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焦虑、教师队伍建设、家庭教育、校外培训机构管理……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这些热点教育话题再次被提及，代表委员们提出了什么建议？您最关注哪些话题呢？我们一起来看~01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减少学校与教育无关的工作关于减轻教师负担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教师的工作时间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占用教师工作时间的工作，并非全是教育教学工作。”

　　因此，她建议：减少学校与教育无关的工作。

　　作为一名基层校长，刘希娅举例说，比如迎检工作，检查标准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严，预查复查程序越来越多，学校需要对照各级指标来一项项准备材料，如通知、方案、过程、总结、文档照片视频等，影响正常教学工作。

　　又如司空见惯的各上级部门安排的社会性事务，如关注某公众号、转发、下载APP、平台注册、学习答题等，又一重重加压且往往冠以“重要事情”名义。这一类额外的非教学任务，都严重制约了教师发展。

　　刘希娅建议，要减少各类评比检查，精简各类评比达标活动流程；要严格控制各类“进校园”活动，提前计划申报、严控数量，减少对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影响；要大幅削减部门摊派任务，减少要求教师及学生、家长关注公众号、转发文章、下载APP、平台注册等行为；非教育教学直接相关任务，原则上不得硬性规定教师完成，保障教师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校长庹庆明：建议0-3岁托育纳入学前教育体系“对于没有祖辈帮助的双职工而言，托育婴幼儿问题给家庭带来了很大挑战。一些大城市虽然有托育机构，但是管理与托育质量参差不齐，且收费较高；小城市现在几乎没有大型的成规模的托育机构，只有一些家庭式托育所。整个行业缺少监管和矛盾化解机制，各方权益没有可靠保障。”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第二中学校长庹庆明建议，加强0-3岁托育工作，分地区、有步骤地将其纳入学前教育体系。

　　庹庆明调研发现，当前，婴幼儿托育存在以下问题：没有相应的部门监管，婴幼儿的各项权利得不到保障；没有专门的教育管理部门来规范和指导托育工作；托育质量得不到保障；收费缺乏统一的标准或缺少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市场混乱；各种条件限制，特别是场地因素，导致举办正规托育机构较为困难；专业的托育人员严重缺乏。

　　“以上种种问题都在呼唤正规、廉价的托育机构出现。”庹庆明建议，将教育部门定为管理部门，推动托育事业发展；制定0-3岁托育管理条例，明确各方的责、权、利，切实保护婴幼儿的权益和托育者的权益；明确规定举办各种不同层次、类别的托儿所，应该制定场地、安全、师资、收费、保险等方面的标准。

　　同时，可以借鉴幼儿教育的经验，政府开办一些公立的托育机构，设立一些普惠托育机构，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在幼师培训学校、大专院校开设0-3岁婴幼儿服务人员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上岗资格证，解决师资匮乏、队伍不专业的问题，并将婴幼儿教师纳入职称考核体系，促进托育事业的发展。

　　庹庆明还建议，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达的地区试点将0-3岁托育纳入学前教育体系，让有条件的地区在实施中积累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试点面，最后推向全国，通过落实建设婴幼儿托育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柳州高级中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韦振益：单列中小学教师工资系列，合理确定全国基本标准“高质量的教育核心在教师。即使在教学条件相对较差的学校，只要师资力量强，教学质量也会高。但如果待遇没有吸引力，就留不住优秀教师，更别说吸引优秀的新教师。”鉴于此，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柳州高级中学党委书记、副校长韦振益决定提出《关于单列中小学教师工资系列，合理确定全国基本标准》的建议。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特别是中小学教师，更是事关提高全民素质和形成创新社会的关键基石。面对新时代、新理念、新格局，有的地方对教育和教师工作重视不够，在教育事业发展中重硬件轻软件、重外延轻内涵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导致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职业吸引力不足，地位待遇有待提高。”

　　为了写好建议，韦振益多方了解教师工资待遇落实情况，2020年国家下大力气督促各地落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从面上看，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但实际上，各地在落实过程中还存在反弹反复的隐患。

　　为此，韦振益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单列中小学教师工资系列，合理确定全国基本标准。该标准应该达到较高水平要求，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要超过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以此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从事基础教育工作，提高当地教育质量。经济发达地区教师工资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上浮，确保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

　　二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建立国家、地方中小学教师工资分担机制。根据经济欠发达地区实际，国家给予相应地区中小学教师工资支持，并不断完善长期坚持。教育是百年大计，只有持之以恒，才能鼓励优秀教师长期从教，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质量，进而提升全民素质。

