,缺乏创意,已经成为阻碍电视业进步的主要障碍。
一位电视从业人士表示,电视剧和电视节目看着好像很简单,其实它从创作、制作到最终播映,整个过程充满了创作者与制作人员的大量心血。一个形式新颖的影视作品创新很难,但山寨抄袭起来很容易。所以很多制作方由于缺乏新创意,或者干脆不愿意花心思去研究创造,而等着别人有什么热门题材和节目就直接抄袭过来,最后导致垃圾文化产品的蜂拥出现。
各类乱象令公众的辨别力陷入迷阵
今年第一桩文化事件无疑就是方舟子质疑韩寒事件。尽管这场论战尚未尘埃落定,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韩寒是一个“假偶像”。
在韩寒之前,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质疑事件:2009年2月,原《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作家李辉公开质疑“国学大师”文怀沙的年龄、入狱经历、学术成绩乃至道德品质等等多个方面。几经争论之后,一位“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形象就此倒塌。
相对于其他文化艺术的真假之辨,偶像的真假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概念。萧夏林、余杰质疑过余秋雨,也有数位大学教授共同质疑过易中天。不能因为有人质疑就认定一个公众人物是“假偶像”,这种质疑更大的意义也许是给公众一个启蒙,让更多人不再轻易迷信一个“偶像”。
今年2月8日下午,一个名为“演员王志文”的新浪微博账号更新微博,称自己在娱乐圈打混多年,已经感到劳累和厌倦,和家人商量后决定永久退出娱乐圈,并在微博最后署名王志文和日期。而该微博发出之后,随即网友被转发300多次。
在很多人为王志文的退休感到惋惜的时候,王志文出面证明这是一个假消息,本人并无微博。
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兴事物,微博如今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由于没有任何门槛,微博也成了制假造假的宽阔平台。新浪上以“历史老师袁腾飞”为名的博客多达十几个,腾讯网上“韩寒”的微博更是多达一万多个,而且不少都注有“赛车、小说、写手、爱狗”等标签,令人难辨真伪。
正因为隔着互联网没人知道对方“是不是一条狗”,不少网站推出了实名认证功能,但是经过认证的注册用户也并不能保证就是真实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一度认证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郭美美。
从假偶像到假身份,都是文化艺术界各类乱相的表现。今年“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再度提出议案,建议互联网有步骤地施行实名制,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网络时代网友们说实话的一种规范。在一个信息纷乱芜杂的时代,公众需要提高自己的明辨能力,不盲从和轻信,媒体也有责任厘清事实、传播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更真实的资讯信息。
“文化造假”成本太低,“文化打假”的力度又远落后于造假、造劣的速度
在各类层出不穷的文化造假氛围里,随处可见的是文化的代用品、仿制品、复制品,是乔装打扮的“消费品”。文化正在失去它纯朴、真实、美丽的品质。很多人所以对造假乐此不疲,是因为文化造假成本太低而利益却很高。而目前我们“文化打假”的力度又远落后于造假、造劣的速度。
长久以来,人们将各类文化造假归于道德范畴,只有极少数行为被纳入法律法规的监管体系。尤其对于艺术品造假,自古以来就有着“买假不退”的“传统”,这对一些造假行为也是一种姑息。
对于各种文化粗制滥造和文化造假,仅靠个人或团体的操守来制约是无济于事的,还要依赖相关的规章制度。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加强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指导思想,部署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各项重要任务。未来一段时期内,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将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但要想使“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走向正途,就必须要剔除各类“文化粗制滥造”。在这方面,国家和政府有关部门要有健全的制度保障;而作为个人,更要在相对浮躁的社会氛围中保持一颗对文化艺术与社会文明的敬畏之心。
张桂林表示,如果说假物质产品的危害显而易见,假文艺产品的危害比较隐蔽,它伤害的是人们的价值观,更远看来危害的是民族文化的塑造。“艺术追求的是真善美,其中‘真’排在第一位,每个人都应该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以一种仰慕、虔诚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文化艺术。”
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张桂林说,假唱现在已经比较普遍,这无疑违反演员的职业道德。“把真实的声音呈献给大家,这是对一个歌唱演员最基本的要求,现在却成了大难题。”他表示,假唱的诞生有各种原因,有的是为了直播效果,有的是因为演出任务紧急演员来不及准备,但不管怎样,假唱首先是对观众的不负责,其次是对艺术的不尊重,同时对歌手自身的事业发展也没好处,不利于自己水平的锻炼与素质的提高。
范冰冰、杨钰莹、陈小春、杨千 、谭咏麟、容祖儿、王力宏、章子怡……假如列一个曾被观众当场发现假唱的名单,几乎可以将娱乐圈曾经唱过歌的明星们“一网打尽”。
娱乐圈无疑是造假的“重灾区”,除了假唱,女明星的假年龄、男明星的假身高、明星的假学历、假身份、女星嫁给假富豪……这些“假”如果只是明星们为了走红或者保持个人形象不得已而为之,尚且可以原谅,但如果是各方联手共同有意造假,那就欺骗公众,有违社会道德。
图书:盗版、伪书、腰封……各种黑洞层出不穷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学习是一种值得提倡的良好习惯,也是人类提高文化素质的基本手段之一。图书商品的信誉在各类商品中是好的,但作为最有品位的商品之一的图书,如今也成了造假害人牟利的重要手段。
说到图书造假,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盗版。粗制滥造的各类盗版图书影响的不仅仅是作者和出版商的利益,影响出版行业的发展,打击作者创作和出版商发行的积极性,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读者。盗版书过多的错别字对读者进行误导,对文化传播有害,长远看来,对我们的民族文化也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除了盗版,图书造假还有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伪书”。相比较明显的盗版,伪书的危害更为隐蔽和深远。
去年,一本名为《令人战栗的格林童话:你没读过的初版原型》的图书,因为过于“重口味”在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全面下架。后经查实,这本署名为“格林兄弟”的情色版格林童话,不过是抄袭一部日本当代作品。
《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曾长时间占据畅销书头名;《没有任何借口》创造了上市8个月售出200多万册的惊人业绩;易中天品完“三国”之后,又“被”品“性感内衣”;《哈佛图书馆墙上的训言》在哈佛任何图书馆的墙上都找不到;可爱淘成名之后,跟风的“韩国网络青春小说”达10余部……这些书都是欺世盗名的劣质产品,是典型的“假货”。
在一个年出书超过30万种、库存码洋达到650多亿元的出版大国,许多书不得不用尽手段“搏出位”。缠在图书中部的那一条“封腰”,赫然间也成了重磅词语的集结场所:“百家媒体、千名记者联袂力推”、“《纽约时报》排行榜连续N周冠军”、“哈佛商学院指定教材”和“全球销售10亿册”云云。这些腰封往往是“拉大旗作虎皮”,一言以蔽之就是“噱头”,只是吹嘘和谎言。
济南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张元立表示,假冒伪劣的图书是困扰出版界多年的老问题。它们的害处不像一些伪劣食品那样一目了然,但伤害的是读者的精神层面。它用造假和欺骗的手段,传播低水平甚至虚假信息,对于人的精神世界造成不易觉察的污染。他介绍,盗版或者伪书在国外比较少见,国外普遍有着比较健全的图书事先等级制度和作者保护机制,对造假的惩处力度也比较大,因此一般犯不着盗版。而在国内盗版成本很低查证成本却很高,司法途径的不完善造成各种造假屡禁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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