　　三是建立中小学教师工资专项督查制度。国务院教育督导办制定相应督查机制，确保相应政策真正落实到位。

　　“教师好，条件相对欠缺，也能办好教育；如果教师不好，条件再好，质量也得不到保障。”韦振益说，希望有更多好政策倾向于教师、倾向于教师待遇，从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当教师，这样才能促进教育尤其是乡村教育的发展。

　　民进中央：建议实行“县中教育振兴五年计划”

　　据民进中央官方消息，2021年两会将提交《关于振兴县域普通高中的提案》，提案表示，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在取得发展的同时，高中教育，特别是县域普通高中（以下简称县中）的发展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县域高中逐渐衰落，教育生态逐渐失衡。

　　为此，建议实行“县中教育振兴五年计划”：（一）完善县中教育财政经费分担机制。实施中央、省、县（市区）按比例分担机制，中央财政加大对财政困难县的县中教育经费的专项支持。

　　（二）全面提升县中教育办学条件，按照高考综合改革、新课程实施的要求，制定出台县中办学条件标准，实施县中标准化建设工程。

　　（三）严禁高中学校各种形式的跨规定区域招生行为。超级中学跨区招生是造成贫困县高中优质生源流失的主要原因，必须出台有力政策，明确高中教育公共服务边界，进而推动高中教育均衡发展。

　　（四）实施县中教师振兴计划。一是建立县中优秀教师岗位津贴制度，以待遇留人。二是遏制县中优秀教师的逆向无序流动，对县中优秀教师实行聘约管理，严禁聘期内流动，聘期结束后由县中向大中城市高中流动的，接纳方要对县中进行人才流失补偿。三是鼓励大中城市优质高中优秀教师支教县中。四是国家部属师范大学每年为县中定向培养公费师范生。

　　（五）全面实施县中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国家要把县中教育质量提升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战略重心，推动县中教育走公平、融合、特色、优质发展之路。围绕新高考、新课改，实施县中教师全员培训工程。建立大中城市优质高中和县中对口帮扶和协同发展机制。

　　（六）扩大县中学子就读国家重点高校的机会。逐步缩小城市高中和县中学子入读国家重点大学的机会差距。国家完善中央和地方面向县中的重点高校专项招生计划，按照县中招生规模安排相应的定向招生计划，为县中学子提供更多进入国家重点大学就读的机会。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全面加强未成年人游戏产品准入监管“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显示，目前中国青少年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已经超过2亿。青少年首次接触网络游戏的年龄呈日趋低龄化趋势。特别是在6-10岁的群体中，有接近两成是不到5岁就开始接触网游。”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说。

　　尽管网络游戏对于未成年人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张志勇表示：“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影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影响道德认知和正常学习，损害虚拟人格构建，易诱发刑事犯罪。此外，未成年人遭遇网络暴力、色情侵害现象普遍。”

　　据此，张志勇建议全面加强儿童游戏产品市场准入监管。

　　一是加强儿童游戏产品的准入监管。改变当前单纯把游戏产品作为一般文化产品，单独由文化宣传网信部门负责准入监管的做法，实行网信和教育部门两次监审机制，网信部门负责首次监管，教育部门负责二次审查。

　　二是尽快实施儿童游戏产品分级管理制度。建立由教育、心理、卫生、法学、儿童学、软件开发等专家组成的儿童游戏软件定级委员会，对网络游戏软件进行定级，划分出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游戏级别。

　　三是调整降低儿童游戏时长。目前，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中规定：网络游戏企业向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的时长，法定节假日每日累计不得超过3小时，其他时间每日累计不得超过1.5小时。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研究，这些时长规定在未成年人日常学习生活中时间占比是否科学、适宜？同时，应对不同学段的儿童做出不同的规定。

　　四是进一步降低未成年人每月游戏消费金额。目前，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规定：网络游戏企业不得为未满8周岁的用户提供游戏付费服务。同一网络游戏企业所提供的游戏付费服务，8周岁以上未满16周岁的用户，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50元人民币，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200元人民币；16周岁以上未满18周岁的用户，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100元人民币，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400元人民币。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研究，是否需要进一步限制未成年的游戏消费数额。

　　五是调整未成年人网络游戏预警时间。目前，根据多部委发布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PC端游戏用户累计在线3小时以内的游戏时间为“健康”游戏时间，累计在线3小时-5小时的游戏时间为“疲劳”游戏时间，累计在线超过5小时的游戏时间为“不健康”游戏时间。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研究，所谓“健康游戏”时间的规定是否科学适宜。

　　民进中央：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学历层次偏低，建议加快提升据民进中央网站消息，民进中央将向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提交《关于加快提升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学历层次的提案》。

　　“我国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学历层次偏低，远不能适应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战略任务，‘十四五’时期，应深入落实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要求，加快提升基础教育教师队伍学历层次。”民进中央在提案中指出，为此建议：一、提高基础教育教师的入职学历要求，制定新的教师学历达标计划。综合考虑国际教育竞争需要与我国经济社会教育发展的现实条件，建议将幼儿园教师的入职学历要求明确为大专以上，中小学教师入职学历要求明确为大学本科及以上，同时，大幅度提升中学教师研究生学历层次的占比。对于招聘教师确有困难的艰苦偏远地区，可在招聘时适当降低学历要求，通过严格的教师招聘考试后给予临时教师资格证书，但须在入职后规定时间内完成在职继续教育学分以获得规定的学历，从而换发正式教师资格证书，否则予以清退。

　　二、创新培养模式，提升高学历层次教师培养能力。探索建立“4 1”或“4 2”教育专业本硕贯通培养体制。即：本科4年中学生学习学科基础知识；在硕士阶段1年或2年中，进入教育学院或师范学院。国家层面应逐步扩大全国教育硕士招生规模；逐年增加师范专业学生免试攻读研究生计划人数；给有资质培养教育硕士的单位更多政策扶持，增加教育硕士培养经费，为教育硕士发展提供保障；吸引更多高水平综合大学培养高质量教师。

　　三、各方合力，为在职青年教师学历提升创造条件。一是为在职教师提供更多学历提升机会。二是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出台相关保障政策，协调教师工学矛盾，保障教师在职提升学历的权益。三是建立在职教师学历提升激励机制。此外，对特岗教师和乡村教师提升学历实施特别的激励政策，如在乡村地区工作10年以上，可免试就读在职学历教育等。

　　四、构建兼顾教师培训和学历提升的在线教师教育体系。全国有研究生招生资格的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应发挥各自优势建立在线教师教育平台，形成国家在线教师教育网络和数据库。深度应用信息技术，优化在线教师教育平台、师资、课程、教学、实践、评价等教师培养的全要素和全过程，尤其注重供给高度个性化、高度自适应性的教师教育内容。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提高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能力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关于进一步提高治理校外学生培训机构效能的建议》。

　　来自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调研数据显示，到2019年年底，浙江有办学许可证的校外培训机构11753家。平均省内一所学校对应2．3家培训机构，每444名中小学学生对应一家校外培训机构。近6成的学生参加了校外文化培训，而且补习正在向低年级、农村、中等生蔓延。

　　张咏梅说，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不否认正常的校外培训，但是很多校外培训已严重偏离了教育的本义。校内课业负担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共同努力下正逐步减轻，但解放出来的时间又都被校外培训占用。如果说学校教育正在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道路上艰难跋涉，那么校外学科培训只为提升分数的做法又把学生拉回应试教育。只用二三十天的假期就教完三四门学科一学期的课程，又怎能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动辄每小时300元甚至800元的收费让许多家庭无力承担，会造成新的教育不公。

　　作为基层学校管理者，张咏梅认为，在职教师兼职校外机构，影响他们在学校工作中时间、精力的投入，更影响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把一个新入职的人培养成称职和优秀的教师，要学校付出了高额成本，要经过长久的锻炼。所以镇海中学严禁教师外出兼职。但是，培训机构高薪挖师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抵挡的诱惑。一旦有教师离职，学校只能临时选人来应急，也让教师“静心教书、潜心育人”变得更为困难。

　　为此，张咏梅建议，市场监管、民政、发展改革、财政、税务、公安等部门应共同发力。家长要理性思维，明白有智慧的陪伴和学习习惯的养成才是提高孩子学习能力最有效的途径。

　　在具体举措上，张咏梅呼吁应尽快在市域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平台，将所有校外培训机构的师资情况、开班情况、学生名单、培训内容、任课教师、上课时间、收费标准统一录入平台。可以公开的公开，不适合公开的在后台做好数据留档，以便于征税、审计、管理等。

　　张咏梅说，提高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能力，必须坚持眼睛向内，解决好学校内、课堂内教育教学不到位的问题。建议加大对学校的投入，尤其是在师资配备标准上将“生师比”改为“班师比”，为中小学实施小班化、个性化教育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建议不能也不应当机械地规定或控制学生的在校时间，而是给予自主权，实行学生在校时间的弹性制，提倡并鼓励学校教师在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辅导。



　　全国两会正在进行，据人民网消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李心草指出，“学琴为考级，考级为拿证”是绝大多数琴童和家长的学习原则，教师的日常教学也常常急功近利。他建议认真论证考级的教学大纲制定、曲目制定及最后的考试方式制定等，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变现状，不如取消考级。” 　　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网友热议。

　　网友热评以下是来自北京日报关于此提案更详细的报道。 　　近年来，学习乐器的儿童不断增加，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孩子“痛恨音乐”。究其原因，中国交响乐团副团长、首席指挥李心草李心草认为，这与目前的考级制度有关。李心草建议：调整音乐类考级方式或取消音乐类考级制度。

　　笔者认为，社会的很多行业都有级别之分：教师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之分；学历有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之分；医生也有不同级别，连围棋还分几段，音乐水平总得有个衡量标准，所以取消考级不太现实，关键是要规范，严格，让学生通过考级真正学到东西，并在学习过程中热爱音乐，热爱艺术，这样才能真正起到美育的作用。

　　部分学生痛恨音乐，问题在教育本身，包括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而不在考级本身，考级只是音乐教育其中的一个水平衡量手段。古人讲：“乐者、乐也”，音乐本身就是快乐的。而目前的音乐教育，很大程度诱了家长及教师的功利思想，很多家长喜欢炫耀、攀比，而不是真正热爱。

　　建议一：低级别以基础教材作为考级曲目目前的音乐考级，基础教材和考级教材是脱节的。基础教材学到一定程度，把考级教材买来，开始学习，这样基础教材很容易停下来。这样就使学生长时间练习考级曲目，违背钢琴教学规律，影响钢琴教学的有序进行。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特别在低级别（1-5级）的曲目选用上，建议将基础教材作为考级曲目。也就是说，当准备考级时，学生会发现考级的曲子已经学过，这样就不用专门准备了，这样就避免了长期练习考级教材的现象，考级就变得顺其自然。

　　建议二：中、高级别选经典作品作为考级曲目特别在中级（6-8级）和高级（9-10级）考级教材编选的教材中，有不少偏远曲目，这些曲子演奏起来不好听，教起来不顺手，相信老师都有这方面体会。学生为考级而考级，考级之后，对这些曲目也忘得一干二净，不会再兴致勃勃地给人表演。

　　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练会的曲目，学生却一点也不喜欢，谈何熏陶，谈何美育！

　　音乐曲目浩如烟海，而这些曲目必定有优劣之分，建议选用有代表性的曲目，让学习乐器的孩子喜欢所演奏的曲子，让家长喜欢欣赏孩子的演奏，这样学生参加考级的曲子就会变成自己的拿手作品，仍然能够参加比赛、演出。而目前大部分考级曲目不适合比赛用，也不适合演出用。

　　建议三：基本练习按级别指定准备，不抽签以钢琴考级为例，每个级别都有音阶琶音，学生把所有的都练会，考级时进行抽签。编者认为，音阶、琶音等基本练习很重要，在教学中有必要按照一定的程序把各组音阶和琶音学好练好，但是，考级时考一组就够了，级别提高还可以更换，把所有的都练好，会浪费时间，降低学习效率。

　　音乐的考级与普通文化课知识的考试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厚厚的课本全背会，考试内容是其中的一部分，学习乐器总不能把整本教材背会，考试抽签，只能提前练会其中的规定曲目。

　　如果学生基本练习中有问题，集中精力练好一组更容易解决问题，把一组练精比把所有组练会更有价值。

　　再者，曲子演奏的技术水平也能反映学生的基本功情况。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小组讨论现场，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何天谷说：“很多专家提出要让戏剧、书法、美术、音乐、舞蹈进入课堂并纳入中考科目，过多过滥会火了培训机构，苦了家长苦了娃。”

　　何天谷建议，在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实施过程中，要注重减轻学生负担。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教培企业总数已超过300万家，仅2020年就净增约34万家；预计到2023年，培训消费市场规模将达3.5万亿元。

　　其中，面向K12的培训机构，深受资本关注。2020年，培训业中面向K12的机构数量和学生规模占比分别达到25.8%和18%；在融资额最大的10笔交易中，涉及K12的有8起；而市场估值最高的10家“独角兽”教培企业，涉及K12的就有6家。

　　“培训机构在学科培训领域的过度聚集，导致行业恶性竞争日益加剧，而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等领域的培训需求却得不到有效满足。”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上海中华职教社副主任胡卫在发言中也指出，未来一个时期，必须持续推进培训机构的规范整治工作。同时，对于培训业所累积的系统性风险和转型中所出现的行业性问题，也必须引起高度关注和重视。

　　在胡卫看来，适应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强化政府主导，划红线、搭平台、给出路，促使培训机构回归正道、转型发展、释放风险。

　　胡卫建议，尤其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资源对流、业务下沉、动能转换，鼓励培训机构投身公益培训、助推学校教育、参与家庭服务、转办职业培训，引导其为提振内需和促进消费做贡献。